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文学方圆观

本根论从文道一体处阐幽发微，论述的是根本问题，谈大端多，讲关键少。本根论的延伸，就会遇到古代文学根器的另一个层面，即器化于道的问题。文明的轨迹是道被器化，这一点无须多言。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是古代文学中始终存在着另一种活力—道动于反。从克服事物既成性的非器化方面来讲，道动于反也是器化于道的问题。器化于道或非器化，是《易经》象数义理所述的生态变化，是老子所说的反本守道，是孔子为使“君子不器”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庄子所说的适道之物物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器化于道是对劳动分工片面性和社会功利化难以逆转的还原性补正。

不少学者在论述道器关系时喜欢引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物化论与异化观，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道器思想与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观点貌合神离。中国古代的道器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原道意识，但是既无主客之分，也无心物之别，古朴浑厚的本道论从始源处笼罩群言，在歧异中吸纳众流。黑格尔、马克思的物化和异化思想各有心物执一的偏颇和主客二分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不乏逻各斯的精妙构制，但是缺乏大道生发时的空谷足音，缺乏“人文化成”有异于逻各斯的通变灵枢。我们提出方圆观，一方面是为了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由根到器的脉络，另一方面是尽力寻找器化中的非器化可能。

（一）规矩与“不器”

规矩是方法，是工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是器械，是始器者，有了规矩则限定方圆。如何做到有方圆而化方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最精彩但又最被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古代文学的萌发期无方无圆，上古神话朴茂地展示大道浑然的本真境界。先秦两汉的诗文辞赋有了大体，但是同时也释放着可逆转的潜力，不仅各种文类通心连体，而且道气思想激荡弥漫，构成了创作与批评中的非器化动因。魏晋南北朝一向以“文学自觉”著称，其实所谓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文学的反自觉”，文学的分体自流与返本合源都是该时期的重要特点。唐宋诗文法度井然，堪称器化的楷模，可是唐人气度和宋人风流恰好为非器化别开生面。元明清的戏曲小说是古代文学的种类更新，然而体裁在变化，语言在通俗，传播在扩大，这些因素又将规范的程式化解开来。民国以来的文学体制西方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根作了逻各斯式的扭曲，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器化—非器化的回流性道化运动转变为非道化的认知论模式。文艺与政治经济生活的互动机制理论，遮蔽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根器本色。

文学的器化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大道潜移中的文德自显，即道隐而德彰，而文学的非器化则是文学向大道本根的“游牧”性回归。 12器化—非器化刚柔相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道气运化的基本特点。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文学的器化—非器化也是道器张力的翕动和文学本根的蔓延。从易学的化解性思想而言，器化—非器化是规矩方圆的变通，规而不固，矩而不僵，方而不板，圆而不封。器化—非器化，开显的是文学作为人文缘域运动中异质奇构的那么一种场合。器化是先秦以来“道术为天下裂”的必然，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而非器化则是原道体道明道，堪称不折不扣的华夏神思，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文笔纷呈，体式繁多，但是其基本的脉动就是道由器显和器化于道。因此，文源于道始终是一个最吃紧的观念。明了文本于道，才谈得上“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民国以来国人用西方文学观对我国古代文学的改造，忽略的恰恰是华夏传统思想中“文本于道”的精神气脉。这种文道关系的不绝如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化的两栖机制。 13此当另文陈述。

（二）分流与还原

从思想方式上来看，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始终摆脱不了逻各斯思维的操控。在实在性方面分析，西方文学及其批评套路无非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文学对抗分工的恶果—人性异化，但是这种对抗是以分工对抗分工的两极分化机制，其源于逻各斯深处的分化与整合的底盘，在文学学科化和文学史膨胀的过程中看得更加明显。 14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文学在抗争，但是在思维机制上看，其抗争难逃逻各斯给定的框架。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文思受制于逻各斯，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程度不等地落入逻各斯彀中。这一点对我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用西式分类法剪裁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完全成了与道气脱节的器具化产品。一方面，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拼命地分化或曰分流，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作家史、鉴赏史、女性史、接受史、传播史、比较史……不一而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任何思潮都能染指的对象，任何思潮都能改写或曰整合从史到论的所有材料。这种众语喧哗固然有趣，问题在于此类分流与整合都是出于逻各斯机制化的“主义”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本真相去甚远，以至于一“学”得手，任何人都可以剪裁出几块文学史的衣料来。

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变数不在于用西式文学观对中国文史的分划与整合。它的器化应该是根器化而不是器具化和机械化，是“君子不器”的适道而变化，是根于大道的与时俱化，是会通适要的大节不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谓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是文史哲贯通的学问，经史子集浑然一体，人们只能适其大要地略事区分，明于文质，划于文笔，别于韵杂，味于意象，归纳性的统绪也是“艺文志”之类的要略性区别。因此，古人所谓文学实际上是雅训体道之学，是华夏民族精气神的体现，它与经学、史学等大文化范畴的基本区别在于明道通道方式之不同。经史重在贯道载道，文学重在体道明道。贯与载是推广，体与明是还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一再“原道”的奥妙所在。

（三）学科与学问

西式逻各斯工具理性切割出的是一系列的学科，而且不管人文理工，一旦分立学科，一律称为科学。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论，分科细微可以把科研的洞察力推向极致，把人类的手脚伸展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其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量自有独特的价值。但是人文的东西并非理工医农之类的科学。它们具有软化科技所含工具理性副作用的功能，具有促使天人融合的重要方面，但是现代化进程对一切学问的科技化归类切断了它们与大道真源的联系。人文瀚海有思想性的学问而无工具理性化的科学，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要略性变通不啻睿智的处理。西方人对文学的工具理性分科，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对逻各斯的软化及其对人文群科的场域化功能。这种弊端一直到20世纪初叶才真正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注意。以文学挑战形而上哲学、以文学应对科技独行，成了社会的普遍话题，如何克服人文分科过细、提倡宽基础的人文通识问题，也提上了科教文改革的议事日程。

近代以来，我们全方位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分类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受益匪浅，但是在人文学科方面弊端丛生。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学问，它可以按西方学科名目来称谓，但是不宜用西式逻辑来规范。但是近一百多年来，人们过分倚重西式分类而忽略了它的特殊禀赋。编史的“反复”和评论的“堆积”，给人造成了“百花齐放”和“众语喧哗”的印象。但是这种学科虚胀的后面潜伏着将古代文学操作化的危机。与道俱化的创作和原道归真的研究都为工具理性的技术机制所取代。学术界只关心中国古代文学的分化和“自觉”，却遗忘了文道通化的根器，遮蔽了离形遁器的通和。时至今日，西方人已开始纠正科学式学科分类的工具主义流弊，我们是否应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的本真问题。西式学科分类可以沿用，但中国古人执着于本根的学问精神，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文学遗产。

中国古代文学的方圆观留意于这样一种智慧通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根器化的根中有道，器化而不失其本；非器化的器在开物，根伸而不堕其节。方圆观不执于方，也不囿于圆，而是圆观宏照，化于方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按西方的文学机制编织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今天以根器化的思想重新研究史与论的种种资料，呈现在面前的将是另外一种景观：在体制化的后面潜含着一种非机制化的文学气脉，它是与西式“文学自觉”所不同的“非自觉”，或者说是与西式“自觉”反向的回归本根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