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故事

古英语词汇多样性的第二个主要源头是斯堪的纳维亚语。早在8世纪80年代，维京人就曾在不列颠露过脸。尽管如此，古挪威语的词汇要在英语中开始崭露头角，却还得再过一个世纪。双方的首次接触载于《帕克尔编年史》，在有关787年的记述中（实为789年，这位抄写员还犯过另一个誊写错误，使古英语文本的研究变得越发复杂，见第43页，结果是，从754年到845年，其间总是短了两年），有这样一条记载：

这一年，国王贝奥特里克（Beorhtric）迎娶奥法之女伊德布尔（Eadburh）为妻。在喜庆的日子里，破天荒来了三条大船。于是采邑总管（即国王派驻县郡的地方长官）策马前去迎接，想要劝他们前往国王的行宫，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结果他们杀了他。这些便是抵达英格兰的首批丹麦船只。3

这次攻击——事实上，其发动者很可能是挪威人，而不是丹麦人——发生在南部，即在多塞特沿岸一带；而随后的几次突袭则转向了北部地区。793年，林迪斯芳修道院被掠夺一空，接着是贾罗（794年）和爱奥那（795年）。短暂停息之后的入侵，据《帕克尔编年史》的记载，开始于9世纪30年代中期，全部都在南部沿海一带，从康沃尔一直打到伦敦。从851年开始，每逢冬季，在泰晤士河口安营扎寨便成了一项例行公事。当时还没有永久性的定居点，也很少有向内地迁移的，但在865年，一支丹麦军队突然抵达东英吉利亚之后，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攻占了约克。诺森伯兰也随即陷落。从9世纪70年代开始，丹麦人的定居点便迅速激增，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帕克尔编年史》在记载876年的史实时，曾经提及一个丹麦首领：“这一年，哈夫旦（Halfdan）享有整个诺森伯兰，他们从事耕作，自食其力。”

但对麦西亚和韦塞克斯的入侵却遭到了联合抵抗，特别在伯克郡，埃塞尔雷德国王和他的弟弟阿尔弗烈德在阿什顿（Ashdon）大败丹麦人（870年）。后来，阿尔弗烈德国王于878年在伊森顿（Ethandun，今爱丁顿）大战告捷，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丹麦统领古斯里（Guthrum）遂同意撤离韦塞克斯，退回东英吉利亚，之后又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886年，阿尔弗烈德与古斯里签署了一份协议，从此阿尔弗烈德掌控了伦敦，而古斯里则掌控了英格兰东部的一片地区，因为这里实行丹麦法律，所以成为所谓的“丹麦法地区”（the Danelaw）。这片地区从泰晤士北部沿岸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利河（the River Lea，埃塞克斯边界），然后沿利河北上进入贝德福郡，再沿乌斯河延伸至瓦特林大街一线（第51页）；再往北走，其边界就不甚清楚了，但从地名所提供的证据看，丹麦人最终到达的地区包括了北部全境和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大致位于柴郡和韦塞克斯之间（见第51页地图）。在整个这片地区，用斯堪的纳维亚语命名的地方共有2000多个，主要分布在约克郡、林肯郡、英格兰以及中东部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姓氏分布（比如以-son为后缀的Johnson，Henderson，Jackson等）也显示，其在整个丹麦法地区都非常集中，而这一倾向早在《土地志》（1086－1087年）中就有过记录。根据早期中古英语资料的记录，在约克郡和林肯郡的北部地区，60%的姓氏都源自斯堪的纳维亚。

这段时间里，英语的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地名。很多都易于辨认。有600多个地名以-by结尾，如Rugby［拉格比］和Grimsby［格里姆斯比］，这一词尾原为古挪威语单词，“农场”或“市镇”之义，而另一个成分则通常都是人名（这里的两个例子，就分别表示“洛格的农场”和“格里姆的农场”），但有时也指一般性特征，比如Burnby［溪水边的农场］和Westerby［西边的农场］。还有很多地名的结尾是-thorpe［意为“村庄”、“偏远的农场” ］、-thwaite［意为“森林中的空地”］或-toft［意为“宅地、住地、农庄”］。也有一些是各种要素的大杂烩，比如Althorp，Milthorpe，Braithwaite，Applethwaite，Lowestoft和Sandtoft。有时，整个名字就是一个独立的古挪威单词或是两个单词的组合，以村庄为例，叫Toft的有六个，叫Thorpe的有十几个，而Crosby和Skokholm则是两个名字的组合形式，前者义为“十字路口附近的农庄”（源自kros + by），后者是彭布鲁克郡的一个小岛（stokkr“水道”+ holmr“小岛”）。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细心，才能断定某个名字是否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因为古英语单词内部也有形式和意义都很相似的单词。比如Thorpe，古英语中也有一个，拼作þrop或þorp，“村庄”之义。具体地说，虽然萨里郡有索普（Thorp），多塞特郡（Dorset）有索罗普（Throop），但二者都与丹麦人的定居地相距甚远。假如我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总能反映出丹麦人或挪威人的定居点，我们同样必须小心谨慎。有一种可能是，一位来自丹麦的贵族，虽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盘上，却可能选用斯堪的纳维亚地名，以示自己是当地的“皇族”。一些表示关系的地名，如Netherby［荷兰农场］、Westby［西部农场］等，就很可能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冒出来的。另一种可能是，这里虽然是盎格鲁-撒克逊社区，却自愿采用古挪威语作自己的地名，原因可能是借以表示与新来者所建立的某种社会关系。无论社会情况到底如何，在整个丹麦法地区，地名使用范围广泛，影响深远。

在英语地名的历史上，还有一个方面也涉及语言的糅合。古挪威语和古英语可以并肩存在，共同出现于一个名字之中，是为所谓的“混成”（hybrid）名字。要明白这种混成，我们得首先知道英语地名中那些常用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素，比如嵌板3.8所列举的那些。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不列颠的绝大多数地名都包含有这些语素，或是单独使用，或是组合使用。大多数组合形式的结尾都是-ingas，意为people of（之人），比如Hastings［哈斯丁斯］即Hœstingas，意为people of Hæsta［哈斯塔人］，又如Barking［巴尔金］即Berecingas，意为people of Berica［贝利卡人］。也有些组合形式只用英语的语素，比如Birmingham［伯明翰］即Beormingaham，意为homestead of the people of Beorma［贝奥马人的家园］，又如Uppingham［阿平厄姆］即Yppingeham［伊平厄姆］，意为homestead of the people on the higher land［高地人的家园］。不妨来点开心乐子：把古英语的语素组合起来，创造些可能的英语地名，然后看看在这些地名中，到底哪些是真正存在过的，比如Churchdean，Hearthridge，Bridgecombe，Comberbridge之类。但是，当碰到某些混成地名时，这个游戏可就玩不下去了。这些混成地名如Stackpole（斯塔克普，位于威尔士西南部，义为“峭石边的池塘”，来自古挪威语stakkr +古英语pol）或Finedon（法恩登，位于诺森伯兰境内，义为“民众聚合之谷”，来自古挪威语þing +古英语dene）。当然，如果碰到Bewcastle这样的词汇，那也是玩不下去的，这个词中确有一个古挪威语语素，但与其结合的却是源自拉丁语的一个古英语单词，其义为“位于罗马驻军之地的处所”（buð + ceaster）。这种类型的混合十分常见，尤其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一个古英语勘界人，两人的名字如果混合在一起，则更是惊人地常见，比如tun（意为“农场，村寨”）。我们知道，Ulfr［乌尔法人］，Skurfa［斯克尔法人］和Sigge［西格人］都曾定居北约克郡，因为他们的名字在Oulston［奥尔斯顿］、Scruton［斯克鲁顿］和Sigston［西格斯顿］中留下了记录（见嵌板3.9）。

在地名上，不仅古挪威语与古英语之间有多种关联，而且在古挪威语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丹麦人并不是唯一的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挪威人早已抵达不列颠，但他们经由另一条路径，沿途进攻过苏格兰的赫布里底斯群岛、爱尔兰（都柏林于836年陷落）、北威尔士以及英格兰的西北部（10世纪早期）。相应地，在英格兰东北的西部地区，他们建立了很多定居点，但在奔宁山脉一带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举例说，挪威人曾设法进入了约克郡，而丹麦人则进入坎布利亚郡。由于这两种古挪威语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有时还可以根据地名的拼写，判定其源头究竟是挪威语还是丹麦语。例如表示“临时住所”的词。在挪威语中是buð，但在用作地名时，其在今天的拼写形式则有bouthe和buthe等；而在丹麦语中，该词的对应词为boð，发展到今天，其现代形式为bothe和booth。坎布利亚有个村子叫Bouth［布斯］，兰开夏也有一个村子叫Bouth［布斯］，前者是挪威语，后者却是丹麦语。也有一些地名显示，古挪威人的先祖曾取道爱尔兰，而后才进入英格兰的，每当发现这样的地名时，其间的区别就更加有趣了。比如，坎布利亚和约克郡各有一个Melmerby［麦尔墨比］，意思都是Melmor’s village［麦尔墨人的村庄］，但Melmor却是一个爱尔兰词，意为servant of Mary［圣母玛利亚的仆人］。有些地名还拥有凯尔特语的发音，比如坎布利亚的Brigsteer［布里格斯梯尔］，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bridge Styr［斯梯尔桥］，也即Styr’s bridge［斯梯尔人的桥］。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叫Steerbridge？原因可能是斯梯尔人（Styr）接受了爱尔兰人的影响，因为在凯尔特语中，名字作修饰词使用时要放在名词之后。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在古挪威人开始其定居时代以后，得到了相对较快的记录，这原本也在我们的情理之中的话；那么，用于口头和书面的一般词汇又如何呢？事实上，古英语中的首批斯堪的纳维亚借词，见于阿尔弗烈德和古斯里签署的《韦德莫尔条约》（Treaty of Wedmore，886）。Healfmarc［半个马克］源自mQrk，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货币单位，liesengum是liesing［自由］的变体，来自leysingiar。另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约克文本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文本、几种北部地区的福音书（《林迪斯芳福音书》和《拉什沃思福音书》）以及少量的其他记载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名。但它们的数量并不很大，这段时间进入古英语的古挪威语词汇大约只有30个，其中的一些见嵌板3.10的前半部分。除少数一般词汇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术语，内容涉及丹麦法的实施和对整个地区的管理，也有社会结构、文化场所或文化活动，如航海和打仗之类。因为实用性非常狭窄，所以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和势力一旦衰败，它们也就难以在后来的英语中继续存在。

政治势力的衰败似乎开始于900年左右，当时的丹麦法地区，已逐渐重新回到西撒克逊人手中。到920年，英国人的控制已经远至诺森伯兰；而在937年的布鲁南博尔之战（battle of Brunanburh）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苏格兰人的联合被彻底打败，这场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后，命运的转折似乎已经不可逆转。954年，约克的最后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埃里克·布拉达克斯（Eric Bloodaxe）被驱逐。埃德加国王（959－975年）颁布法律，承认英吉利人和丹麦人有权保留自己的风俗习俗。但随后的和平却没能长久延续。10世纪80年代，丹麦人再度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无不大获全胜。其中之一发生于991年，在埃塞克斯的马尔顿，丹麦人击败了东撒克逊伯爵拜斯诺斯（Byrthnoth），在《马尔顿之战》（the Battle of Malden）中获得了诗的永恒。在随后的时间里，冲突持续不断，丹麦人节节取胜，于1016年达到巅峰。当年，埃塞尔雷德国王战死，丹麦王克努特（Cnut，即Canut）一举登上英吉利的王座。结果是，很多丹麦士兵自愿留在英格兰，新一轮的丹麦人定居点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一次，他们所发现的那些地区，远远超出了丹麦法的原有区域。

这次新的丹麦统治，从1016年一直持续到1042年，先是克努特（至1035年），后几年则是他的儿子哈狄克努特（Hardecanute）。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其社会地位一定有了显著提升，使用也必定更加频繁，一是因为来了一个全新的丹麦贵族阶层，二是因为克努特宣布（1018年）将继续推行埃德加时代的法律。至于这些新的用法是否能够为英吉利所理解，是否需要经过翻译，我们将在下面讲到。但它们的作用想必都非常巨大，既近似于一个世纪以后的诺曼法语的影响，也近似于17世纪初的苏格兰宫廷对伦敦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曾被视为落伍的或异己的词汇，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用语。其中的部分词汇甚至在哈狄克努特死后还声望依旧。盎格鲁-诺曼人“告解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当选国王之后，一种新的诺曼文化开始对英国宫廷产生影响，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法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却并行不悖，皇宫里的几个高级职位依旧掌握在丹麦人手中。关于当时的权力平衡问题，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地位和权力等的日常冲突必然也会有所反映；而大量的不同口音、多样的话语风格、强烈的语言倾向等，都是这些冲突的载体。模仿丹麦人或诺曼人的说话方式，无疑是不少宫廷弄臣的惯用伎俩。

尽管丹麦人定居点众多，时间也长，尽管丹麦语已然成了一代人的强权语言，但在整个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单词对古英语词汇的总体影响却始终微乎其微，在各种古英语文本中能够识别的词项也仅仅只有几十个。事实上，在9－12世纪的古英语中，即便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语单词都尽数算入，所能得到的数字也依旧小得惊人——约150。而进入现代英语的则仅有25个左右。如何解释这种缺失现象曾是不少讨论的共同话题。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样：由于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广泛使用，西撒克逊方言的地位得以提升，成了高雅的文学语言，到公元1000年时，其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成了一种抄录标准（scribal standard）。而丹麦语的使用却受区域限制，难以做到广为人知，无法建立自己的公信度。当时的政治中心位于南部，先是温彻斯特，后是伦敦，均在丹麦法地区之外。后期的一个相关因素可能是，面对日渐增长的诺曼影响，丹麦词汇的优势已是江河日下。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时间。接受丹麦法的总体期限非常短暂，丹麦法时代仅仅维系了50余年，克努特时代也只有26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那些以丹麦为主题的、能显示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典范的原创性文学作品，一件也没有流传下来（而早期中古英语时期，如我们将看到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事实上，现存抄本中，属于这段时期的东西根本就没有。

如果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故事就此结束，那么从语言学的维度说，它在英语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充其量不过细浪一条。但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相交的时代，却发生了某种出人意料的事情。虽然尚无书面记载可以利用，但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却在英语中逐渐立稳了脚跟。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从大约1200年开始的最早的中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数以千计的单词都属古挪威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文本如《欧拉姆书》（Orrmulum）和《丹麦人哈威洛克》（Havelok the Dane）（第196页）中，尤其如此。这些单词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在12世纪都如期到来。历史地看，当时的英格兰正处于诺曼法语的统治之下，与斯堪的纳维亚并无什么重要联系。加之借词的确立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只可能是古挪威语单词。在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它们有如暗流一般，始终在涌动，经过了俗语化的发展后已被广泛使用，而现在终于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毫无疑问，很多这样的单词都已根深蒂固，因为它们竟然开始取代某些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以表示take［拿取］的单词为例，其古英语形式为niman；而古挪威语taka在英语中的最初形式为toc（=took），见于11世纪后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72年时），但到中古英语晚期时，take已经完全取代niman的功能，成了一个通用的英语词汇。通常情况下，被取代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都会在地域方言中存留一段时间。Nim［窃］源于niman，后衍生出steal［偷窃］的意义。作为方言词的nim，直到19世纪仍在使用，而作为俚语（据艾利克·帕特里奇）则一直沿用到20世纪。4所以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方言中看到它，或作动词使用，或作代名词使用，如nim或nym均表示“小偷”（thief）的含义（试比较Nym，即福斯塔夫那个伙伴的名字）。

要完整地讲述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故事，我们必须再进入下一个纪元。中古英语时期，古挪威语实际上进入了所有的词性之中。我们可以从名词burðr而得birth，从动词vanta而得want，从形容词illr而得ill。副词þrar还衍生出throli［热心地、狂暴地］，但该词在16世纪就已经消失了。还有一些单词，连同它们的基本语法功能，也都一并借了过来，比如代词baðir，其源头是baðe，现代英语作both；又如介词til，其借用结果即现在的till；甚至还有连词ok（=and），该词曾一度被用于几个早期的中古英语文本之中，比如在《欧拉姆书》中，其拼写为occ。

斯堪的纳维亚语借词，在日常使用中到底如何，可以从下列单词中看出，它们都已进入现代标准英语：

anger, awkward, bond, cake, crooked, dirt, dregs, egg, fog, freckle, get, kid, leg, lurk, meek, muggy, neck, seem, sister, skill, skirt, smile, Thursday, window

现代标准英语中，来自这个时段的斯堪的纳维亚单词，其总量究竟有多少，迄今为止仍不清楚。这有多种原因，一则有些单词的词源仍旧不能确定；二则因为有些单词虽在使用，但有严格限制，所以其形式难以具有再生性，比如gaggle，其源头是古挪威语gagl［幼鹅］，但今天，只在提到整群的鹅时才会用到它。多数意见认为，这类借词的总量在400到500之间。但总量的计算还取决于你所计算的是哪些单词，比如sky，在几十个复合词中都可以见到（skyjack，skylight，skylark...）。如果将这些都计算在内，则总量将达数千之多。

但是，也没有理由将我们的统计仅仅局限于标准方言之内（见嵌板3.11）。还有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单词，其实都已保留在英格兰的众多地域方言中——从现已实施的方言调查看，已知的至少有600个，而真实的数字一定在1000以上。其中有很多都见于英格兰北部或苏格兰，比如gleg［快、锋利］，scaur［岩石、峭壁］和hooly［缓慢、小心］等。有些也见于爱尔兰，比如ettle［打算、建议］。有些则见于英格兰南部，比如在柴郡、德比郡和约克郡， skeer［将火打灭、拨弄烟灰］一词几乎人所共知。在中部地区广为使用的另一单词是addle（赚、挣、获得）：Can you credit the wages some chaps addle these days（你能算出伙计们这些天的收入吗）？在约克郡和德文郡之间的广大地区，grum［气愤］在方言中的使用，颇有所向披靡的气势。Frosk［蛙］和skep［篮子］的分布也非常广泛。有些副词十分优美，比如我所钟爱的owmly（寂寞、凄凉，源于aumligr），该词主要用于约克郡，是形容偌大的老宅的术语。

在这些词语中，有些已经成为地域方言的标准用语，比如苏格兰语中的kirk［教堂］。有些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广为流传，比如hap［幸运、成功］：Be it art or hap，/He hath spoken true［也许是他偶然猜对，说的话儿倒很有道理］，安东尼如是说。见《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第2幕第3场第33行。另一个例子是gate［路］，在《李尔王》中（第4幕第6场第237行），乔装打扮的爱德加操起一口乡下土音，对奥斯尔德说go your gate（相当于“你走吧”，见第360页）。这个意义上的gate，在英格兰北部全境和苏格兰都用得非常广泛，而且由于频繁出现在街道名称中，所以书面上也通常会与之相遇，比如Micklegate［米克尔盖特］和Gallowgate［加洛盖特］——附带说说，这种用法并不是伦敦某些地名中的形式，比如Aldgate［阿尔德盖特］和Newgate［纽盖特］，那里的gate指“大门、入口、正门”，属盎格鲁-撒克逊词，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词——另有好几个单词，在一般性用法和地名中，都有它们的记载，其中包括force［瀑布］，如Catterick Force［卡特里克瀑布］和Stainforth Force［斯登弗斯瀑布］。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高估。若与法语相比，它们毕竟数量有限，不过沧海一粟，而仅中世纪时代进入英语的法语单词就达数千之多。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不再使用。就现代读者而言，对于中古英语中的那些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哪怕手头拥有词典，也不会具有任何意义，比如crus, goulen, stor, scogh, hething, mensk, derfly, bleike...（其意义分别为“凶狠的”、“尖叫”、“强壮的”、“森林”、“嘲弄”、“荣誉”、“鲁莽地”、“苍白的”）。然而，那些保持至今的，却因其极高的使用频率（如take和get）而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不仅如此，它们还往往伴随另一类型的变化，而这类变化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给标准语和非标准语双双打下了永久的烙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引入了一套全新的第三人称复数代词they，them和their，用以取代早期古英语的屈折形式（见第44页）：hi或hie（主格和宾格为they/them），hira或heora（生格为their，of them），和him或heom（与格为to them，for them）——各种形式都有几种不同的拼写变体。在语言史上，代词通常都是不变的，所以每当一种类型取代另一种类型时，这种现象就值得注意了。

当然，这绝非朝夕之功所能成就。事实上，这类词语花了大约300年的时间，才最终打通整个代词系统，跑遍这个国家的所有角落。变化发端于北部地区，而后稳步向南推进。在南部地区，这些全新的形式一定倍受欢迎。当时，南方的古英语正经历一系列变化，受其影响，第三人称代词he（=he）、heo（=she）和hi（=they），听起来都十分近似。由此而来的种种歧义势必让人难堪。人们需要知道，在诸如 /hi:/ said /hi:/ loved me的句子中，说话者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一个还是几个？同样，谈到的人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一个还是几个？They 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复数代词的问题；大概在同一时期，she的出现（其源头更加模糊）也为阴性代词提供了解决办法。

到1200年，在英格兰的中北部地区，they（拼作theis，þeʒʒ等）已经取代了hi。《欧拉姆书》写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东部，时间在1200年左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套形式的彼此竞争。当they充当句子主语时，作者总用þeʒʒ不用hi，但在充当其他功能时，则既用hemm，heore和here，也用þeʒʒm和þeʒʒre。即便在某些短语中，也可以看到两套词语的共存，比如þeʒʒ hemm self［他们自己］。到1300年，they成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一个通用词，然后开始向南拓展，并与南部地区的hi并存，直到1400年左右。与此同时，其他形式也处于变化之中，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地域有所不同而已。乔叟在使用þei的同时也在使用her/here和hem。大约到1450年，hi已从语言中完全消失，此后不久出现的其他h-形式，已是它们的最后身影了。在威廉·卡克斯顿的早期散文中，偶尔还有h-形式和th-形式，比如他的《特洛伊史》（1473年）就同时用了hem和them。书中有这样一句：I have promysid to dyverce gentlimen and to my frendes to adresse to hem as hastely as I might this sayd book［我已答应几个绅士和朋友，要把所说的书尽快给他们］。而几行之后转向别的作家时，又说他们wryten favorably for the Grekes and gyve to them more worship than to the Trojans［更喜欢写希腊人，也更崇敬希腊人而非特洛伊人］。但在他的印刷生涯的后期却处处都是th-形式。此后，唯一能跟踪到的、带有旧式发音的h-形式，就是them在口语中的弱化形式 ’em。这一形式常见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今天也仍在使用，如Give’em to me［都给我吧］。

古挪威语对英语语法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几个形式中看出。其中与they密切相关的是用are作系动词to be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早在古英语晚期，这个形式就曾偶尔在北部地区的文本中使用过，比如《林迪斯芳福音书》；但在中古英语时期，它却稳步南下，最终取代了与之抗衡的另外两个复数形式sindon和be。到13世纪中叶，sindon已完全消失，而be则仍旧用了好几个世纪，并因《公祷书》和《钦定圣经》而深入人心，长达几代人之久，比如They be blind leaders of the blind（他们是瞎子领瞎子，见《马太福音》15：14）。现代标准英语中，这个形式几乎完全消失在视野之外，尽管偶尔也会打个照面，但也仅限于虚拟语气（如if they be there）、诗歌作品、格言警句（如Medicines be not meant to live by）和习惯用语（如the powers that be）。但无论不列颠还是海外，在各种地域方言中，它依然是一个主要的语言特征（见第481页）。一个完全相同的形式，于一个时代是标准，于另一时代则可能是方言。

保留至今的语法特征中，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还有代词both和same，以及介词til（=till，to）和fro（=from）。Fro（亦作fra和frae）仍在地域方言中广为使用，但在标准英语中则仅见于固定短语to and fro。表示否定回答的单词nay也源于古挪威语（nei）。从古挪威语munu，我们有了助动词mun，它有不同的形式，下面的例子来自北部地区一首编年史性质的诗《世界之光》（Cursor Mundi），作于14世纪初：him mond forbade / To hal don suilk an ogli dede（他拒绝做这等可怕的事，第1105行）。在好几个方言中，今天仍在用mun表示must的含义，而19世纪的一个著名例子，当数丁尼生《北方农夫，古调》的末行：an’ if I mun doy I mun doy（见第494页）。最后，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的结尾-s（如she runs），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就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特征。在古英语中，这个结尾通常都是-ð，比如hebbað（=raises）和gœð（=goes）；但在晚期的诺森伯兰文本中，我们却发现有个-s，这个形式也向南部发展，并成了一个标准（见第218页）。

古挪威语的语法形式中，还有几个也曾进入早期中古英语，但都没能保留下来。比如在《世界之光》中，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都把at用作关系代词：þis palais at was sua rike（这座宫殿何等堂皇富丽，第415行），而在hu sumeuer（无论如何，第2339行）中，作as解的so则被sum取代。值得注意的单词还有一些，比如few，though，against和at等，虽然并非什么新的词语（都已存在于古英语中），但使用上却深受古挪威语的影响。好几种口头和惯用法中的with 和at，也都是根据古挪威语的类似结构推导出来，而后才得以被人采用或推广的。5不妨举两个例证，一是词语使用的“关联性”（He’s always at his desk），二是古英语中所没有一种用法，比如She lives at Mary’s。这两个例证都是古挪威语的常见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在古英语中才开始出现的，也都具有相当的使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