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议数百年间未曾间断，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似乎是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而展开的主要争论已不是纯学理之争；从那时起，由于苏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以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已有初步经验可供参照，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论著有着特别的价值。例如，从1921年年末至1922年夏，俄国著名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罗斯技术协会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其要义是，由于取消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国民经济不可能协调发展注1；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分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困难注2。这些观点和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所证实，而且，作为证据的不仅有学者们的数据和逻辑，更有千百万生灵的命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当属这一时期同一论题中分量较重的作品，用冯·哈耶克的话说，他老师的这一著作震撼了他们整整一代人。
不过，《社会主义》一书问世时，米塞斯的影响似乎主要限于德语世界，英语世界对他的了解大约始于哈耶克30年代在伦敦的讲学。至于在国内，中文读者对米塞斯的了解则是晚近的事了。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他的中文资料不过百多字且有错讹注3；80年代初，从奥·兰格的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文版里，可以间接读到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1986年，《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刊载了米塞斯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使读者得以直接了解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观；1995年，《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文版问世；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题论著《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译本。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题的译著，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日本学者伊藤诚著《现代社会主义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M.霍华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重庆出版社1997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等，对米塞斯多有评述，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米塞斯本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他的看法。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以及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抬头，米塞斯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兴趣，有一些论文发表，一些学术机构举办过研讨会。《社会主义》一书中文本的出版，对相关研究应有帮衬。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伦贝格市（现称利沃夫市，属乌克兰）。他1900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埃冈·冯·庞巴维克；1906年获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09年到1934年间，任维也纳商会和奥地利政府经济顾问，其间，从1913年起任维也纳大学编外教授——一个直接从学生学费中获取报酬的教席；1934年至1940年，他为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而接受了日内瓦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任；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起执教于纽约大学，直到1969 年以87岁高龄退休。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纽约逝世，享年92岁。
20世纪的作家中，米塞斯十分值得关注。研究者云，他在主观价值论、货币理论、商业循环理论、资本和利息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等五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甚著注4。承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赫的学术影响使米塞斯成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袖，而这个以边际效用价值论著称的学派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甚至影响到与米塞斯的极端自由放任主义对立的学派，如凯恩斯学派注5。
除了著书立说，米塞斯还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学术发展。在执教维也纳大学和担任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期间，讲堂授课之余，他还在奥地利商会办公室里为他挑选的学生和朋友开辟私人研讨班，举凡经济、哲学、科学等无所不谈。研讨班始于1920年，止于1934年出走日内瓦，隔周一次，从未间断；移居美国后的米塞斯从1948年起在纽约恢复了他的研讨班，每周一次。从米塞斯的学生中可以看到下面这些人的身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坦、威廉·勒普克、理查德·冯·施特里戈尔、艾尔弗雷德·舒茨、费里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格奥尔格·哈尔姆、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莱昂内尔·罗宾斯。这个名录中，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曾先后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马克卢普写道：“不知何时何地可曾有过这样一个群体，从中产生过如此众多的国际著名学者。”注6 仅这份名录就足以使米塞斯在20世纪学术史上独领风骚了。
然而，米塞斯作为学者的学术生涯却是灰暗的。就其学术贡献而言，《纽约时报》金融版编辑、著名经济记者亨利·海兹利特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人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人就是米塞斯。”注7 但是，米塞斯注定不会与这一科学殊荣有缘。不仅如此，在执教20多年的维也纳大学，他未曾踏上过他一直向往的正教授讲台；在日内瓦大学及后来在纽约大学，他仍为兼职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即将退休时，他才升任纽约大学全职客座教授，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会授予他“杰出人物”奖，而这时他已88岁高龄了。
米塞斯在学界长期失意，也许部分地可以从“时代精神”中寻求解释，部分地可以从他对经济学方法的见解中得到说明。就前一方面说，在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整个时期里，在东方和西方，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盛行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程度不同的国家控制的主张——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凯恩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等，而当时维也纳大学的学术氛围备受“时代精神”浸淫，他的极端自由主义当然不合时宜。在经济学方法上，他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倾向没有好感，认为它们是错误、空洞、无益的注8，而这种倾向是20世纪经济学的时髦。一个时代的冷板凳不正是为那些不识时务的异类定做的吗？结果是，在政治和学术上同潮流相悖、与时髦不合的米塞斯只能眼瞅着许多二三流玩家登堂入室。自然，受冷落于欧美，更不会见经传于中国。
晚年米塞斯已在欧美获得一些荣誉，但声望鹊起之日，他已长眠地下。1974年，哈耶克因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使米塞斯引起世界关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似乎使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确证，遂使有关他的研究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专著问世于世纪之交，米塞斯文集的英文本也被系统地整理出版，应该都与这一背景有关。
米塞斯著述宏富，这位贡献了《货币和信用理论》、《人类行为》等名著的作家，一生著作仅以第一版计就达19卷，加上修订版和外文译本，共计46卷。他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但社会主义问题始终是主旋律。1969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经济理论研讨班”上作了告别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对抗自由市场”。这次演讲，无论场合还是内容，都颇具象征意义：就场合说，它是在维也纳开始的米氏“私人研讨班”的闭幕；就内容说，恰好是在维也纳研讨班最初开讲的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文章断言，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注9，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自该论文发表之日起，这一主题便成为米塞斯学术和政治活动绕以旋转的轴心。
《社会主义》是一部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书，单单这一主题，就可能遭到许多人情感上的拒斥。为了能够冷静地对待该作品，预先指出下面几点，也许不是多余的。第一，该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我们通常的理解要宽泛许多：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和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罗斯福新政、阿根廷庇隆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等等，总之，一切具有国家干预倾向的思想和政策，都被归于社会主义名下。
第二，谈到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时，该书说的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应视为该书前奏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发表于1920年，该书出版于1922年，正是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多之后。据此推断，该书的写作正值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当时，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今天，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在实践上早已放弃了这一体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评，因此，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批评，我们听上去不应感到刺耳。
第三，即便米塞斯在一般意义上批评社会主义，也应当听听他究竟说了什么。社会主义者坚信所持理论的科学性，自当坦然面对批评；从对手的批评中获益而丰富自己，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胸怀。至于米塞斯书中那些十分无礼的东西，如在“导言”和“第三十三章”中对马克思的近乎骂街式的攻击，对此我们只能报以不屑。读者有健全的判断力以区分正当批评和无礼攻击；骂街者收获的只能是丢失体面。
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文版刊行之际，做些评介是必要的。该书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法律、科学、文化、婚姻家庭，等等，涉猎如此广博，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史上以此为专题的篇幅最为宏富的理论作品。不必说，这里不可能对全部问题进行详尽讨论，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用哈耶克的话说，今天的读者能够从中学到的新东西已经不多。我们拟就米塞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观点的批评以及与中国理论界正在讨论的话题有关的问题谈谈看法。我们的评述将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某些预见；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资本家阶级的经济职能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我们猜测，这些问题也许是中文读者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