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为自传的产生准备了主体

按照现代自传的定义，自传的核心是“人格故事”^[8]，因此现代自传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主的人格。无论“自我”是人格的重要部分（弗洛伊德），还是等同于人格（阿尔波特、埃里克森），“自我”都可以认定为人格的核心。也就是说，“自我”是自传的重要内容。

由于有“自我”，“一堆琐事”不再琐碎无意义，而是成为“显示自我生成的一组自传事实”。^[9]歌德在《诗与真》里大写自己出生时国际国内事件，本来自己根本没有参加的事件与传主没有联系，却因为与他一起出现，构成了他的精神环境氛围，对于自我的形成具有潜在的作用，因此也就有了意义。“自我”的出现使天地山川皆著“我”之颜色，是“我”赋予一系列事实以意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身边的琐事，这些都能触发自我的展现，并解释自我目前精神状况的由来。于是，现代自传成了在细节琐事中叙述“自我”形成或者展现的文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强固的宗法社会受到批判，它对个人和自我的禁锢一定程度松动了。在新思潮的鼓动下，有识之士大声呼唤自我觉醒，渐渐地国人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地位和价值，作者越来越敢于表现自我。在文学上出现了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潮流；政治上，青年知识分子体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从救亡的角度，认识个人的责任，^[10]进一步实现自我的觉醒。

这时中国又在客观上为自传准备了主体，也即出现了敏感而在精神上脱离旧文化的作者。由于社会运动加速，被名利驱动的下层人士向上运动，热情而敏感的一些人离开乡土环境来到城市闯荡。张资平从小为金钱担忧，神经过敏，对别人看不起他非常在意，注意观察别人和自己内心的反应——虚荣心和金钱，欲望和现实，两两斗争。^[11]还有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在城市和外国受到“歧视”，更多体认了自我的孤独。他们离开家族的怀抱，成为“脱出了轨道的星球”（张资平），在无助的孤独感中最先产生“自我”感，又因为他们在艰难的生活面前抗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顽强地表现“自我”，于是他们成为是适合写作自传的一群。另外还有女性，常常因为出众成为社会中的“异类”，如陈衡哲、杨步伟等，也属于这个群体。

与他们相对照的是胡适，他不是一个敏感的作家，缺乏那种孤独感，他宁可采取认同社会的方式生活，但是他也有“自我”感，只不过他的“自我”感来自理性认知，更多来自国外的教育，所以偏于理性和思想，他似乎认为自我就是思想。^[12]胡适提倡写作自传最早，但是他自己写自传却是在1930年代初。他的《四十自述》初版于1933年，主要是展示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描述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从拜神到无神”等思想发展的过程，其中还有《逼上梁山》用他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13]他搜集一些细节展现自己的某些特异的思想（比如文学革命的思想）产生的过程。

无论自传作者对自我的认识有什么不同，这些主体都在各种机缘下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那些敏感的人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下从沉睡中醒来。清末民初的变动的时代为自传现代转型准备了主体，新文化运动又进一步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也就完成了现代人格或者自我——现代自传主体的建构。首先有了自我表现的欲求，然后有现代自传的写作。现代自传写作完全可以看作新时代自我书写潮流向传记领域的渗透。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自传《我的幼年》作为中国现代自传的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自我表现向传记领域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