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被奉为“译圣”、“中国译学之父”的人，本应成为研究焦点，本应成为个案研究的对象。然而系统、全面、真实地研究翻译家严复的变译思想，却姗姗来迟，说来叫人心酸。

严复是翻译家，而非翻译理论家。他从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一以贯之，付诸实践，却无暇使之深化、系统化，只发出了几声感叹，那是来自翻译实践的真情实感，好比远祖劳动时发出的“吭唷”声，是语言劳动起源的假说，却非语言系统本身。严复“信达雅”与“达旨术”是翻译理论的源泉，却非译论本身。

百年来，“信达雅”极受关注，受屈受难也极多，严复生前没有过多回应，书信也未系统讨论翻译。而后人争辩了百余年，对“信达雅”三字经分解者有之，整合者有之，另作他解者有之，唯独细读严译者不多。直到21世纪之交有人比较系统地从严译出发考察他的翻译思想，才拨开严译思想的迷雾，捅开那一层薄薄的窗纸。

对严复的研究，笔者始终没有释怀，尤其是最近看了几份研究严译的文献，觉得严复还被人曲解着。十多年来，我将《天演论》原文、严译和中国科学院1973年的全译输入计算机，逐字逐句比较，条分缕析，彻底还严译以真面目。笔者以事实说话，进而理性思考，形成《严复变译思想考》的写作思路。严复的翻译活动最早可追及1878年，比译《天演论》要早15年。据考，严复始于全译，享誉于变译，从译一生，变译盖过全译，变译思想胜出，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考究严译思想的实质，才知“达旨术”是变译的策略，“信达雅”是变译的思想，二者并非矛盾关系，而是自我统一，自成体系。

百年辨难与辩难使严译研究看似热闹，实则冷清。这是精神的孤独，文化的孤独。严译未遭误解，至少不曾失真；一旦误读，不仅失真，还会误人，让后人穿行于译事丛林，迷失方向，韶华付诸东流，使得译论研究停滞不前，令人扼腕长叹。

严译思想如同烛光，吸引人们深掘下去，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十多年来，我们受严复变译的启发，对变译做了系列研究，如规律层面的《翻译变体研究》（2000）、理论层面的《变译理论》（2002）、学科层面的《科学翻译学》（2004）和《应用翻译学》（2013）、译才培养层面的《俄汉翻译开发基础》（2007）和《英汉双向变译实践教程》（2014）、方法论层面的《翻译方法论》（2009）和《译学研究批判》（2013）。现在回过头来，把严译作为个案研究，实属现象层面的研究。所有的认识都基于严复《天演论·上卷》的分析，用解剖麻雀的方式，以严解严，听其言，观其行，以期透彻地展开译家个案研究。

做个案研究，有个缺点，就是只能就事说事，不能人为地求全面，只能就其深挖，个案所无的不能强加，因而就会显得不全面，却会显得真实，凸显特色，是鲜明的“这一个”。

严译八大名著是一座富矿，《严复变译思想考》只是对其译作及其思想做的阶段性的发掘，因而所得有限，仅以此抛砖引玉，以期与更多学人一同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