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折点叙述在中国自传中同样存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是早期中国古代自传的代表，这两篇作品并不是标准自传，分属于书序型自传和书信。前者主要介绍自己写作《史记》的经过，后者主要是向朋友剖白心迹。两篇作品都指向司马迁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李陵事件。司马迁详尽描述了他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他只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就触怒了武帝，受到了残害。司马迁在叙述中将重点放在这一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上，向读者解释了自己忍辱偷生的原因。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报任安书》）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安书》），他追求的是历史的价值而不是现实的荣辱，他遵循的是内心的准则而不是世俗的评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成为“贤圣”，就是司马迁对自我的身份界定，《史记》和那些传世名作一样，是他的“发愤之所为作”。转折点叙述将司马迁的人生价值标准阐释得淋漓尽致，也最终完成了他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即儒家主张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司马迁的详尽描写和自我剖析，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了《史记》为什么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史家之绝唱”，他的人格与情感已经同这部作品融为一体。在这里，强大的转折点叙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胡适在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对中西方传记的差异作了比较：“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16]司马迁的转折点叙述突出了人格，但对其人格发展并没有“进化”或“转折”的意义，它没有改变司马迁从青年时代就有的成为“圣贤”的自我期许，而是对这一身份目标的强化。胡适所说的中国同西方传记的差异，在自传的转折点叙述中也表现出来。
中国自传一直很不发达，这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17]古代自传少有长篇，多为抒情明志的散文（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或是书序型的作品，这些必然会影响转折点叙述。最具自传形式特征的是唐代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此文篇幅不长，其中有转折点叙述，即他参与王叔文改革，但十分简略。刘禹锡对王叔文的评价是正面的，对改革本身是肯定的：“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改革失败后，刘禹锡终身困厄，但他并没有后悔，他的身份认同也没有改变。刘禹锡自认济世之才，但命运不济。“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他用司马迁给李广的评价——“数奇”来概括自己的命运，总结自己的一生。《子刘子自传》具有强烈的自辩特征，转折点叙述也没有显示多少人格的发展变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传记迎来了两汉以后的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 期，中国传记传统中最不发达的自传也兴盛起来，出现了一些名家名作。以谢冰莹、胡适、郁达夫、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自传在西方自传的影响下，开始重视描写思想的演变和人格的发展，并且有意探讨行为的动机和人格演变的原因。这些现代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如自传形式的演进（篇幅扩展，细节化与场面描写），思想上的忏悔意识，艺术上的形象塑造和心理解释等。[18]转折点叙述在这些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自传家大都受到卢梭的影响，在这方面也更接近于卢梭的叙述形式。
《从文自传》（1932）属于长篇，沈从文采用回顾性叙述，描写了自己在闭塞的家乡度过的二十年浑浑噩噩的生活，最后写到自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转变。沈从文描写了这一转变的过程，突出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思考。从十几岁开始，沈从文就混迹在军阀部队中，过的生活就是吃喝或看杀人。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闭塞的湘西还停留在过去的世界里，他只读过几本旧书。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读到了一些新书，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他开始不满意于眼前的生活，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过有意义的人生。“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19]随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加上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争强好胜泅水淹死了，给他很大的刺激。“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过，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20]经过思考，他做出了决定：“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21]写作这本自传时，沈从文已历经十年艰苦，达到创作的黄金期，他回顾往事，发现了这一转折点对他的意义，把它写出来十分有价值：“即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时，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22]从《从文自传》转折点叙述看，动力既源于他的早年艰苦的生活经历和他淳朴的品性，也源于人生的转折点所引发的对未来和过去所做的深入思考。
胡适在《四十自述》（1933）中写出了青年时代的一次精神大转机。胡适出国留学前在上海曾有过一段堕落的经历，他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精神苦闷，终日与一班人打牌、喝酒、吃花酒。一天因醉酒打了巡捕被关进监狱里，第二天醒来，他望着镜中颓唐的自己，万分懊悔。他痛恨自己竟然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想起了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心里百分懊悔”，尤其觉得对不起千辛万苦养育自己的母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这次转机后，胡适接受了朋友的劝告，刻苦学习，终于考上公费留学，改变了人生。表面上这一转折是他浪子回头，实际上是写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胡适幼年丧父，在封建大家庭里母亲尝尽辛酸，母亲从他童年时就教导他：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不能丢父亲的脸。这种教育和影响是胡适早年精神发展和人格成长的一条线索，在这一线索中他进行了转折点叙述。
由于文化传统和时代的不同，中国现代自传中的转折点叙述同西方自传相比，看不到对人格的否定或是对自我中恶的揭示，而是写出发现和觉悟，如沈从文。有的即使坦承错误，也是一种短期的、并且得到纠正的错误，如胡适的精神大转机。还有一些是就事论事，如谢冰莹写她的逃婚经历，突出自己的反抗精神。也有一些作品受到卢梭的影响，流露出某种忏悔意识，如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早期作品，但是多停留在表层，他们对自己的软弱和随波逐流进行了反省，但缺乏深度，并不否定自我，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过错推给了社会和时代。在对中国自传进行梳理研究后，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发现：“中国文人写自传，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24]一些中国学者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历 史文化传统和写作传统，中国自传缺乏忏悔精神。[25]这影响到转折点叙述，西方自传的作者在转折点前后变化很大，用奥古斯丁的话说，转折之前的“我”已经死亡，转折之后的“我”获得了新生。世俗自传也大体如此，转折点叙述经常意味着思想和心理的大转变，被作者详细叙述。中国自传的转折点叙述没有西方自传那么大的分量，这也如川合康三所说：“西欧的自传讲求从旧我到新我的变化，其坐标是纵向性的时间的流程；与之相对，中国的自传注重自己与世俗的对立，其坐标是横切式的同一平面的展开。中国的自传性文学，大体上是意识到自己与世俗的不同，在这种不同中肯定自己的存在，从而导致自传的产生。”[26]中国现代自传的转折点叙述既受到西方自传的影响，又有自己的历史传统。
转折点叙述在西方和中国自传中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将会促使自传家对自我作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恰当的解释，在事实和艺术形式之间取得更合理的平衡，给读者带来持久的感动、启发和思考。对自传的研究者来说，也开拓了一个有价值的学术空间。
曹 蕾 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记理论与批评研究。
[1]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9页。
[2] 杨正润谈到了传记的节点叙述：“传记节点是指传主一生中影响到他的命运，或是能够说明他的命运的那些重要事件……节点决定了或是可以说明传主发展的方向，或是带来他生活道路或心理世界的转折”； “它是描述传主一生，证明其身份，揭示传记主题最重要的部分，是传记家必须认真把握并花费主要精力的地方”；“一部传记的若干节点处理好了，不但传主生平的整一能够实现，而且对他的个性和人格发展的合理叙述得到了基本保证。”参见 《现代传记学》525页，527页。有关节点叙述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转折点叙述的特征和意义。本文中的转折点指的就是那些带来传主生活道路或心理世界转折的节点。
[3]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4] See William C.Spengemann，The Forms of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5-6，32-33.
[5] 卢梭：《忏悔录》，黎星、范希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37页。
[6] 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姚善友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72页。
[7] 纪德：《纪德文集：传记卷》，罗国林、陈占元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220页。
[8] Michael Sheringham，French Autobiography Devices and Desir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9. Note.30.
[9] 大卫·帕克：《自/传中的本真叙事和认知叙事》，《传记文学研究》，杨国政 赵白生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1页。
[10] Paula Fredriksen，“Paul and Augustine：conversion Narratives，Orthodox traditions，And the Retrospective self”，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NS，VOL.37，Part I，April 1986，20.
[11] Susanna Egan，Patterns of Experience in Autobiography，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5.
[12] Ibid.，4.
[13] Susanna Egan，Patterns of Experience in Autobiography，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137.
[14] Michael Sheringham，“Conversion and turning point”，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ed. Margaretta Jolly，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 2001，233.
[15] Michael Sheringham，“Conversion and turning point”，233.
[16]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397—399页。
[17] 参见杨正润《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157—163页。
[18] 参见杨正润《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中心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19] 沈从文：《从文自传》，《中国百年传记经典》，萧关鸿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485页。
[20] 同上书，487页。
[21] 同上书，487页。
[22] 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中国百年传记经典》，489页。
[23] 胡适：《四十自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82—83页。
[24] 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206页。
[25] 参看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中篇第六章中对中西自传忏悔精神的比较及分析。
[26] 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