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起

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方出现的黑精陶（NBP）文化标志着物质生活的突破性进步。黑精陶顾名思义是一种质地细腻、表面抛光的黑色陶器，敲打起来声音清脆，类似金属，陶土里可能含有大量的铁。它的发源地在恒河两岸从贝拿勒斯到帕特拿，也就是古代迦尸城到华氏城之间的地带。这个地区在黑精陶出现以前属于黑红陶文化区。英国考古学家阿尔钦认为从制造和造型上推论，黑精陶是在彩绘灰陶的技术上发展起来的。特里帕蒂则指出，最早的黑精陶的出土地点都与黑红陶文化衔接，而且两种陶器有很多共同形态，只是黑精陶的烧制工艺水平要高得多。实际上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上一章已指出，彩绘灰陶在形态上继承了黑红陶的一些特点，黑精陶当然有可能与两者都有类似之处。前面已经讨论过，恒河中下游的城市文明，是当地原有文化与来自恒河上游及来自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的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而黑精陶文化的出土地点都是文献中特别是佛经文献所记载的古代城市遗址。与黑精陶相关的生活用品和住房也表现出比彩绘灰陶时期的物质文化有很大的进步，具有城市生活的特征。

考察北印度的第二次城市兴起有一个困难，即这个时期的城市没有留下大批巨型建筑物。印度河文明虽然没有遗留什么文字资料，但巍然耸立的城堡使人很容易产生城市生活的印象。但是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兴起的城市多数长盛不衰。几经变革，这个时期留下的文物已不多了。我们所能引证的主要是佛经文献中关于城市生活的记载。

有些城市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前面在列举十六大国时已经提到了很多这类城市。但是并非所有的政治中心都发展成工商业大城，也有不少城市最初是以手工业和商业著称，以后才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为政治中心。佛经中经常提到的“大城”（Mahānagara）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政治中心城市。例如舍卫城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发展成一个工商业中心。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在佛教时期才成为憍萨罗的都城，取代了《罗摩衍那》记载的都城阿约底。一直到公元前260年前后，也就是黑精陶文化所代表的经济繁荣出现很长时间之后，才建起一座土围墙，成为一个设防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俱卢人的政治中心哈斯汀纳普罗遭洪水淹没后，居民据说迁到拘睒弥。这座地处恒河与朱木拿河汇合口的城市很早就建立防洪堤。考古学家曾误认为这类堤防为城防。实际上用于军事目的的城防是很多年后才建立起来的。王舍城和乌贾因也有类似历史。

从文献来看，当时有各种不同职能的城市。有设防的城市为“普罗”（pura），这个词从吠陀时期就开始使用，这是国王及随从居住的地方，在酋长国里是王族居住的地方。佛经文献以及后来的梵文文献中最常用来称呼城镇的词是“纳格罗”（nagara），这个词的来源不清，很可能是非印欧语词根。佛经文献里还有大城、主城和支城之分。大城有昌巴、舍卫城、王舍城、沙祇城、拘睒弥、贝拿勒斯。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如迦皮罗卫、歌利亚城、拘尸城，甚至吠舍厘这样重要的城市，都不在大城之列。拘尸城只能算作支城。耆那教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佛教徒在看待城市的大小和重要性时，显然不是从城市的政治地位考虑，而是从它们的繁荣程度来排列的。

比城市小一些的单位称“市”（nigama），是以商业交换为主的居民区，是商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市场的所在地。呾叉始罗这类大城下即设市。印度最早的打印钱往往可有“市”的字样，可能是市的行政当局发行的。

这些城市不论大小，其共同点是，它们是各种非农业生产者聚集生活的地方，但它们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城、市与村的名字经常同时在文献中出现。市是介于村庄和城之间的单位。市与村庄也经常并列。市可能是由手工业或商业村庄发展起来的，它是村庄与城市间的枢纽。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中心。它们收集农村生产的作物，向农村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通过大大小小的市场把水田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衔接起来。有的城市是从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婆罗门教文献往往强调城市与统治者的关系，在解释城市名字的时候总是找出某一国王的名字。例如马土拉的创建者是一个名为马土拉的国王；一位名为昌巴的国王建造了昌巴城，等等。佛教和耆那教经典则强调城市的工商业性质。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工商业城市的重要性逐渐超过政治城市。前面已提到憍萨罗的都城从阿约底迁到繁华的舍卫城。摩揭陀的都城也从王舍城迁到华氏城，因为华氏城是“各种货物交换的中心，是商旅必经的枢纽” 6。

正因为城市是商品交换的枢纽，这个时期的新兴城市都坐落在交通要道上，或在两个生态系统的交点上。舍卫城在北方大道上；沙拘城位于憍萨罗到拘睒弥的大道上；而拘睒弥则靠近恒河和朱木拿河的汇合口并通向温德亚山；王舍城控制着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东部的交叉点；昌巴是恒河上的重要港口，控制着东西的贸易；迦尸则处于恒河与戈马提河的汇合口。这个时期的恒河水路交通超过北方大道上的陆路交通。摩揭陀的都城从王舍城迁往华氏城也是因为后者坐落在恒河边上，成为更加重要的交通要道。地处西北的呾叉始罗远离恒河中下游最富庶的地带，它的繁荣更要归功于它在对西方贸易的枢纽作用。

从佛经文献来看，当时城市的规模是很大的。占地30平方公里到50平方公里是很寻常的。这些数字显然有些夸张。玄奘曾在印度看到一些这个时期留下的城市遗址，他们的记录说明城市面积通常周长20里到30里（唐制），也就是4平方公里到6平方公里的样子。只有吠舍厘和华氏城极大，周围有70里。对这些遗址至今很少有大面积的发掘，所以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很难估计。唯一的例子是阿特兰吉卡拉，但那并不是当时的典型的大城。在这个遗址上，遗留的彩绘灰陶文化文物局限于东隅，发掘出的覆盖面积有650平方米，实际面积估计在两倍以上，因为有很大一部分遗址已被洪水冲走。黑精陶文化遗址从这个角落扩展开来，很大部分是地表自然土层的第一层，覆盖面积估计在850米×550米。从这里可以看出，黑精陶文化所代表的城市文明时期，这个城镇的面积显然大大扩展了。

在呾叉始罗，最早的城市遗址比尔丘，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沿用到孔雀王朝时期。最初占地面积很难估计，从现在留下的小山丘看，南北长约1200码，东西730码。这个早期城市没有什么规划，五方杂处，街巷曲折，只有一条正街贯穿南北，约22英尺宽，从建城起一直沿用到印度—希腊人把城市迁移到临近的希尔苏克山丘上。房屋附近有下水道，表面用砖石覆盖，但没有发现大型排水系统。估计主要大街在雨季就是排水道，因为这条街的地势比周围的小巷都低。这个简陋的排水系统只适于排放雨水，而粪便和污水则倾倒在深挖的渗井里。不仅私人住宅里有渗井，而且在公共小广场里也有当作公共厕所的渗井。小广场上还放置用碎石砌起来的垃圾箱，人们把垃圾倾倒在这里，由清道夫运走。由于街道曲折，街角上往往摆着石柱以防止车马撞上屋角。房屋的排列杂乱无章。考古人员无法判断这栋房子和另一栋房子的界限。房子都用碎石砌成，然后涂上泥浆，有时还刷上白粉。大部分房屋里边是土地，洗澡房铺上碎石，院子里间或铺上卵石。城里没有发现水井，居民一定从城外的塔姆纳拉河汲水。

如果呾叉始罗能代表印度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不难看出，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市政建筑水平还没有赶上印度河城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时期的城市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规划地建筑起来。然而，就是这样简陋的城市设施，也还是不同于村庄。它需要市政当局和社会体系来解决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如污水的排泄、垃圾的清除以及一些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从佛经文献的描述来看当时的城市布局，使人们对城市生活有一些具体印象。恒河中下游的城市往往是在两条主要大道的交叉点或者沿着河岸发展起来，因此市区往往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这些大道是城市联系乡村的大动脉，也是举行宗教游行的必经之路。市场或者商业区往往是在主要城市附近。在王舍城和舍卫城都有这样的商业区，说明这些城市可能是从集市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建筑物不多，也没有雄伟的卫城和城堡。

城市的布局说明，这个时期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管理机构的拨款或战争等政治活动，而有赖于经济活动，主要是商业和手工业。北印度从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一些就出现了正规的银币。这些银币的流通范围从摩揭陀到呾叉始罗以至于波斯。最初发行者是商人和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不仅发行货币，而且定期检查货币的质量和重量。高善必对四千多枚这种“打印钱”进行精确的统计分析以后，对这种现象做了说明。他发现这些银币最初重量和含量相当一致，背面敲有印记，数目不等。货币因流通而逐渐磨损，流通越频繁，磨损越大。也就是说，货币的磨损与流通的时间成正比，而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就打上一个新的印记。这些印记是各种神秘的符号，很可能类似现在的金银匠在检验金银器后打下的标记。有1/10的银币在打下第一个印记后就定期打下印记，说明它们留在检查者的地区继续流通，得到定期检查。这些货币最初只是标准重量的银板，上面有由这些民间组织打下的印记。后来各国的君主插手进来，正面有一组代表国家权威的符号。在孔雀王朝建立之前，摩揭陀地区的打印钱正面有五个标记，四个是王朝国王的象征，第五个代表发行当局或是太子、大臣、地方当局等。重量为54谷，相当于印度河时期摩亨焦达罗出土的“D”类石砝码的重量。憍萨罗的货币为3/4“D”的砝码单位，401/2 谷，正面有四个印记。不管正面的印记代表哪个当局，背面的小印记都与它们无关，完全是另一系统打上的。这种小印记出现在不同的货币上，甚至于波斯银币上。这些商业组织，或是早期的金融家们，自己形成一套维护币值的手段。这些货币也就超越所有的国界为商品的交换而进行流通。大量的摩揭陀货币出现在呾叉始罗。高善必借以研究的就有一批1057枚从摩揭陀发行而埋藏在呾叉始罗的打印银币。到了孔雀王朝，代表民间组织的印记没有了，只有代表国家权威的符号。

行会组织在城市里已开始形成。《佛本生故事》中提到有18种行会，行会有自己的头目。国家设有掌管行会的财政大臣，这可能是较晚才发生的。早期的行会是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行会（’sreni，seni）一词原是酋长国的一种议会组织的名称。手工业者和商人模仿这种自治组织体系建立起自己的行会，自然也就包含自治的意义。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行会人手不够，除了雇用助手外，也使用奴隶和雇工。行会为了保持对商品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垄断，逐渐形成内婚制的社会集团。大部分手工业行会发展成为种姓集团，被纳入首陀罗这个瓦尔纳。商业行会及其种姓的地位则要高一些。

不管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在婆罗门教体系里处于何种地位，这些组织在城市社会和早期历史国家中却举足轻重。在国家政权机构臻于完善之前，行会就在早期工商城市出现了。由于它们本身组织严密，又控制着商品交流，所以很有势力。不管是国王召集民众，还是佛陀布道，这些行会都有人在场。商人的车队和船队通过水路陆路把基本商品和奢侈品运向各地。佛经文献中经常提到500辆车组成的商队。这虽是一种夸张的套话，也反映出商队贸易的规模。需要远途交换的金属和其他矿产品有铁、铜、锡、铅、银、盐。黑精陶也是一宗数量较大的商品。都是制造精美的餐具饮器，由于陶土种类的限制，产地只限于恒河中下游一带，但遗存文物分布于北方的广大地区乃至于南方。当时的城市有不少以本地的特产闻名。如迦尸的纺织品和檀香木；犍陀罗地区的毛毯；喜马拉雅山脚和恒河河谷的象牙。马匹要从信德和西北的甘浦阇运来，最大的马市在迦尸。憍萨罗的铜盘也闻名遐迩。商队把这些产品运到远方，获得厚利。他们要向国王纳税，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国家才需要设置专门管理商人行会的财政大臣。

商人还要组织这些商品的生产。商品的原料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有的产品在农村生产加工。佛教时期城里已有不少手工行业。编苇的工人在城市的边沿有自己的居住区，以便采集原料。从事制陶的，有农村里的穷陶匠，也有拥有五百座陶窑、五百只船把陶器运往恒河各港口的富翁。另外还有造车匠、造针匠、金匠、铁匠、铜匠、木匠、象牙匠、编花匠、纺织匠。从另一个方面，城市里也要把产品销往农村。例如一个糖商把糖从王舍城运往一个小市镇，转销农村。

在组织商品的长途交易和城乡交流中，有权势的家庭首脑起了重要作用。佛经文献中最受尊崇的俗人就是这些“居士长者”。从吠陀后期起，家庭农场就成了最重要的经营形式。后来有些居士从事商业，搬进城里，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把土地租给以前的雇工，这样农村就出现了不同的土地经营和占有形式。同时，他们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长者”（Sresthi，Setthi）一词意为最好的，或最年长的。他们是居士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经营土地和商业，而且进行信贷活动。他们掌握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和国家的财政。他们或由市民选出，或由国王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财富指定。长者的头衔不一定是世袭的，因为有些长者的儿子并不是长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的长者之间通过联姻建立裙带关系。例如佛的著名支持者“给孤独长者”住在舍卫城，他是王舍城的一个长者的亲戚，又是买卖的合伙者。《佛本生故事》提到一个农村长者把女儿嫁给贝拿勒斯的一个长者；另一个住在小市镇的长者的儿子娶了一个贝拿勒斯的长者的女儿。这些联姻有利于他们的生意兴隆。农村的长者和城里的通力合作。有一个农村的长者把他的产品运到给孤独长者的店里去销售。给孤独长者不仅安排商品的买卖，而且为那些运送产品的佣人安排食宿。

有钱的长者还从事放债和投资活动。他们把钱借给做买卖的人，在收取利息和本金时是很严格的。放债在这个时期司空见惯。早期的法典规定各种利率。利率因放债的时间、期限和条件而不同，一般是年利15%。不管是出租土地、放债，还是经商都给居士长者带来大量财富，也有一定的风险。《佛本生故事》屡屡提到因疏忽或时运不济而穷困潦倒的长者。

掌握大量财富的居士长者在早期的国家中参与政府的管理。当时的国家机器还不健全。在已发掘的城市遗址上还没见到这个时期的大型粮仓和仓库。而文献中经常提到居士长者们有自己的金库和粮仓。国家还没有能力通过有组织的税收把大量财富集中到都城。居士长者在财政上支持国家的政治行动，沟通城乡间的物资交流。他们经常出现在君主的左右。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新兴的城市里，还出现一些依附于城市经济和政府机构的新的社会集团和人口。最值得一提的是贱民。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清扫垃圾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贱民种姓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他们集体住在城墙外的居民区里。瓦尔纳制度从宗教意义上给予这些人蒙上污秽不可接触的色彩，使他们永远处于卑贱地位。一位长者的女儿看见一位贱民后担心会弄脏自己的眼睛，而且要用水洗眼。一个婆罗门担心从一个贱民那边吹来的风会吹到自己的身上。

君主及其宫廷是城市的重要消费者。军队和各种官吏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为市民服务的高级职业者有文书、医生、会计等。这个时期由于商业交往和城市生活趋于复杂，可能已出现文字。现已发现的印度河文明以后的最早文字是阿育王铭文。铭文因地区不同使用不同的字体，西北地区使用前面提到的佉卢体和北方流行的婆罗迷体。那时的字体已很正规，至少有几代人使用和发展了这些字体。早期的文字可能写在易腐的材料上，而不是像阿育王铭文那样刻在石头上，因此没有流传到后世。帕你尼的梵文文法在这个时期已完成，也说明文字已开始使用。从事服务性行业的种姓有洗衣匠、理发师、厨师、裁缝，等等。还有各种杂技演员、舞蹈演员、乐手、高级和低级的娼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