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亨利·麦肯锡小说创作与感伤主义文学
亨利·麦肯锡（Henry Mackenzie,1745～1831）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后期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第一部感伤小说《有情人》（The Man of Feeling,1771）和斯摩莱特的最后一部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同年出版，他和休谟和斯密等苏格兰大家共同目睹和体验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黄金时期，他是19世纪初苏格兰历史小说大师司各特的伯乐，在麦肯锡的推荐和帮助下，司各特发表了第一部历史小说。麦肯锡在世时既是活跃的剧作家，也是文思敏捷的杂文家和评论家，但是后人今天能够记住他恐怕主要是因为他的代表作《有情人》，麦肯锡也因为这部小说而迅即成为当时苏格兰文坛的首要人物之一。麦肯锡的另外两部感伤小说《世俗之人》（The Man of the World,1773），《朱丽叶·德露比涅》（Julia De Roubigne,1777）都在18世纪70年代出版，此后他主要转向评论和杂文，并积极参与组织文学沙龙活动和编写文学期刊。
麦肯锡出生于苏格兰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爱丁堡颇有名望的医生，曾经在爱尔兰做过军医，母亲也是苏格兰的贵族出身，特别是外祖父母的罗斯家族和当时苏格兰很多名门望族关系密切，这些都为麦肯锡日后进入爱丁堡社交圈打下了基础。虽然母亲在他14岁时就去世，但罗斯家族的慷慨仁慈、高雅的音乐和文学素养对小麦肯锡影响深远。自小麦肯锡便经常跟着母亲参加爱丁堡社交圈的一些家庭茶会，但是母亲并不宠溺儿子，反倒是对别人一向细心体贴，充满关爱，幼小的亨利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的外祖父是国会议员，在外祖父的城堡里他经常可以听到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人暴动一类的政治趣闻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同样培养了他对苏格兰高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豪感。
1751年至1757年，麦肯锡在爱丁堡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一些古罗马重要作家及拉丁文作品，并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戏剧舞台对观众激起的情感震撼效果更让他无法忘怀。1758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后，课堂上教授们开设的文学讲座让麦肯锡对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当时的大学校园里经常组织关于情感、理性、美德等话题的演讲或辩论，麦肯锡也充满激情地参与其中。他对文学俱乐部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成年时期，后来他还成为当时爱丁堡的重要文学俱乐部之一镜子俱乐部（the Mirror Club）的重要成员，并由此开始为期刊撰写杂文和从事期刊编辑工作。1763年至1765年期间，当时还是一名法律顾问的麦肯锡开始在《苏格兰杂志》（The Scots Magazine）尝试发表诗歌，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开始逐渐显露。因为诗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麦肯锡决定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向，开始小说创作。1765年，麦肯锡正式成为苏格兰财政部的工作律师，并获得去伦敦英国财政部学习的机会，在伦敦的三年期间，麦肯锡开始构思他后来的感伤主义小说《有情人》。因为对家乡苏格兰的热爱，他没有继续留在伦敦，而是回到爱丁堡。1768年，在给表妹的信中，麦肯锡第一次提到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有情人》。
1771年4月，《有情人》出版，书的成功和读者的热情反应完全超出了麦肯锡的预期，爱丁堡的书很快销售一空，而伦敦也开始重印。这本书可谓流行一时，很快便成为当时英国各地时尚女性的身份象征，她们为之倾倒和痴迷，为小说的主人公好人哈利先生悲伤流泪。面对第一部小说的成功，麦肯锡不敢拖延，抓紧时间创作下一部小说。两年不到，他的第二部小说《世俗之人》问世。得益于小说的成功，他几年前写的剧本也很快在苏格兰皇家剧院上演。此时，麦肯锡的事业一帆风顺，成为苏格兰财政部的皇家律师，1776年与爱丁堡格兰特伯爵之女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说是和谐美满，妻子家族的社会关系也让麦肯锡赢得了更多社会认可。婚后一年，麦肯锡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朱丽叶·德露比涅》。
麦肯锡的剧作和杂文评论在当时虽然也有影响，但最成功的还是他的三部感伤主义小说。他的代表作《有情人》是一部典型的感伤主义小说，但作者依然秉承当时文坛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小说前言中，和18世纪其他小说家一样，为了让读者相信其故事的真实性，麦肯锡交代了书稿的来源：一个9月的中午，他偶遇乡村教区牧师，闲聊中得知他在附近一个老房子里发现过一部手稿，书中记录了曾经居住在此地的一个古怪之人哈利的人生经历，不过书稿中有不少章节错乱甚至有些章节内容只剩下不完整的片段，手稿的作者查尔斯也是一个性格孤僻之人，他与世人很少交往，但却喜欢与村里的孩童玩耍。他好奇之下，用自己的一本书和牧师交换了此书，并对书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发现书稿原来的五十六章只剩下二十二章和三个片段。麦肯锡交代，为了保持其真实性，他自己并没有对书稿缺失部分进行补充修改，而是尽可能按照原稿把故事呈现给读者，所以故事的开头不是第一章，而是第十一章，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影响读者的整体阅读。这部小说在叙事上因此也和一般的小说略有不同。因为小说原稿的作者即故事的叙述者查尔斯在讲述主人公经历的过程中，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之口，经常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插入自己的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些评论并非出自麦肯锡之口，让读者感觉更具有客观公正性，麦肯锡也正是试图通过另外一位叙述者的客观叙述，避免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和主观论断。麦肯锡其实正是通过这样一位看似中立客观的叙述者，更有效地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整部小说中，叙述者查尔斯在很多事件中穿插了对哈利行为的评论，对哈利的单纯善良多以美德称之，不过对他的多愁善感也时常带有温和的讽刺。在小说结尾处，麦肯锡同样通过叙述者之口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小说主人公哈利的赞美钦佩之情。“这值得一千次的布道，每一种崇高的情感在我的心中升起，每一次心跳都会唤醒一种美德。但是，想起他你又会痛恨这个世界——不，这墓地洋溢的温和之风又让你无法去恨。但是，对那些世人，我只有怜悯。”（Mackenzie,1771:268）哈利身上所具有的美德似乎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他善良宽厚的胸怀似乎又在告诉人们要忘记仇恨。
主人公哈利是个典型的感伤主义人物。他是个孤儿，虽然有着众多的监护人，但他的教育因为监护人的意见不一而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成人后，为了能扩大自己的地产获得王室的租约，他离开单身的姑母和心中暗恋的邻居沃尔顿小姐奔赴伦敦。在伦敦，为了赢得权贵的欢心，他接触到伦敦腐败的上层社会。生性善良单纯的哈利经常被人利用欺骗，他把一个侍者和皮条客误以为是绅士，把囚犯当作向导。但是他的多愁善感又让他对那些命运多舛的人们悲伤叹息甚至慷慨解囊，他会为一个疯少女的故事流泪，为愤世嫉俗者的抱怨打动，他倾其所有帮助饥肠辘辘的街头女郎艾米莉·阿特金斯。因为没有得到契约，哈利只好打道回府。在回家乡的路上，他勇敢地指责马车上无礼的军官，还和年老的绅士一起谈论诗歌。快到伦敦时，他又遇到替儿子到印度服兵役归来的同乡老爱德华，面对老人失去儿子的噩耗，他用自己的田产帮助老人和他的孙子维持生活。可是，不幸却再次降临到了他自己身上，当听说心里暗恋的沃尔顿小姐即将与别人结婚的传言时，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而病倒。哈利自觉来日不长，于是在病榻上向沃尔顿小姐表白，在听到对方爱的回应后，最终没有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在很大程度上，麦肯锡创作的男主人公哈利其实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典型理想人物，因为哈利的多愁善感在麦肯锡看来并不是矫揉造作的情感，而是一种有益人性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品质的体现，虽然这种强烈的情感有时可能会导致自我中心主义。麦肯锡对于人所体现的强烈情感的赞同应该受到了休谟和亚当·斯密关于人类情感理论的影响。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最早出版于1759年，麦肯锡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文章里或书信中提到这部书中关于情感和道德方面的论述。在哈利身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当时休谟和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同情、怜悯等情感的体现，它们是人类美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温柔善良的个性和丰富细腻的情感，人往往很难产生同情怜悯。（Barker,1975:28～29）哈利的性格虽然容易兴奋冲动，经常会触景生情充满怀旧的悲伤，但是也正是因为他强烈的感性特质，当看到别人的不幸处境就会生出恻隐之心，即便是妓女也会让他很快相信并原谅她的罪恶，伸出援助之手。哈利还是一个宽宏大度、愿意牺牲自己利益的利他主义者，当他得知自己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的王室租约被给予另一个人的消息时，不仅没有怨恨那个人，反而为他考虑，认为他很可能比自己更需要这份租约。哈利身上具有的对他人同情怜悯和为他人着想的品质，也是亚当·斯密和休谟在有关论述中所强调的人类美德所在。
18世纪后期的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盛行，感伤情绪蔓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沉浸在各种情感之中，文学的价值取决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景对读者造成的情感影响。除了文学作品，其他哲学思想家们也纷纷发表论文或随笔对情感这一人类的重要特质进行讨论和探究。早在1739年，休谟就出版了《人性论》，他在书中对人的各种情感的产生、特质、功能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第二卷“论情感”和第三卷“道德学”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的怜悯、同情等情感及其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我们受到慈爱情绪的无限的感动，正像受到豪情的无限的感动一样。我们一想到它，自然就热泪盈眶；对于表现慈爱情感的人，我们也不禁报以同样的慈爱。……具有和蔼的性情和慈爱情感的人，在形成最完善的德的概念时，总比勇敢而进取的人在那个德的概念中掺杂着较多的慈善和仁爱的成分，后一种人则自然地认为某一种的豪情才是最完善的性格。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于自己类似的性格有一种直接的同情。他们更热烈地体会到那一类的情感，并且更明显地感到那种情绪所发生的快乐。（休谟，1997:647～648）
亚当·斯密也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对人具有同情的本性和特点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相互怜悯等类似情感的重要性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斯密的这些观点对麦肯锡的感伤小说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感伤主义文学的流行和当时普遍强调读者情感反馈和互动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人们相信，真诚的情感往往存在于那些容易被感动、容易受作品中的激情影响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里都具有这种倾向。有些硬心肠的人即使看到别人的痛苦也不会产生怜悯悲伤之情，有些人甚至冷酷到以制造别人的悲伤为乐。但是，还是有许多人情感丰富、心地善良，他们看到同类哪怕是小小的不适也会感到悲伤。感伤主义文学因此具有了一种深奥的特质，它有益身心的影响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具有情感互动能力的读者身上。当时的一位女性剧作家兼诗人汉娜·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情感：“甜美的情感/那是神秘的力量/在出生之时赋予你的天赋/就像是精灵的宠爱”。（Barker,1975:48～49）当时的伦敦杂志上经常发表这一类为情感辩护的文章，认为如果读者的心能被一个感伤主义的故事打动，同时心灵能体验到一种愉悦的感觉；流泪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心灵在经受考验；对悲伤的故事产生哀婉之情甚至是证明个体具有超越自身对他者关心的能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形之下，麦肯锡的小说所讲述的一个个让人感动的事件，不断地感染读者并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这正是当时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所追求的效果，读者有意识的情感互动和作者的写作艺术在此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麦肯锡为了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效果，在小说中多处使用较为夸张的戏剧性情节描写，因此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很多地方难免给人过于强调个体感性世界从而偏离时代现实生活的感觉，其实不然，小说中的不少事件是作者在观察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创作与思考。当时的英国，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社会开始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社会财富逐渐积累，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似乎越发强烈，然而生活在伦敦那样大城市里的穷苦人却是食不果腹，比如小说中的街头妓女艾米莉就是当时下层社会妇女凄苦生活的一个缩影。而穿插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即老爱德华一家的遭遇，更是暴露出18世纪工业开始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英国农村逐渐萧条、农民生活更加艰难的社会问题。老爱德华和哈利在回乡的旅途中相遇，他衣着简陋、神色忧伤，看上去疲惫不堪，甚至连背包都快背不动了。交谈之后，哈利才知道爱德华原来是他多年未见的同乡，自己小时候还经常去他家玩耍。老爱德华一家世代都是农民，以租种乡绅的土地为生，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变化，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有几年收成不好，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不能及时交租，自己家的财产和家畜也被人强迫变卖抵债。后来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小块地租种，他和儿子杰克日夜辛劳地在田里耕作，总算一家人可以勉强度日。但不幸又接踵而来，儿子杰克因为与附近法官家农场的看守发生冲突而被抓进监狱，他们要交一大笔罚金。然而法官伺机报复，利用关系故意让征兵的士官抓他儿子杰克去服役，老人不忍看着刚生了孩子不久的媳妇以及年幼的孙子和儿子分离，于是花了钱买通士官顶替儿子去参军。他随着军团到达东印度群岛，不久还当上了士官，赚了点小钱。但是因为同情被英国士兵抓来打得遍体鳞伤的印度老人而偷偷将他释放，老爱德华自己被鞭打成重伤后赶出军营，他不得不挣扎着去港口。就在他绝望之时，竟然遇到自己在军营里救过的印度人，终于得以救治慢慢康复。印度人在分别时赠予他两百金条以感谢他的慈善之心。老爱德华于是乘船辗转回到英国，打算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当哈利和老爱德华到达村子附近时却看到一片凄凉景象：南山老爱德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些佃户的茅屋都已倒塌，以前的学校也被乡绅推倒犁为田地。他们跟随一位农妇来到新来的乡村教师住的小屋前，看到两个孤儿，才知道他们原来就是老爱德华的孙子，而老爱德华的儿子和儿媳妇则因为庄稼歉收债务沉重，不堪重负已经离开了人世。哈利把孤苦伶仃的老爱德华爷孙三人带回家临时安顿住下，然后又把自己的一小块田地安排给他们耕种，并把田地边的小村舍整理布置了一番，让他们一家人居住。老爱德华一家人不幸的遭遇，不仅让哈利这样的多愁善感之人几度落泪，也让沃尔顿小姐和其他善良的村民对爷孙三人充满同情，她们经常来看望孩子，帮助老爱德华。
小说中主人公哈利在很多地方给人留下充满感性、柔弱顺从的印象，但是在第三十六章讲述完老爱德华的经历之后，在题为“有情人谈论此事之令人困惑之处”的一段中，侃侃而谈的哈利和他平时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这个片段里，哈利在和老爱德华的对话中就老爱德华所谈到的很多见闻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和疑问，言辞颇为果敢犀利。他不仅对老爱德华谈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一些情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困惑，甚至对英国的领土扩张和殖民政策提出了质疑：
爱德华，我对自己国家的兴盛很是关注：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它的强大和声名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我不能因为只想到它占领了印度而欣喜，却把那些人民抛在脑后。你告诉我英国拥有臣服于它的广阔领土，但是我却不能不对此提出疑问，他们凭什么拥有那些领土？他们在那里作为贸易者，用带去的物品进行贸易让别人购买，他们即便获得再大的利润，那也算是公平合理，但是作为另外一个王国，他们有什么权力在印度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还在友好的商贸之地发布法律条文？……（Mackenzie,1771:209～210）
在和老爱德华的争辩中，哈利对当时大部分英国人引以为荣的殖民扩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对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很多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谴责，他的质疑表达了他对公平、仁慈等美好事物的向往，对非人道等丑陋行为的斥责。无疑，《有情人》中老爱德华的故事为这个充满感伤主义情调的小说增添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和历史的质感。
《有情人》的出版一方面满足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哀婉之情的偏好，另一方面显示了18世纪后期英国人开始对启蒙运动所崇尚的理性进行反思和质疑的趋势。在感伤主义文学的潮流中，人们对情感和想象的关注，为19世纪即将到来的浪漫主义铺平了道路。很多评论家认为，哈利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就不可能对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的遭遇产生怜悯和同情，想象力是丰富情感的基础，也是感伤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休谟在关于情感的论述中就一再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想象和感情有一种密切的结合，任何影响想象的东西，对感情总不能完全无关，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每当我们的祸福观念获得一种新的活泼性时，情感就变得更加猛烈，并且随着想象的各种变化而变化。”（休谟，1939：462）
麦肯锡的第二部小说《世俗之人》通常被认为是他三部小说中最弱的一本，也许是为了赶上读者在第一本小说的热情未退之时出版而仓促写成，麦肯锡自己似乎对这本小说也不太满意。当时《伦敦杂志》的一篇评论中说，“小说的作者似乎像那些整日闲坐在家中不闻世事的哲学家一样，在密室里研究人类”（Barker,1975:55）。细读小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评论未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影响远不能和《有情人》相比。相对第一部小说善良多情的理想主人公哈利，《世俗之人》的主人公托马斯·辛达尔爵士则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的反面人物。辛达尔的邻居教区牧师理查德·安斯利育有一对儿女比利和哈里特,因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早逝，安斯利作为父亲一直小心谨慎地抚养孩子长大。但是生性放荡且邪恶的辛达尔早已把贪婪的双手伸向了他们，他趁着比利在牛津上学期间开始跟他频繁交往，比利逐渐堕落，结果因为欠赌债去抢劫而被捕入狱，后被转运到美国服刑14年。辛达尔同时假装是比利的好朋友，想办法讨好哈里特，在老谋深算的辛达尔连环骗局下，哈里特最终落入他的圈套被诱奸。回家后，单纯的哈里特一直相信辛达尔会娶她，直到发现自己怀孕后又去找辛达尔，才知道辛达尔并不打算娶她。 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哈里特提前产下一女婴，父亲安斯利因为悲愤交加而突然去世，雪上加霜的是，保姆和女婴突然失踪，哈里特听到两人溺水而亡的消息时，再也承受不住打击，随之离开了人世。此时的辛达尔似乎有了一丝悔悟之心，在安斯利和哈里特坟上为他们立了墓碑，小说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读者也许会期待辛达尔后来会幡然改过，弃恶从善，但是作者却让辛达尔继续他虚伪贪婪的个性，让他成为18世纪小说里又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形象。
小说第二部分开始于若干年后，辛达尔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他的寡妇妹妹和外甥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露西，是被他收养多年的孤儿。辛达尔的外甥哈里·博尔顿父母早逝，因为辛达尔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可能就是老辛达尔财产的未来继承人。博尔顿心地善良仁慈，完全不像舅父那般阴险恶毒，他和露西之间渐生情愫。一次在伦敦，博尔顿结识了老安斯利的朋友兼遗产执行人罗林森，罗林森寻找安斯利儿子未果，不久病故，临终把安斯利的家产全部留给了博尔顿。此时，虚伪的辛达尔又在谋划着如何引诱露西来满足自己的淫欲，露西在一名仆人的帮助下逃出家门，但在路上又被辛达尔抓住，就在危急时刻，博尔顿及时赶到，从辛达尔手中救下了露西。小说的最后，露西的身份也终于得以确认，她原来就是当年失踪的女婴，而辛达尔则是她的亲生父亲。辛达尔在悔恨中死去，博尔顿和露西终成眷属。
麦肯锡的《有情人》和《世俗之人》的出版时间相隔不到两年，显而易见，在第二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设计上，作者有意让它和前一部小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利是一个富有美德的理想人物，而辛达尔则是充满邪恶的恶棍典型，麦肯锡在小说中试图用不同的手法刻画出两个善与恶的代表人物，并通过他们的言行激起读者强烈的爱恨情感，从而最终让读者体会到善与恶给社会带来的不同影响和后果。《世俗之人》中有不少人物和邪恶的辛达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就好像《汤姆·琼斯》中的汤姆和布利菲尓那样，善与恶始终在进行较量，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恶的力量最终屈服。小说第二部分出场的重要人物博尔顿就是善的代表，他的出现为最后打败邪恶的辛达尔埋下了伏笔。有人认为，博尔顿颇有几分像《有情人》中的哈利，他虽然生活在充满狡诈和虚伪气氛的舅父家中，但其善良的天性始终没有被腐蚀，不过他的单纯也让他迟迟没有意识到老辛达尔对哈里特一直抱有的不轨之心，直到最后露西给他写信。
麦肯锡笔下的人物，单纯和天真总是和美德联系在一起，而精明和老于世故通常都和邪恶分不开。小说《世俗之人》通过不同人物性格命运对比和映衬，让读者对前者产生更强烈的怜悯同情。比如在小说第一部分开头，麦肯锡集中笔墨讲述了理查德·安斯利不幸的命运。安斯利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希望唯一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从商，但是生性单纯善良的安斯利并不喜欢唯利是图的商人，于是选择了做牧师，因此父亲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而把家产全部留给了侄子。安斯利后来和情投意合的邻家女儿结婚，婚后他们和岳父移居乡下，妻子不久也生了一儿一女，夫妻恩爱和谐，可美满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妻子生完第三个孩子后病逝，而孩子也在八个月的时候夭折，伤心过度的岳父不久辞世，只剩下孤独的安斯利带着两个孩子，安斯利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之中。在安斯利的身上，我们看到作者对充斥名利的都市生活的厌恶和对宁静淡泊的乡村生活的向往。在故事的叙述中，也有很多借人物安斯利之口进行的说教之词，特别是在小说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连着两个章节记录了爱子心切的安斯利在儿子比利即将出发去大学读书之前，喋喋不休地教诲他走上社会后如何为人处世、分辨是非，以免经受不住诱惑误入歧途，但他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一对儿女即将落入伪君子辛达尔的魔爪。安斯利对儿子的说教有很多是对当时各种社会现象和世俗风气的批评，这些评论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很多社会问题的担忧及不满情绪，因此读起来更像是饱经世事的作者对年轻读者的说教。不过，这样连篇累牍且平铺直叙的说教章节，确实会让读者失去耐心。总体来看，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没能摆脱其他大部分18世纪小说的创作模式，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缺乏新意，我们在小说里很多地方似乎都能隐约看到模仿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1762）的痕迹。
麦肯锡的第三部小说《朱丽叶》被认为是他最出色的小说，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日臻成熟。小说以书信体写成，书中三位写信人分别是朱丽叶、蒙多班和萨薇龙，他们各自给自己的知心好友玛利亚、塞加尔瓦、博瓦里斯和赫伯特写信。在信中，他们事无巨细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向好友倾诉，朱丽叶甚至把写信当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考生活的方式，蒙多班则认为毫不掩饰内心脆弱的书信是证明朋友间信任的最好方式，因此在他们的书信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外部状况，还可以深入透视他们的内心活动，在他们的内省和自我矛盾等心理描写中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人物，人物的真实感也因此大大增强。
小说女主人公朱丽叶的父亲因为输了官司，不得不出售祖上留下的地产还债，一家人离开巴黎移居乡下。邻居蒙多班伯爵主动与他们交往，进而爱上朱丽叶并向她求婚被拒，因为朱丽叶心里默默爱着一个名叫萨薇龙的年轻人。萨薇龙从小和朱丽叶一起长大，因为两人的父亲是好友，萨薇龙父亲去世后便由朱丽叶的父亲照顾和监护。虽然萨薇龙同样深情地爱着朱丽叶，但是自觉贫穷寒酸，不能和朱丽叶相配，于是去了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寻求发展。但是朱丽叶家中的情况越来越糟，父亲因为债务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而母亲在病榻上临终前央求朱丽叶答应公爵的求婚，帮助她父亲渡过难关。虽然公爵在朱丽叶没有答应求婚的情况下帮她父亲还清了债务，可朱丽叶最终经不起父亲的哀求，答应嫁给伯爵。一直单身的萨薇龙因为在叔父去世后继承了他的种植园，便回到法国打算向朱丽叶表白心意，没有料到朱丽叶已经结婚。朱丽叶在朋友的劝说下打算与萨薇龙见最后一面，但是伯爵已经对她起了猜疑，并听说妻子曾经和萨薇龙关系密切，于是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决定在两人见面后下手杀死他们。萨薇龙侥幸逃脱，而朱丽叶却喝下了丈夫下的毒药。朱丽叶在死前告诉伯爵自己与萨薇龙之间单纯的情感和清白的关系。朱丽叶死后，伯爵悔恨交加、意识错乱，后服毒自杀。而萨薇龙独自回到马提尼克岛，从此逃避任何感情，一个人度过余生。
麦肯锡在《朱丽叶》中使用的叙述技巧无疑受到三十多年前出版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的影响，通过不同写信人对同一事件交互变换的视角，对小说情节不仅起到互相补充衬托的作用，也让事件的矛盾冲突更为强烈，读起来扣人心弦。比如在小说第二部分第三十七封书信里，萨薇龙向朋友赫伯特诉说自己从西印度群岛回到巴黎拜访朱丽叶的闺中密友玛利亚，当得知朱丽叶已成为人妻，他感到十分绝望：“哦，赫伯特！我已经把她编织进我对未来的想象里，而现在生活对于我已经变成一片虚无，不再值得留恋。但我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再见她一面。是啊，我有什么理由去见她呢？但是，我想这是眼下我唯一想去实现的目标！”（Mackenzie,1795:107）在第三十八封书信里，朱丽叶向玛利亚描述了自己读完萨薇龙书信后同样矛盾痛苦的心情：“我看到他了，我现在看到他了！他回来了，却不知道命运对我的玩弄；他兴高采烈地归来，希望与他的朱丽叶分享仁慈的上帝赐予他的财富。可我已是有夫之妇——我看到他在惊讶和绝望中后退，他的双眼狂乱而无神，他因为惊愕而失声。”（Mackenzie,1795:112）第三十九封信紧接着就是朱丽叶的丈夫蒙多班就此事写给朋友的书信，他不仅注意到朱丽叶的异常状态而且看到她留在梳妆台上萨薇龙的小照，他内心的猜疑开始让他对朱丽叶的误解逐渐加深：“她亲自来叫我去吃饭，在餐桌上离得很近时，我看到了（上帝，那是真的）她想取悦我的虚假的关心，她企图用假装的单纯来掩饰心中的罪恶感。我应该已经看出了她的窘迫不安，我敢确信，即便我还没有证据。”（Mackenzie,1795:123）三封前后相连的书信，三个叙述者对自己内心世界一览无余的展现，三个写信人不断变化的交互式视角把读者同时带进了小说人物激烈的情感旋涡， 萨薇龙对朱丽叶由痴情到绝望，朱丽叶对萨薇龙的怜悯和自己已成为人妻的无奈，蒙多班对妻子的猜疑和嫉妒，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深陷在无法自拔的情感纠葛中，它在读者中所激起的情感回应也是可想而知了。
《朱丽叶》出版以后，有不少人认为它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新爱洛漪丝》（Julie,or the New Heloise,1761）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麦肯锡的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卢梭这部小说的影响。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爱上了身份地位不及自己的男子，两位情人后来都远走他乡，而女主人公都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嫁给自己不爱的有钱人。但是两部小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那就是朱丽叶和萨薇龙的关系始终纯洁无瑕没有涉及肉体关系，而于丽和圣·普栾不仅有过肉体关系，于丽甚至还怀孕过。另外，于丽的丈夫很是宽宏大度，他不仅没有怨恨于丽和情人以前的恋爱经历，反而出于信任把圣·普栾接到家里来一起居住，而朱丽叶的丈夫蒙多班则是心胸狭隘、嫉妒心极强的一个人。
《朱丽叶》可以说是一部思想艺术极高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中细腻生动的情感描写和耐人寻味的悲剧性结尾，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司各特对这部小说也是崇拜有加，他曾经写过对小说的评论，说它是最让人揪心的小说之一，认为它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也是一剂道德良药，是对人性的真实反映。他认为大部分读者竟然没有发现它胜过《有情人》，恐怕是因为一般的读者很难驾驭小说带来的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它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也有学者认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拉默莫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被写成了爱情悲剧，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朱丽叶》的影响。（Shaw,1981:349～364）
在相对集中的小说创作之后，麦肯锡因为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时加上他对文学沙龙和辩论等公共活动的兴趣，他开始转向杂文写作。1777年年底，麦肯锡经过朋友的介绍参加了当时在爱丁堡的镜子俱乐部，俱乐部经常组织聚会讨论关于礼仪、品味和文学等话题，这些麦肯锡在大学时代就非常感兴趣的讨论让他的思想更为活跃，他很快成为《镜子》（The Mirror’s）期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试图用文章记录下当时人们关于个人情感和激情对于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等重要影响的讨论和思考。不久，麦肯锡还和一群律师朋友合办了《闲散者》（The Lounger）期刊，他在这两个期刊上发表了近九十篇杂文，他的杂文文风多变，时而沉思肃穆时而揶揄讥讽。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带有轻喜剧意味的讽喻性故事，表达自己对财富不断积聚的社会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及人们道德品味下降的担忧。
1786年，麦肯锡在《闲散者》期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和评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的诗歌，文中充满对彭斯诗歌的赞美之词，称彭斯是出身贫寒的天才农夫。当时苏格兰两家重要的文学期刊《苏格兰杂志》（The Scots Magazine）和《爱丁堡杂志》（Edinburgh Magazine）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快这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诗人的名字开始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广为人知。麦肯锡虽然自己不懂德语，但他在《闲散者》杂志上对当时德国文学的介绍在英国也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年轻的司各特就是受此影响而爱上了德国诗歌。麦肯锡对热爱文学的青年作家总是热情地鼓励，并往往能慧眼识英。1814年，同样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即将在英国文坛叱咤风云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得以顺利地匿名出版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Waverley,1814）。因此，司各特在《威弗莱》的篇首献词里，满怀仰慕地称麦肯锡为我们苏格兰的艾迪生（Our Scottish Addison），而麦肯锡小说的感伤情调和浪漫情怀对这位年轻小说家的影响，也将在不远的将来慢慢显露出来。1790年之后，因为法国和英国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麦肯锡也被卷入其中，成了一名政治作家，并捉笔为威廉·皮特的托利党执政政府摇旗呐喊。此后，麦肯锡的创作力逐渐衰退，除了一两部剧本和传记作品外，没有写出其他重要作品，但他却是同时代苏格兰文学圈里同龄人中最长寿的一位作家，他就像一座历史纪念碑，见证了启蒙时期苏格兰巨大的社会变化，目睹了爱丁堡的历史黄金时代，为18世纪苏格兰小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