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 尊广道艺　登崇俊良

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训诲。

校训与校徽、校歌一样，是一所学校的精神标志。一个好的校训应当充分体现这个学校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积淀；一个特点鲜明、简洁明快的校训应当对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校训犹如“招牌”一样，也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开名片，能够为学校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一般而言，一所学校（无论公立或私立）的校训总有其历史的渊源。此种渊源或是办学初衷、培养目标，或为某一时期校长或名人题训，这种校训往往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往往能够流传久远。当然，也有一种时代感很强，甚至重复雷同的校训，但这种校训往往不会给人留下久远的印象，时下国内一些学校（无论大学、中学，甚至小学）不免也有此类的校训。

在笔者有限的见闻中，最具魅力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训源于《周易》乾坤二卦，卦辞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穹的运势强健刚劲，君子应坚卓刚毅，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浑厚顺和，君子应增广美德，容载万物。象天法地，何等气魄！据载，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做题为《君子》的讲演，以此勉励师生。此后，清华以此八字为校训，做图制徽，广为流传。又，早在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清末民初，以迄今日，清华大学的校训一以贯之，源远流长。

中山大学的校训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为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题写，源自《礼记·中庸》：“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同时，中山大学这一校训也已融入校歌。天津两所知名大学的校训也都渊源深厚，南开大学的校训为南开历史上著名校长张伯苓提倡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天津大学的校训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此为建校初期北洋大学原校长赵天麟首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为启功先生所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则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题“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好的校训。

当然，有些学校的校训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这种现象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学校可能更多一些，国内高等教育的重镇、创办于戊戌时期的北京大学可能即属此类。

历经110年风雨的山西大学，其校训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笔者所知，自后往前倒溯，不同历史时期至少出现过如下四种：

2002年，山西大学隆重举行百年庆典。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展望未来发展道路，提出十六字校训——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1992年，山西大学举行建校90周年校庆，晋籍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同志亲笔题写校训——勤奋、严谨、信实、创新。并将此校训镌刻在新校门照壁背面。

第三种校训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山西大学南迁，1939年12月23日三原复校后，又因“国立风潮”迁址秋林镇虎啸沟。1944年1月，《虎啸》月刊创刊，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兼山西大学校长阎锡山亲笔题词“精益求精”，以此勉励师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日进以精，后人也有以“精益求精”为校训者。

最早的一种校训应为建校初期。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先借文瀛湖南边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舍，后又以皇华馆学台衙门作为西斋临时校舍。1903年春季，根据《二十三条》第八条规定，大学堂“会请巡抚堪明地段”，以洋元四万之数购得侯家巷民地200余亩，兴建新的校舍。1904年仲秋新校舍主要建筑竣工落成。大门与照壁中间，特建左右对称的两座牌坊，左书“尊广道艺”，右书“登崇俊良”。

“尊广道艺”出自班固《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秦暴，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

 

“尊”者，尊敬、尊崇；“广”者，传授、传播也。“道”者，道德、道理、道义；“艺”者，技艺、才艺也。用现在的话来说，“道”可以理解为人文知识，“艺”则是对应的科学技术知识。“尊广道艺”今义就是尊崇传授人文和科学知识。

“登崇俊良”则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名文《进学解》：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登”者，举荐、推崇；“崇”者，尊崇、尊重也；“俊良”即指才智优秀的人才。“登崇俊良”今义就是推举尊重培养有才识的人才。

综观本校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个校训，笔者感到各有其时代特色，然“尊广道艺，登崇俊良”不仅为建校初期之校训，而且语出有典，简洁明了，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或许是出于自己的专业偏好，笔者总觉得此八字校训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她又是那么高度地凝练了大学教育之目标，这一目标在昨天、今天、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历久弥新。

本书在2002年初版时，侯家巷校园里一座牌坊上的文字还未能考证出，只知道另一座牌坊上写有“登崇俊良”四字。没想到，办公室马彦奇同志居然根据大学堂老照片，利用现代技术，确认“尊广道艺”四字，这是需要向他表示感谢的。

校训的确定，是需要师生员工和校友共同参与的事情。一家之言，权且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