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起源

经济学家关注语言起源的问题由来已久。亚当·斯密对人类语言的最初情形做了一些猜测^注1：他首先假定有两个还不会说话的野人，这两个野人碰到一起，要进行交流，要表达个人的需要与愿望，就要进行言语博弈游戏（博弈），从而形成最初的语言。斯密是语言演化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劳动形成了人类语言。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认为语言起源是自发秩序的结果。在以往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启发下，我们认为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制度，也许是最早的制度，是元制度。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人的行为、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当我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审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时，制度既可以是构建的，也可以是演化的。

从发生说的意义上探讨语言起源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口头语和书面语（即我们说的文字）区别开来，因为二者的起源，从动力结构看，是有差异的。平常我们所说的语言从狭义上讲就是口头语言，所以我们把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区别等同于语言与文字的区别。用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研究语言起源问题的文献很少，但是很重要。语言何以起源或产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语言是超智慧的构建，另一种认为语言是人类行为自发演化的结果。构建论者往往认为语言或者由上帝或者由其他超智慧的力量构建，演化论者则认为语言完全是人类自发行为的结果。那么语言起源到底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更注重于演化论。某个新奇声音偶尔创生，让人感觉到此种声音可以指示一定事物，于是新奇的产生，激起人们的相互模仿，在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后，最后成为社会约定的规则。我们对语言的起源的判断虽然包含着猜测的因素，但是我们偏重于语言是人类自发行为的结果，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个人在新奇声音的发生时，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那么这个声音就不能称之为语言。扩展为多人世界，某个新奇的发生，取决于大家的模仿与试错，最后形成统一的规则。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性地认为：语言是人类行为演化的结果，而演化在语言起源上最基本特征就是新奇的创生，新习惯用语的发现以及多方的模仿与反复试错。

文字是记录口语的视觉符号形式，其历史比口语的形成较为短暂。虽然语言（口语）是长期的无意识的演化选择生成，但是具体文字制度却基本上或主要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由社会精英和超智慧的力量来完成。我们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相传中国的文字就是由仓颉构建，也许这个例证具有猜测的性质，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嬴政“书同文”的政策，并没有规定“语同音”，秦始皇能够统一全国的文字，并没有也不可能统一全国语言，而后全国以李斯的峄山碑的小篆作为规范的书写形式。那么，小篆这一文字形式（制度）就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以后的汉字书写形式都是由小篆演化而来。如果在当时采取另一种文字制度，如今的汉字则很可能演变为另一种结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废除繁体字，于1956年公布的字母表，规定使用简化字，简化字的字形属于权威主义的构建。在这里我们归纳为一个命题：语言是演化的，文字基本上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但是从长期来看，文字也是演化的，文字的构建也要遵循人们的习惯和对方便的要求（黄少安、苏剑，2011）。虽然语言是演化的，文字主要是构建的，但是，演化和构建对语言文字而言，是共同发生作用的。黄少安（2007）认为，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的不和谐性就会消失，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例如从秦始皇的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字体，这也许是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的繁体字，形成简化字，也许又是一个局部的和短期的均衡。

总之，我们认为语言起源遵循着这样一种演化的逻辑。某一新奇的突现，可能会吸引别人去模仿，通过模仿可能会促使这种新奇扩散，通过反复试错、适应，这种新奇得到普及。当然在语言学中这种新奇指的是新习惯用语的出现。可能在模仿中会有创新出现。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