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　好事多磨

近世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传统的文物制度受到西方文明的直面挑战，西方侵略者挟其坚船利炮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往往又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者，中国人一面以不折不挠的精神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强国富民而向西方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这是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几乎都要经过一番敌对——观望——审视——接受的过程。1902年即已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就是此种历史现象的显例，亦真可谓中西合璧，好事多磨。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时称学堂）大多由西方教会势力创办。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给朝野上下以极大震动，京师沦陷，皇室出逃，清政府不得不实施“新政”，以求“振作”。继戊戌期间命省城书院一律改设大学堂后，1901年9月清政府再次重申此令，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以“方今士习浮嚣，危言日出，全赖昌明正学，救弊扶颠”为念，遵旨将原设省城的令德堂书院和晋阳书院撤销，于1902年5月8日成立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姚文栋，总教习高燮增，总理谷如墉。

另一方面，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又将兵锋指向山西，长城岭、娘子关先后失守之后，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急电上海道台，希望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办、“曾在晋省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1901年5月，李提摩太由沪抵京，并向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办理。由于娘子关一带局势尚未平静，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并商谈，便转道返回上海。7月初，耶稣教各教会推出教士叶守真、敦崇礼、文阿德等8人为代表，前来太原商讨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为由，对付银50万两开办大学堂事表示异议。后经李提摩太“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遂于9月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沪商谈。

周之骧与李提摩太的面谈并不顺利。周之骧对开办大学堂事宜提出四个条件：晋省所出50万两银不称罚款；西教师在校内不得宣传耶稣教；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西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应主持校务，并以东南各省教会学校并无此等限制坚持己见，谈判曾一度陷于僵局。11月，经一再磋商，周之骧将与李提摩太商定的合同草案八条电呈山西巡抚岑春煊。其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并京师各省大学堂一样看待，学生也一样录用。岑春煊认为，合同中有关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项，“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一再电饬周之骧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则“持之甚坚”。考虑到辛丑和议甫定，时局尚未大定，山西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教案极巨”之省份，若谈判决裂，恐致将来为难，岑春煊与山西官绅多次筹商，最后“委曲求全，固与议定”。

1902年4月底，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新常富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中外教习一行数人，由上海到达太原，准备中西大学堂开学事宜。不料，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已将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等人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抱怨山西当局“保守”“狡猾”。新常富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太原已经有一个中国的高等学府（进行国学教育），更狡猾的是，现在他们竟想采取第一个措施，试图把我们的学校拉进他们的学府里去，归它管辖，目的当然是把我们所搞的一切给刺拉掉。这对于我们的建校任务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李提摩太仍然坚持己见，建议两校合并办理：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他自己主持，并将其拟改合同底稿提交巡抚考虑。

山西巡抚岑春煊认为，两校合并，“事关创举，未敢率允”，即饬署布政使吴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署冀宁道沈敦和，会同大学堂总理、在籍户部主事谷如墉暨省城绅士筹议，商讨归并办理有无流弊，并就外人所提交之拟改合同，详细察酌其权限是否分明。经山西官绅一段时期的详细讨论，得出归并办理可有五利的结论，沈敦和还提出两校合并后，一部取名中学专斋，一部取名西学专斋。为慎重起见，岑春煊“复发策遍询大学堂士子”，结果也是“主不归并者少，主归并者多”。苏慧廉在《李提摩太传》（山西大学外语学院本书翻译组译《李提摩太传》，香港世华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李提摩太传》）中对此记载更为详细：

商谈期间，反对派认为大学堂的士子是支持他们的，于是出一道“合并利弊论”，让士子们作。结果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一百零八名士子当中，赞成合并的竟有六十八名之多，而反对合并的只有十三名。

 

此次中外“归并办理”的交涉，时间长达将近两个月。其焦点问题仍在传教及主权等问题。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教训，山西当局坚持教会不得干预学校，禁止在校内宣讲教义。李提摩太则坚持中外条约规定宗教自由，巡抚并无废约的权力。其他涉及主权者如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都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双方旷日持久，接连交涉，几成僵局。敦崇礼曾心灰意冷地对新常富说：“现在最好是卷起我们的背包回欧洲去，只要我们不去用这笔钱在这里建什么大学，他们是愿意把钱给我们的。”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将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成立西学专斋。

1902年6月7日（阴历五月初二），双方签订《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共二十三条。合同首先明确规定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归入晋省奏议大学堂办理”；晋省筹款50万两作为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扣足十年或未届十年而款项用尽，均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西学专斋学科分为四门：文学、法律、工程、医学，其他如西斋经费使用、学生食宿、学籍管理、考试毕业及教习聘任等均一一载明。合同还特别规定，西学专斋既议并入大学堂，即系中国国家学堂，“专斋课程只讲求各种有益之新学”，课程无论如何商订，均不得与规定所列学科稍有违背。倘有违背，或别有增立，可由巡抚立时将此合同作废，意在禁止校内宣教。《二十三条》既已签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周之骧与李提摩太在上海签订的合同注销，新合同《二十三条》一式三份，一存山西巡抚衙门，一存山西大学堂，一存上海广学会，并勒石于大学堂内。

《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签订后，由岑春煊推荐，清廷委派沈敦和为大学堂督办，李提摩太则担任西斋总理。6月9日，岑春煊下令将太原城内最好的建筑物皇华馆学台衙门拨给李氏，作为西斋临时斋舍。当天下午，岑春煊在该处设宴为李提摩太饯行，次日李氏离并转京返沪。6月26日，西斋校舍整理完毕，正式开学。省城重要官员与士绅，中斋教习、学生及95名西斋新生参加了西斋开学典礼。山西巡抚岑春煊与西斋总教习敦崇礼在典礼仪式上分别讲话。6月26日应是西斋开学日，而非山西大学堂成立日。

山西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新式大学之一，也是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办理颇有成效的大学之一。西学专斋归并原设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解决西斋教材问题而专设的上海译书院所译各类教材，许多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包括担任过山西大学校长的高时臻、王录勋等人，为本省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瑞典国“格致”博士，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员的新常富不无自豪地写道：“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