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康有为曾因“译才并世数严林”一句，得罪了“严”与“林”，成为学术界和翻译界的趣谈。这“严”便是以翻译西方社科名著而享有“中国近代思想先驱”之誉的翻译家严复，“林”便是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享有“中国传统古文殿军”之称的翻译家林纾。

对从思想家或文化角度研究严复或严译者众，文献汗牛充栋，而从译学本体角度究之，尤其是用语料库方法论之者则前无古人！《天演论》并非由严复“译”出，如鲁迅所言，是“做”出的。这种“做”法，即严复之“达旨术”，或黄忠廉之“变译”。

1898年严译《天演论》正式出版，题曰“达旨”。而“达旨术”也并非严氏所创，其同时代人梁实秋就创有“豪杰译”，史上也曾有过，却在上个世纪之交被严复大用特用。其八大名译均为变译，不经意间促使严复跻身于中国近代思想先驱行列，以至于本书作者将其奉为“变译大师”。百年后的世纪之交黄忠廉“重识严复的翻译思想”（《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无独有偶，100年之后的1998年，黄忠廉以之为研究对象，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理论研究”，110年后的2008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严复变译思想研究”。十几年来，他发表了几十篇有关变译的论文，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2000）、《变译理论》（2002）、《科学翻译学》（2004/2007）、《翻译方法论》（2009）、《应用翻译学》（2013）等，对变译现象深挖猛掘。

《严复变译思想考》，是作者在变译的规律研究、原理研究、方法论研究、学科研究之后的个案研究。这一研究始于作者1998年刊于《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福建外语》的系列论文。作者以之为基础，又在严复变译思想的实质、来源、研究史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专著有如下几点研究特色：

第一，区分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进一步厘清了翻译思想家与翻译理论家。整个研究新人耳目，有理有据，有助于学界正确认识国内外翻译学者，有助于翻译思想升为翻译理论，更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二，总结了严复的变译思想，是整理国故的力作。近年来译史研究渐成显学，但发掘之功有待提升。中国翻译史上众多的翻译思想应该从本体上有系统地深挖，且要升至理论高度；不仅仅要占有史料，更应重史识，进而史论和史学，甚至是史学研究所重的史德。

第三，翻译本体研究意识突出。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传统研究，新世纪翻译研究顺应了世界潮流，研究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强，翻译本体研究无形中略有忽略，这也是研究发展的常态。只有守住译学研究的本体，才有根本性作为，这是源，其他是流。该书根植于严复变译的语料，研究人类与全译不同的另一种翻译形式，这也是译学研究之根本。作者的研究抓住根本，很踏实，也很充实，更是务实。

第四，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译学研究。该书首次将语料库方法与变译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变译语料库，是第一部以语料库方法研究变译的翻译学专著。这是对语料库翻译学的一次有益尝试，与现行的基于全译语料库研究翻译的方法有所不同，其特色重在翻译过程标注、翻译方法标注等，深化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第五，仰望理论星空，兼具接地气的勇气。翻译史研究要钻故纸堆，但还得走出来，关注当下；走向高度的同时，还得关注低度。变译思想蕴于严复的翻译实践，可以酿出变译理论，还可以走向变译学，更可以用它指导广泛的翻译实践。从译才培养来看，翻译本科专业可以训练变译中的摘译、编译、译述、缩译、阐译等，而MTI（翻译学硕士）和DTI（翻译学博士）更可训练变译的其他形式，如综述、述评、译写、译评、参译、仿作等。翻译教育除了训练全译的转化意识外，还应提升变译的变通意识。

第六，潜心探索，自成系统。就某一理论和方法苦心孤诣地展开系统性整合性研究，既能由宏观见高度，又能由微观见深度，以建构严密的系统，这类学者时下不多。黄忠廉能坚持不懈地在变译的现象、规律 、理论、学科、应用和方法论各层面均展开研究，有的层面还不止一项研究，其成长之路，可以借鉴。

多年来，黄忠廉静守学苑，淡定问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彰显了一种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人生自信。

仲伟合

2015年春

仲伟合，男，196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发表翻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教育部有关国家级重点教材《英语口译教程》《英语基础口译教程》《英汉同声传译教程》和《口译研究概论》《口译研究方法论》等教材、专（译）著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