第二节 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
人类独有的创造、运用语言的能力，与人类具备而其他物种所没有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把人类语言看作人类的天赋，看作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恩赐，亦未尝不可。
人类之所以会有语言，原因之一是人类具有能够发出各种声音的特殊的发音器官。动物依靠四肢爬行，决定了肺部气流呈直线状由嘴巴呼出，由于气流在口腔中没有受到较多的阻碍，所以一般动物的发音都比较简单。而人类在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肺部气流通过喉头由口腔呼出时正好形成一个直角，同样的气流便受到较多的阻碍，再加上人类通过口腔的各种变化可以对气流进行各式各样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人类可以发出更多的声音。气流由动物的直线呼出到人类的转弯呼出，构成了语言产生的生理基础。
人类之所以会有语言，原因之二是人类的心智活动，即大脑活动已经进化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根据科学家的实验，生物体的心智活动由低到高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1：简单反射阶段，条件反射阶段，工具阶段，符号阶段。在简单反射阶段，生物体的反应不受意志的支配，如射向眼睛的光线逐渐增强，瞳孔就逐渐收缩，这是生物体的本能反应。在条件反射阶段，生物体对外界的反应是依据过去的某种经验，如训练一条狗，铃声一响就给它食物，时间久了，狗一听到铃声就知道有食物可吃，这时狗获得这一消息不是通过真正的食物，而是铃声。在工具阶段，表现为生物体借用外界的力量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黑猩猩看到树上的香蕉，伸手够不到。它看到旁边有根棍子，于是就用棍子把香蕉从树上打了下来。工具阶段的关键，是借用工具实现对外在世界的控制。黑猩猩之前或许没有吃过香蕉，即使吃过也许早已忘记，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想到打下香蕉是为了饱餐一顿。总之，黑猩猩用棍子打香蕉和它是否要吃香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用棍子打香蕉这一连串的行为终于发生了。在符号阶段，生物体开始赋予符号一定的意义，并借用符号实现对外界有意识的控制，这正是人类心智活动的表现。黑猩猩的心智活动绝大多数限于简单反射和条件反射阶段，偶尔也可进入工具阶段。可是，如果想让它进入符号阶段却很难。科学家用实物、图像、颜色训练黑猩猩，想让它像人类那样掌握一系列符号。经过长时期的训练，它们也只是学会了几个简单符号而无法继续扩大。因而，尽管黑猩猩已经具备较高的心智能力，但由于它们的心智活动没有进入到符号阶段，所以从根本上讲不可能产生语言，当然也就不会使用语言。而人类却可以凭借已经进到符号阶段的心智活动发明、创造并使用语言。
人类之所以会有语言，原因之三是人类族群性、社会性的存在方式。人，论力气比不上牛、熊，论奔跑速度比不上斑马、羚羊，论攀爬能力比不上猴子、松鼠，论牙齿锋利比不上老虎、狮子。人，既不能像鱼那样在水中自在地游来游去，也不能像鸟那样在天空中毫不费力地飞来飞去；既没有狗那样灵敏的嗅觉，也没有猫头鹰那样在黑夜中也可以辨识秋毫的视力。但是，人类具有其他物类所没有的族群性和社会性。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人类可以相互交流、协同劳作，并在统一的行动中刺激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一次次的集体劳动实践增进了人类相互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也在一次次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完善。
人类学家推测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进程：首先是手巧的人（homo habilis）的出现，即能使用工具的人，根据其化石定在180万年到240万年前；其次是直立的人（homo erectus），根据其化石定在30万年至150万年前；最后是智慧的人（homo sapiens），根据其化石定在从35万年前开始。
手巧的人，即能人，脑容量明显增大。在他们的脑壳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布罗卡区的凸起部分。布罗卡区是人类语言产生的必备的大脑区域，从大脑的进化上看，能人大概拥有了人类最基本的语言神经通道。直立的人，其脑容量从600～750毫升增长到800～1000毫升，更大的脑容量使直立人能在自然界中完成空前的发明创造，并且具有了发出有意义的声音的可能。考古发现，晚期的直立人，或者说早期的智人，已经能够有计划地在一起狩猎，并已形成颇有秩序的聚居生活和工作的区域2：
1995年，在马格德宝西部的舍宁根附近，在数以千计被屠杀的马骨头和很多篝火底部中间发现了五把有40万年历史的长投掷矛。在另一处遗址，耶拿附近的比尔青斯雷本，似乎也有至少41万年到42万年前的长期直立人居住地，并且还有宽度为3到5米的“房子”和一个很大的、一定是用于集体仪式的平铺的区域，还包括集中的和分散开的人类遗迹。这个遗址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骨头制品的集合地，还表明制造骨头、木头和石头的人类加工厂是确实存在的。
它提示我们，当时若没有相互交流、统一行动的语言的存在，40万年前的这一复杂社会图景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在人类语言起源的历史上，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词怎样出现的？一是句法怎样产生的？
直立人能够说出一些简单的词，如hunt、look、dog、cow等，或许还会增加一个音节如ed、s来表示不同的意思。由于发音器官的进化，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气流，或许还会改变其中的一个发音，如把dog说成fog，把cow说成low，从而形成另外一个词语，表达另外一个意思。他们能够把词进行简单的组合，如把big和dog组合，把eat和apple组合，从而表达更丰富的思想。可以说，在直立人那里，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特征基本上已经呈现。
在直立人和智人之间，我们还应该提到尼安德特人。从目前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舌骨化石来看，他们的舌头和后来的智人舌头一样灵巧，这暗示了他们已经可以经常地、流利地说话。进一步增长进化的大脑，使他们可以制定一些短期的目标，并尝试去分析和评价这些目标。从词的方面来讲，他们不仅拥有更多的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的实词，也拥有了一些抽象的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参照的虚词；从句法方面来讲，通过对实词和虚词的巧妙组合，他们能表达更细腻的思想。一些趋向动词、方位介词、疑问词、感叹词频频出现，一个个通过一定句法联结的表达稍稍复杂思想的句子就这样出现了。
智人1400毫升的脑容量已经接近现代的人类，从其他生理结构来看，他们拥有今天人类说话所具备的身体特征。大约在几万年前，智人进入了一个加速的人类进化时代。他们用骨头、象牙、石头和木头制造出各类手工制品，用点、线、几何图形记载着大自然季节的运行与时间的流逝。在许多山岩洞壁中，他们用各种色彩绘制出一幅幅美妙的图画，用刻刀雕刻出一个个凹凸有致、错落有序的图案。可以说，人类进化到这一时期，已具备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们不仅能用语言描述、规划现实世界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借助语言展开联想，去做一些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纯粹心灵世界的感悟。人类基本上已经能够利用语言把握这个世界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对外界声音的模仿。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叫声，人类加以模仿，于是就出现了指称相应动物的语言。如汉语中māo（猫）、yā（鸭）、bùgǔ（布谷鸟）这三个语言符号，就是从对现实世界中猫、鸭、布谷鸟叫声的模仿而来。这种解说有很大的不足，因为现实世界中除了猫、鸭、布谷鸟，还有其他许多动物，如猫头鹰、狼、猪、狗等，人类对它们的命名就不是模仿其声音。再者，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人们把猫叫cat，把鸭叫duck，也不是通过摹声的方法创造语言。而且，人类语言除了可以指称能叫的动物一类，还存在大量的可以指称无声植物的词汇，甚至可以表达不可见、不可闻的抽象概念。面对这些语言内容，摹声说又该怎样解释呢？
与摹声说观点相近的，还有感叹说。事实上，感叹说犯了与摹声说同样的错误。因为语言中的感叹词毕竟很少，面对语言中那些大量的非感叹词，感叹说无疑会捉襟见肘。
劳动叫喊说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劳动过程中伴随劳作的叫喊，这些叫喊先是变成劳动号子，之后演变为原始语言。其实，劳作中的叫喊是为了协调劳动者的动作、减缓劳动疲劳而发出的类似动物的叫声，它不但与劳动的具体对象无关，其中也不蕴含任何劳动的意义。而且，几个简单的劳动号子是怎样演变成众多的语言符号这一语言产生的关键，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语言产生于社会契约。什么是社会契约呢？就是大家共同订立一个人人遵守的社会规则，语言的社会契约就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制定一个用什么音代表什么义的语言规范和标准，大家按照这个规范和标准来进行交流，于是语言就产生了。这种观点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大家制定社会契约，首先要有一种共同商约的工具作为前提。如果当时有这样一种可以共同商约的工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可以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既然有了语言，何必要再创造另一种语言呢？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种可以共同商约的工具，就意味着连共同商约的机会和可能都不存在，既然这样，社会契约下的语言又怎么可能出现呢？
在众多的有关语言产生的观点中，手势说的影响算是最大的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手和身体所形成的各种动作，人类最先就是依靠这种无声的手势语进行交际的。手势语来自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姿势，不同的劳动姿势构成不同的语言符号，从而表达不同的意义，人类以此满足日常交际的需要。后来，人们在手势语的基础上，逐渐创造发明出音义结合的有声语言。从生理学和人类学方面看，手势语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3。比如，从人类个体的生长发育看，儿童对手势、身体姿势、面部表情所传达意义的理解先于对有声语言的理解；人类的祖先——猿，用它们发明创造的手势语进行交流，有许多手势语与现代类人猿相同，而现代类人猿除了用简单呼叫进行交往外，也用简单的手势彼此传递信息；大脑神经心理学认为，人类胚胎中支配手的活动的大脑中枢发育得比较早；黑猩猩尽管不会说话，却能掌握手势语，使人与受过训练的黑猩猩可以用手势语进行简单交流；美国西部草原上喀罗人至今还借助手的动作、身体姿势、面部表情进行长时间日常交际；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有一个四万人组成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一样发出有声语言，却能用手势语进行长时间的情感和思想的交流。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居民中，除了使用分音节的有声语言，还使用一种十分复杂的手势语：如果两个人相距较远，说话声音很难让对方听到，他们就用手势语代替有声语言；如果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在守寡期间，也只能用手势语进行交际。一位人种学家还对澳洲阿兰达部落所用的手势语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个部落的手势语共有四百五十多个，它们不但能指称具体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表达抽象的概念。如果表达“你的兄弟死了”这个意思，他们就借用三个手势语：第一个是表示“兄弟”的手势符号，第二个是表示“已经”的手势符号，第三个是表示“死亡”的手势符号。三个手势连续地做出来，“你的兄弟死了”的意思就成功地传递给对方。由此可以看出，人类语言产生于手势语的说法，较摹声、感叹、劳动叫喊和社会契约更具有合理性。
不过，目前对语言如何产生远没有形成共识，因而手势说也仅是代表了部分人的观点。有人认为，每一种动物都有仅属于自己物种内部的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如蜜蜂的舞蹈，萤火虫的闪光，蜘蛛的振动波，海豚的超声波，鳗鱼的电流，蟋蟀摩擦翅膀，白蚁头击洞壁，鸟儿婉转歌唱，它们对信息传递方式的掌握都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人类的语言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它并不存在一个由摹声、感叹、叫喊、手势到真正人类语言的逐渐演变进化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最初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就是意义的结合体，就和人的思维能力联系在一起，就具备语音、词汇、语法这三个要素。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在故意回避对语言产生问题的探求，最终只能把语言归结为神授或人类在远古某一天的突然顿悟。世界各地频繁出现的狼孩、猪孩、熊孩、猴孩的故事说明，即使是人类的后裔，不经过人类社会和语言的实际学习与反复实践，也不可能掌握人类的语言。人类语言的产生，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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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语言化了的世界——对城市生活的文学沉思4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深深地陷于语言的重围之中。我曾经认为那只是和我的职业及生活方式有关，一开始并没有由此去推想别人是否也如此。虽然我日益厌倦这种和实际生活严重脱离的状态，时时想投入到另一种更为活跃、动荡、充满感性色彩以及可能性的生活方式里去，但由于积习已深，思想的固执和语言化倾向总是一再妨碍我，使我对自己的某些试图远离语言的行为产生怀疑。我甚至不无沮丧地以为：我已被语言所异化，无可救药了。
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一度使我萌生仇视写作的冲动。我的一位朋友多次向我指出不要过分迷恋乃至崇拜语言；她说语言不是一切，别以为语言背后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同的真实世界，再说真实世界肯定要比语言的描述有价值得多。她还希望我尽可能地远离文字操作，恢复业已废置了的感性，别把自己弄成一个单向度的人；特别不要以为能娴熟地驾驭文字就等于驾驭了一切——生活和世界都是远远地丰富于语言的。我的朋友这样反复强调。
应当说，这番话确实引起了我的反省，尽管我努力为自己辩护，然而没有什么比这种辩护更无力的了。继而我想，“语言化”是否仅仅是我个人的状态呢?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职业本能再度促使我以此为动力，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愿望。
其实我们都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各种语言包围了。我们的用语已失落了个性，成为到处流通的交际货币。新闻用语、日常用语、商业用语、技术用语、行业用语几乎覆盖了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我们本来最应该个人化的知觉、感情、想象、动机，也被某套通行的习惯化了的语言包装起来，成为可以相互交换的东西。城市文明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都可以用语言来予以陈述并获得必要的解释及评判，我们可以坐着一动不动地仅以谈话的方式来决定行动，以至谈话本身就因此成为最重要的行动。城市里愈来愈多的人，行动能力大大地退化，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则大大地发达起来；或者说，他们的行动能力已经不可逆转地表现为语言能力了。语言是如此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在，差不多成为城市人彼此合作、协调关系、利益分享、业务介绍、工作商谈、社交活动和私人往来中的全能通信者，它是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媒介，达到目的的工具，沟通的途径，它根本上已成为一种时刻存在着的生活方式。
城市语言永远是不定型的，新词涌现在每一个早晨，流行语像潮汐一样涨起又退下，人们备受形形色色支离破碎生命短暂的语言冲击。新闻用语愈来愈简短，试图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生活中的日常用语不断自我淘汰，花样翻新；商业用语在电视广告和报纸广告中频繁出现，几乎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句式和格调；技术用语日新月异，还借用了无数外来词；行业用语则几乎成了“黑话”——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丧失了个性也丧失了单纯性的语言超级市场里，只听到各种叫卖声和临时的成交谈判声不绝于耳，而我们谁也不能例外。在这个被语言装饰得光怪陆离的超级市场中，还处处充斥着文字标记、文字指示牌、文字示意图、文字招贴、文字标价和文字说明，文字重重叠叠使我们看不清文字所指的事物。对文字的信任就成了对文字的盲从，我们除了文字又能相信别的什么呢？新闻、广告、宣传、虚构，就是这样乘虚而入并进一步强化人们的依赖性的。
于是人们就靠语言文字的中介来接触世界、了解真相和各种与他们有关的事件的动向了。对他们来说，语言文字是最好的缩略方式。
因为靠语言文字的广泛阅读，城市人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束缚，可以把他的视线和想象投向世界，他可以不经过自己的亲历，知道超过个人经验千百倍的人生和事件。这样，城市人对任何事物的评价指标就能够定得很高。因为语言文字向人们介绍得太多的缘故，城市人中眼高手低者已成为一种潜在的多数派。这些看得多做得少的人就很自然地变得口味挑剔，眼界极高。他们受了语言的影响，把对世界的语言陈述等同于世界本身，进而把议论生活等同于生活本身。城市中有一大群以语言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纯粹是生活在语言之中，并通过他们的努力，把全体城市人的生活都渐渐地引向不同程度的“语言化”。教授、律师、记者、作家、播音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以各自的语言方式影响了城市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他们彼此模仿和援引，形成了一套因不断重复而得以强化的语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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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家都知道得很多，交流就因为重复太多而显得困难了——寻找一个什么新鲜话题呢？在描述一件新鲜事的时候，冗长的、附加的、起承转合的语句就成为多余的冗词赘语。为了追求效率，城市人说话变得日益经济和简要，慢悠悠的闲聊是件过于奢侈的事了。人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听到尽可能最多的消息；于是，摘要性的语言，片断性的语言，甚至是不完整的语言盛行起来了。书摘、文摘、几秒钟的广告用语、电报式短句、言简意赅的通信、便条、三言两语的电话，都是城市语言交流实用化和经济化的反映。
城市生活的瞬息多变，相应地使那些用来陈述它们的语言拥有一种短暂的“当前性”。量多面广的新词汇和新句型，成为一阵又一阵的语言浪潮，几乎要把人们淹灭。语言的商业化、新闻化和大众化，使语言的纯度受到无情的削弱。实用，有效，快速，通俗易懂，使城市语言在极度丰富的同时又显得苍白单调。城市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而他们见多识广则是借助于语言，因此他们的亲历恰恰是见少识窄的。城市人都能说各种各样的事，然而几乎没有一件事他是知道得完整的，那是由于更新的语言陈述总是把他引诱过去，使他不可能长时间地把注意力停留在某一特定的语言陈述里。城市人都是能言善辩的，但是他们中间极少有自己系统思想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系统思想都仅仅在他的大脑表层划出一道浅痕。城市人中擅长交际的人大大多于从事研究的人，那是由于交际仅仅需要肤浅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并不要求对某一领域有专门的深入研究。而城市语言的芜杂显然是有助于人们的语言交际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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