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工业生产，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一书向以这一前提为基础的核心论点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生活以小生产为基础，总的说，当时的人们还不能设想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力以前人不敢设想的规模飞速发展，这一情形使某些思想家对生产无限发展的前景产生了憧憬。工业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社会的设想只能以节制人们的物欲、以对财富实行平均分配为前提。自罗伯特·欧文以来，社会主义理想被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是以大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欧文乐观地预言：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还只是人们无法限量的那种生产力的萌芽。因为它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新生产力保证人们有无穷无尽和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像取水那样容易地生产财富，像利用空气那样充沛地满足人类的一切合理需要。这是要求迅速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意义特别重要的标志。”注10
欧文开辟的新方向，成为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承袭前人的最重要遗产之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也完全是以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力为前提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信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注11
第二，他们坚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消灭固定的社会分工从而消灭阶级提供了可能。恩格斯说：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注12。
恩格斯的论述至少有三个要点：第一，生产高度发达和产品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阶级划分实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消灭的前提是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第三，分工的消灭与劳动乐生密切相关。
阶级的消灭、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这三大目标之间关系密切：劳动乐生是前两者的前提，而劳动乐生又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劳动无从乐生，从而固定分工和阶级也无从消灭。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面对着大众不得不从事十分艰辛、有时是肮脏甚至危险的劳动这一现实，如何安排这类劳动，如考茨基所言，“成了全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注13。考茨基提到了莫尔和傅立叶的困境：莫尔为解决劳动艰辛问题而在乌托邦里保留了奴隶；傅立叶则“企图通过在工作中导入一种心理学的往往是异想天开的动机来排除这个绊脚石”注14，他想利用儿童不讲卫生的天性，让他们去从事那些肮脏的劳动注15。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看来，这一问题不难解决，解决之道是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留给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只有少数没有内容而却容易学得的看管机器或化学过程的操作了”；“机器操作的单纯化，正为工人提供了可以随时调换其工作的机会，使得各种筋肉神经能够轮流活动，这些筋肉的谐和动作，正像现在完全非生产性的体操一样，使人振奋活泼”；至于脏累艰险的工作，“只要人们认真研究近代技术，这一类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注16。在未来理想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的角色一直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17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消灭固定分工从而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劳动乐生和固定分工的消除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观点，它们自然会成为米塞斯批评的对象。
在对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对人类生存条件及前景的理解上，米塞斯及其所属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正相反。在他们看来，生存资料短缺是人类宿命；正是因为短缺，才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才有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以短缺为基本预设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批评时，必定会围绕这一预设做文章。米塞斯说，“在天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幸福和满足。产品的短缺只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它一方面限制了生产力的扩大，另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分配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米塞斯认为，“那种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大自然都会赐我衣食”的愿望，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想。严酷的事实是，“大自然没有赐予我们任何权利，正是由于她供给我们的生存资料极为匮乏，并且需求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才被迫从事经济活动。”注18米塞斯的恩师冯·庞巴维克的批评更具概括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人类的整个生存条件，即短缺这一核心问题的批评；同资本主义一样，生存资料的短缺也是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注19。
在米塞斯的批评中，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其主要论据之一。他写道：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生产资料社会化将使得生产力空前增长，这有可能驳倒马尔萨斯们，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美满和富足，然而“马尔萨斯人口规律和收益递减规律粉碎了这一幻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便不会再伴有财富的相应增长；超过这个限度，人均产量就将会下降”。因此，虽然马尔萨斯在整个19世纪受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但在米塞斯看来，“他们并没有驳倒他。今天，可以认为关于人口规律的讨论已经结束”注20。
米塞斯认为，既然短缺是人类宿命，劳动乐生也就成了虚妄。人类欲望无限，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只有通过增加劳动，方能满足需求，而劳动，即便是充满乐趣的劳动，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使人厌烦。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随意的职业变换亦即固定分工的消除来解决劳动厌烦问题，米塞斯认为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首先，职业实践的减少会导致劳动技能的降低；其次，职业的变换之间将有时间损失——这极易使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有关机会成本的内容。此外，对劳动的厌烦很少针对的是某一具体工作，而是工作时间的延续导致的身心疲倦，通过变换工作而从另一种形式的劳动中获得乐趣的想法不见得奏效注21。
如果劳动乐生成了虚妄，劳动分工的消除从而阶级的消灭也就成了空想。在米塞斯看来，劳动分工的存在并非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而是永恒的自然现象：“分工发祥于自然界的两个事实：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的多样性”；“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意味着社会就是分工”；“分工乃社会的本质”注22。既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就是天然合理的：“人不是完全平等的。有人天生是领袖，有人只能跟着走……我们不可能都当先驱：大多数人既无这种抱负，也缺少必要的能力”；“因为不能独立思考，大众才追随……有教养的人”；“未雨绸缪，提前行动，采用新的方式，永远只是少数人，即领导者的事情”注23。
从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从资源条件对经济的约束以及分工日趋细密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米塞斯的批评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问题上，在经历了自19世纪以来占主流的乐观主义之后，人们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遭到质疑。报告认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地球不堪重负。报告提出了经济零增长理念。报告提供的资源评估或有偏差，相关观点或可争议，但该报告标志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的转变。就在该报告发表的同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首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国际议事日程，这不是偶然的。增长的极限、零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被广泛接受，至少表明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观念需要商榷。
短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米塞斯还谈到了另一种重要的短缺——时间短缺。他说：“显然，可供使用的劳动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劳动。即便劳动完全是一种享受，也必须节约利用，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尽的。即便是悠闲自在的人，没有钱财方面的顾虑，也必须对他的时间做出规划，即对消磨时间的不同方式加以选择。”注24 在此问题上，米塞斯堪称丹尼尔·贝尔的先驱：半个世纪之后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时间短缺是作为一种“新的匮乏”提出来的注25。这里有必要指出，对于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的理解，马克思比米塞斯深刻的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已指出：“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注26但是，如果闲暇时间本身是财富的尺度，而且像米塞斯和贝尔指出的，它的“供给”是有限的，人们就可能为闲暇时间的支配而发生竞争，这却是马克思没有谈到的。如果不但物质资源的短缺不可避免，而且闲暇时间的短缺更无法克服，那么，以财富极大丰富为预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成问题的。
关于固定分工的消除以及劳动乐生问题，也很难应对米塞斯的批评。确实，当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许多脏累艰险的工作领域里呈现出以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向。但总有大量劳动无法用机器取代。同时，固定的劳动分工，特别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减弱的迹象。至于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人们看到的不是固定分工的削弱，而是相反。不仅如此，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不仅意味着职业划分，而且成了固定的社会身份，如中国丑陋的户籍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很少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或许这里有某种不方便，因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看——前面对恩格斯的引证表明了这一点——固定的社会分工就意味着社会划分为阶级，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反而建立了一个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过的阶级社会。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注27。鉴于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或许应该相信这位政治家的真诚。但正是他的真诚，表明他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至于“愉快的劳动”，离百姓实在太过遥远，反倒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调侃更有生活依据。米塞斯看到了固定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软肋，他告诉读者，“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也只能是辛苦而不是享受”，“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主要支柱就坍塌了”注28。应当说，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学说很内行的人说出的话。不过，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米塞斯对此未必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中还要谈到。
对作为米塞斯主要论据之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也需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口爆炸、环境恶化、非再生资源耗竭等危象提示我们，人口与生存资料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缺陷似乎不在于他的命题，而在于他对命题的论证。他的论证要点无非是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生存资料的增长按算术级数，因此，生存资料的增长永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当达尔文认为自己的进化论得益于马尔萨斯的启发时注29，马克思批评道：“达尔文在他卓越的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注30 马克思看到了达尔文应该看到而没有看到的东西。确实，既然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作为人类消费对象的动植物同人类一样都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倾向，马尔萨斯的论证就是不成立的。但是，驳倒马尔萨斯的论证，不等于取消其命题的合理性注31。马克思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尽管其他生物同人类一样有着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倾向，但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其他生物的食谱中没有人类这道菜，而人类餐桌上则摆放着几乎一切可以食用的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没有天敌的人类对其他生物的压力是单向的，其他生物除了以“短缺”来反馈这种压力，别无他法。因此，即使其他生物按几何级数增长，总有一天无法填饱人类按几何级数增大的胃口——如果人类不设法控制自身繁衍的话。
难以就米塞斯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劳动乐生及固定分工的消除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批评提出反驳意见，不等于我们赞同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断不可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批评中应该引出其他结论：或许社会主义应该探讨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建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