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本书构思于伊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人权道德理论将是一个任务艰巨的领域。因为对于道德人权的根据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那些对存在道德人权持怀疑态度的人。事实上，对于人权的属性和存在，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分析。直到参加了位于伊朗库姆市的穆菲德大学（Mofid University）举办的国际人权会议，我才意识到，国际法中人权理论的缺乏将会严重阻碍全球范围内紧迫的人权问题的解决进程。因此，我决心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来拓展人权理论，以期从理论上阐明该问题并能将之运用于实践。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苦苦研究人权的哲学问题，对于凡是审阅本书的一章或更多章节的人，我都深表感谢。这些人包括：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拉里·梅（Larry May）、雷克斯·马丁（Rex Martin）、詹姆斯·尼克尔（James Nickel）、乔治·雷恩博尔特（George Rainbolt）、威廉·特文宁（William Twining）以及克利斯托弗·希思·韦尔曼（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那些花时间与我讨论初步想法、激励并纠正我思维的哲学与法学同事，实在是不胜枚举，但我不能不深表谢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两位匿名的审稿人，他们坚持认为，我的初稿研究目标过于宏大，我不应该去做我能力之外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能选择了从我最熟悉的人权道德维度进行研究。

同时也感谢以下出版机构允许引用再版相关文献：

查尔斯·贝兹（Charles Beitz）：“人权的涵义”（What Human Rights Mean），载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编：《代达罗斯》（Daedalus）第132期，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6页；

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联合国大会：历史视角1945—1989”（The General Assembl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1945—1989），载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编：《联合国与人权：批判性评价》（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Critical Appraisal），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2年版；

约翰内斯·莫森克（Johannes Morsink）：《世界人权宣言：缘起、起草与意图》（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Origins， Drafting and Intent），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吉拉德·L. 纽曼（Gerald L.Neuman）：“人权与宪法权利：和谐和不一致”（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 Rights：Harmony and Dissonance），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编：《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第55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阿达曼夏·珀里斯（Adamantia Pollis）、彼得·施瓦布（Peter Schwab）：“人权：有限适用的文化建构”（Human Rights： A Cultural Construct with Limited Applicability），载其主编：《人权：文化与思想的视角》（Human Rights：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0年版；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宪法权利的权利批判”（A Right-Based Critiqu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载《牛津法学研究》（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第13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