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毛泽东部署华北敌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侵占了我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在日本军队步步进逼面前，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压制了抗日力量，纵容了日本侵略。1935年，日军公然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五省，使之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政府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举起民族抗日的大旗，于同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确立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军事战略，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全面部署抗战工作，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和历史进程，使山西成为对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要战场。山西地处华北腹地，向东可控制华北，南进可策应中原，西出可威胁陕甘，北向可远达苏蒙，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与西北及陕甘宁等地区相比，山西人口众多、经济富裕、交通便利，非常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此时，与山西接壤的冀、察两省，其大部主权已为日军所控制，正在变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后方。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山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东出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华北地区的理想通道。然而，要“打通抗日路线”，把山西变成“苏区”，从而进一步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首先必须与山西统治当局进行联合，因此，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就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阎锡山是统治山西长达20多年的“土皇帝”，此时仍坚持其反共的立场和政策，与国民党军队合力“围剿”红军。1935年冬，中国共产党向阎锡山申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要求他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而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在黄河东岸沿线“构筑碉堡地带”，“建立防共团队”，阻拦红军东渡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单纯运用政治手段难以济事，只有把政治的和军事的两手斗争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采取先武后文的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于是，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对日作战，挽救华北危局，也为了在发展中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播撒革命种子，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挠，坚决举行了伟大而有历史意义的东征。

红军东征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司令。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泰山压顶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渡黄河，一举摧毁晋军防线，挺进山西。东征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顽固抵制，蒋介石则调集20万大军增援阎锡山，并命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宁根据地，但其企图从未得逞。在东征中，红军所向披靡，从晋西打到晋中，从晋中打到晋南、晋西北，先后转战59个县市区，横扫了大半个山西。红军在所经过的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最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大局出发，为避免内战和保存国防实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将东征红军撤回河西，并于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红军东征胜利结束。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准备的历史阶段所开创的把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范例，它以红军的实际行动，使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看清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和抗日的，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实现了从军事进攻到政治进攻的战略转变，开始夺取抗日主导权。在山西，红军以强大的威力，打破了阎锡山的封锁，宣传和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把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迫使阎锡山不得不改弦更张，考虑从共产党身上寻找他的政治出路。

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在黄河渡船上。左起：左权、任弼时、朱德、邓小平

1936年8月间，日军轰响了向绥远进攻的炮声，把侵略魔爪伸到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阎锡山认识到，不抗日山西就无以自保。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阎锡山大施阴谋手段，指令援助阎锡山拦阻东征红军的部队赖在山西不走，意欲吞并阎锡山的地盘。以“一切为了存在”“在存在中求生存”为最高哲学的阎锡山，最后确立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在共产党有力的政治推动下，采取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这样，在1936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为首的山西统治集团的合作关系终于建立起来，在山西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较国共两党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早了近一年。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山西新派的胜利斗争，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权，并通过“牺盟会”这个官办的合法组织形式，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培训团体，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干部队伍。“牺盟会”在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实行全面抗战做了成功准备。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由此引发的中国军队抗战成为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过去的非武装斗争提高到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而华北则首当其冲，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事实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内战基本停止，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布了抗日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通电，请缨杀敌，实行直接对日作战，誓死保卫祖国领土。15日，中共中央又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提出了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斗争、推动和督促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接受红军改编。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红军改编抗日誓师大会上讲话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地——卢沟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政治形势，在正式确立“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由准备抗战进入实行抗战的新阶段；同时，通过了由毛泽东提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逐条规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在会上，毛泽东还特别做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并详尽地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即深入敌人后方，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抗日游击战争，钳制与消耗进攻之敌，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洛川会议旧址内景

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八路军下辖3个师近4.6万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为朱德，副总指挥为彭德怀。自8月底至10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三大主力师分批从陕西省的三原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时，以彭雪枫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正式成立。七七事变后和八路军挺进山西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已由北平移驻太原，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的到来，使山西抗战成了华北党组织的中心工作。这些重要力量汇集于山西，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领导和发动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推动民族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使命。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

红军召开拥护实行改编抗日誓师大会

全国抗战开始后，整个华北战局呈现出敌强我弱的态势，一方面是日军的疯狂进攻和逼近山西，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丧师失地，山西已经成了对日作战的前线阵地。山西是华北屋脊、北中国的锁钥，太原是山西省会、晋境交通枢纽，夺取了太原即可夺取山西，夺取了山西即可固守平津、侵吞华北、进取中原、迂回西北。因此，加紧会攻山西就成为日军侵夺华北、吞灭中国总战略的首要目标。随着华北抗战局势的日趋恶化，日军按照“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战略计划，迅速把侵略战火从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烧到晋北，开始夺取恒山山脉以为侵吞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形成向山西纵深出击的态势。针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正规战争的全面溃败，毛泽东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对国民党正规战争的溃败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揭露了国民党所实行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战术，明确提出了挽救抗战危局的正确方针，“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同时将“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1毛泽东通过对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的科学分析，认定在这种情势下，挽救华北危机、扭转华北战局的根本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并且必须坚持山西阵地，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创造山西的战略支点，才能达到支持和发展华北抗日战争的根本目的。

这时，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和部署，八路军应以集中配置的方式进入恒山山脉地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来，八路军势必会全部陷入日军的迂回包围中，陷入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

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形势图

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立即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决定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展开于山西各战略要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了使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归于战略一致，实行协力配合，在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战场之际，1937年9月12日至2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给华北前线发了一系列电报，就首先发动与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了重要指示和部署。毛泽东指出，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以此四个战略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力地钳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实行和坚持抗战的立足点。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伸展四臂，向外扩大，囊括广大的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策应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扩大与发展抗战的根据地。毛泽东再三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明确了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全境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和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战略部署的制定和实施，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恶毒计划，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避免了难以想象的挫折和损失，而且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和敌后持久抗战的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八路军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战争的伟大旗帜首先飘扬在山西上空，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最早开始在三晋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并且获得了最大的胜利与成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