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昆明与云贵古代濮人

随着上节的讨论，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濮人既然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主要居民，为什么现存濮人族系的民族除了仡佬外多已难于考见了呢？同时，现在各地仡佬族的总数不过二万多人（七十年代），远远不能算是西南地区的主要居民。很显然，西南地区的民族成分和濮人比重曾经发生过一个巨大的古今之变。这是西南地区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应当加以重视而进行研究的。这一巨大变化的发展过程只能从古代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上来探寻。

大家知道，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把巴蜀之外的西南民族划分为夜郎、靡莫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白马等七个集团。徙筰都、冉、白马三个集团偏在西北，主要是与蜀发生交往，他们与西南濮人的关系留待另篇讨论。在这里，我们只准备探讨一下嶲昆明集团与云贵古代濮人——也就是与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三集团的关系。

我们且先从嶲昆明的住地谈起。

关于嶲昆明的居住地域，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但我们绝不可以后衡前、也不可以前概后，把昆明的住地僵化了。昆明住地的变化应当是昆明民族迁徙的反映。我们正是准备从昆明住地的变化来探索昆明民族迁徙发展的过程。

关于嶲昆明住地的记载，以《史记·西南夷列传》为最早：

其（指滇、邛都——引者）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对于这个记载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如“西自桐师以东”，桐师在何地？“北至叶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作“东北至叶榆”，《汉纪》作“西自桐师以东至叶榆”。叶榆究竟在嶲昆明的何方？

关于桐师，古注无解。沈钦韩用《汉书·地理志》的同并来解释同师，认为是“隶体相近”。但同并在西汉属牂牁郡，晋、宋属建宁郡，其地显然当在滇东，而叶榆为今大理，地处滇西。同并以东绝不能至叶榆。沈说显然不妥。邹衍勋在《昆明考》中提出另一个解释说：

《汉书》：嶲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华阳国志》：嶲唐有同水，从徼外来。同、周古字多通用，同水、周水，一也。同师疑在同水之近侧，云同师者，犹洛师云。

嶲唐在今保山境，周水为今怒江，则同师当在今保山西怒江近侧。这个解释不仅探索了同师的地望，同时也探索了嶲昆明的“嶲”究在何地。《续汉郡国志》刘昭注补说：“（嶲唐），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嶲昆明。”刘昭刘宋时人，所说当有所据。因此，我们认为邹衍勋的这个解释是一个较好的解释。

但是，嶲昆明的嶲应不限于嶲唐，还当包括越嶲郡的西部。越嶲，王莽改名集嶲，此嶲字只能是族称而不能作他解。同时，《史记》在叙嶲昆明之后紧接着说：“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徙筰都集团在汉武帝开西南之后设置了沈黎郡，其辖境略相当于今天全、汉源一带。嶲族若不居于越嶲西部，何能东北与徙筰都相接。此嶲族集团必当游牧于今西昌地区西部以至丽江、大理、保山一带。因此，说巂昆明的住地是“北至叶榆”或“东北至叶榆”都当欠确，而以“东至叶榆”为妥。正由于嶲昆明集团的游牧区域这样辽阔，所以司马迁在叙述中要特别写上“地方可数千里”一句了。

司马迁虽然到过西南地区，但不一定到过昆明，他所记嶲昆明的情况显然来自传闻。上述地区当是嶲昆明集团早期的基本的牧区，他的某些支族可能在西汉时已“随畜迁徙”突破了这个范围。荀悦说有昆明子居滇河中（见《史记·平准书索隐》），当是有根据的。《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有昆泽县，昆泽之名也可能与昆明有关。^注3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叛。”姑复治今华坪，弄栋治今姚安，叶榆治今大理，连然治今安宁，滇池治今晋宁，建伶治今昆明（用方国瑜先生释）。这个记载说明，东汉初年的“昆明诸种”已经分布得相当广泛了。昆明是一个骁勇善战而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发展到比较广泛的地区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到三国时代，《三国志·李恢传》载：“先主薨，高定元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地名昆明，显当为昆明住地。这个昆明的准确地点虽已难于察考，但其地望还是略可推知的。

李恢当时是康降都督，住平夷县（见恢传）。其“案道向建宁”，必由平夷（今仁怀一带）至南广（今镇雄一带）经朱提（今昭通一带）再至建宁。平夷、南广当时尚在蜀手，其被围之地当在朱提或建宁境。从在解围后“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观之，其被围之地当不出建宁北境或朱提南境。诸葛南征之时其地已以昆明为名，则昆明之居此当在南征之前。

魏晋时代的建宁、朱提两郡有昆明的活动，在文献记载上和出土文物中都是有明证的。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藏缅语诸族多称“人”为“明”（承张毅同志告），“昆明”的意思就是昆人，如“普米”的意思是白人一样。故昆明也可称昆，而其中一支则称为叟，所以说是“大种”、“小种”。从服饰特点上看，又可称为木耳夷。昆、叟、木耳，实同异名。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宁郡味县有叟人，而《水经·温水注》则说味县有木耳夷，正只是使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一也，都是指的昆明。

《新纂云南通志》载，1936年昭通洒鱼河古墓出土“汉叟邑长”铜印一颗，出土情况虽不可详，但闻有花纹砖伴随出土，花纹砖一般都认为是东汉时物，这说明朱提地方在东汉时已有叟人——昆明居住了。1963年，昭通又发现霍承嗣墓，墓中有墨书铭记略说：承嗣是“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嶲、兴古三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先葬蜀，以太元十□年二月五日改葬朱提”。墓中有壁画，其中有一种部曲形象是披毡、跣足、梳“天菩萨”，完全与今凉山彝族服饰相同^注4。这些部曲无疑应是晋时建宁、朱提地区的昆叟民族。

我们知道，朱提在越嶲郡的东面，弄栋在越嶲郡南面。而且，这两个地方自来就是越巂通向南中的两条大道。前面谈到，这两个地方在东汉时代都已经住有昆明，因而昆明在东汉时进入越嶲地区便不是太困难的事了。我们认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说越嶲郡的“苏祁叟”就是东汉时居住越嶲的昆叟。这个“叟”应当是汉文献中记录越嶲地区彝族先民的最早族称。参加南中叛乱的高定元，《华阳国志》称之为“越嶲叟帅”、“叟大帅”，很可能便是这支叟人的大头目。随着南中叛乱的平定，高定元被杀，叟人力量削弱，没能成为魏晋时期越嶲地区的主要居民，所以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叙述西南各郡的少数民族时说：

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越嶲、汉嘉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蜀志》）

昆、叟在当时的越嶲地区虽不占主要地位，而在南中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华阳国志》的越嶲郡在《蜀志》而不在《南中志》），昆叟之族已逐步发展壮大，取得了与濮人相提并论的地位，从而出现“叟濮”一词。他们在某些地方还相当有力量，所以益州大姓雍闿在发动叛乱时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争取叟人的支持。而且，诸葛亮在南征胜利之后便“赋出叟濮”，叟人成为蜀国在南中的主要剥削对象之一了。

汉晋文献所载昆明活动之地多在云南境内。到隋唐五代，昆明活动在贵州地区的记载逐渐显著起来。反映唐代昆明活动地区的主要有：

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新唐书·南蛮传》）

殷州，宋改名商州，原在今屏山县境（见《叙州府志》），后移至南溪。三州皆羁縻州，原属戎州都督府，后改属黔州都督府。其地虽已不可确指，但无疑当在今宜宾地区及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很可能便是《宋史·蛮夷传》所说马湖、南广、石门等“叙州三路蛮”之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就曾说过：“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唐代昆明住在这一带地区，较之汉晋时代显然是更向东北发展了。至于“盘麻等四十一州”，其盘州虽在黔西地区，但史文未确言其为昆明，此不具论。

宝州，万岁通天二年，以昆明夷内附置。（《新唐书·地理志》）

龙朔三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僚、昆明、北楼（及生僚）等七千余落。总章二年，置福禄州以处之。（《旧唐书·地理志》）

《大定县志》释宝州在威宁西北，又谓福禄州当为禄州之误，在今毕节。都在今黔西北一带。

会昌中，封其（指牂牁蛮——引者）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新唐书·南蛮传》）

这个“罗殿王”显然就是五代时的“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四》载：

（天成二年）八月，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贡。

据《安顺府志》说，普露静王就是播勒土司，在今安顺。《兴义府志》说，罗殿王在贞丰县的罗王亭。这些记载说明昆明在唐代已活动在贵州西南地区。

（天福五年）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新五代史·楚世家·马希范传》）

都云就是今都匀。这个记载说明昆明又更向东发展到达黔东南地区了。

上述记录说明，昆明一直是在不断地向东发展。但昆明的向东发展并不是向东迁徙而是向东扩展。所以尽管唐代的昆明已活动在贵州一带，而在云南境内仍有关于昆明活动的记录：

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大唐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弘使南宁，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贞观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部落七十二、户十万九千三百。（《通典·边防典》）

梁建方一次招降即达十万多户，可见滇西地区的昆明人口还是相当多的。《通典·边防典》又载：

大唐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姚州治今姚安，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姚州都督府辖十三羁縻州，既说建府于昆明之地，则这些羁縻州中的昆明人应当是不少的。

这里需要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与不同外族的融合，唐代的昆明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了；滇西洱海地区的昆明主要是后世白族的先民，而滇东川黔的昆明则主要是后世彝族的先民。由于他们都由昆明发展而来，所以都有昆明之称。这是应当注意的。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从秦汉到唐五代的一千多年里，昆明之族一直处在不断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但是，这里主要是根据汉文献的记载所作的分析，这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第一，不少记录并不是对当时昆明族的情况作全面的论述，而是东鳞西爪的记录，肯定会有遗漏，甚至可能是重要的遗漏；第二，文献记录虽然是现实情况的反映，但常常是而且只能是晚于现实的反映。因此，前面所揭出的昆明发展的大致形势，只能说是基本上反映了历史实际；如从具体时期来说，应当认为昆明在当时的活动范围还要广泛些；如从具体地区来说，应当承认昆明族迁来的时间还要更早些。如结合唐以后关于乌蛮的记载来分析，情况会说得更清楚些，但这只能留待异日了。

前一节曾经谈到，在魏晋及其以前，濮人是西南地区的主要居民；因此，昆明从滇西向滇东川黔的发展，主要的接触对象必然就是濮人。《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说：“普里之先出于昆明，罗殿、普露静皆昆明也。《罗鬼夷书》曰：一世孟赾，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三十一世曰祝明，居泸阴之山。”祝明生六子，称为六祖，子孙各居一方，自成一部。乌部居滇西，筰部后绝，泸部居建昌、凉山，协部居昭通、永宁，濮部居普里，闽部居东川水西。根据彝族民间传说和《西南彝志》等的记载，除乌部、筰部不见记载外，其余各部在发展过程中无不与濮人发生关系。

凉山彝族中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进入凉山之时，濮人早已住在那里，彝族祖先与濮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后来濮人“绝”了。

贵州《西南彝志》第六卷《恒（即六部中的协）的另一家的起源》载：“恒要征服濮人为恒所用，即向濮大兴杀戮……又取了九个城，还不止九个城，共取了十五个城。”同书第十二卷《扯勒珍藏》载：恒部一支的“外纪，住于妥洪（古蔺）地方，外纪把他的版图扩向濮的境内”。

《西南彝志》第七卷《德布（即六部中的濮）代数的起源》载：德布氏的糯奎博“要击濮人，侵占他们的地方，大大发展居住”。

《西南彝志》第八卷《德施氏（即六部中的闽）祖代序述》载：“阿于歹家（住东川一带）……得了濮的地土。”同书第九卷《勿阿纳（水西始祖家）的序述》说：德施家“到姆戛纳之时，又被濮的君主赶到惦洪冬底，卧雅额鲁来帮助，又将濮人赶走”。同书第七卷《德布代数的起源》中说，德施家的仲鲁蒙“在濮的地方上掌权”。

《西南彝志》中彝濮关系的记录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也有彝人被濮打败，“彝变濮了”的记载。但总的说来，是彝族在发展中征服了濮人、统治了濮人，而且和濮人发生了融合。关于彝濮融合的问题，是彝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需要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我仅在这里举个例子以窥一豹。

老彝文典籍《水西传全集》载：水西安宣慰所管辖的“地土及人民”，不仅有黑白彝、黑白南京、苗、羿等族，仅纳雍一地就有“青濮九十姓，其余地区的濮人还未计算”。在明中叶安疆臣、安尧臣统治水西时，据说“当时满地住的多是濮人”。在吴三桂攻打水西时，水西土司的军队中也有不少濮人。直到现在，原水西地区还有不少濮人（彝族称仡佬为濮）。当地彝族中流传着不少关于彝族与濮人共同生活和斗争的故事。彝濮融合在水西地区一直在发展着，地方志上的一些记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谢琯《新辟水西纪略》载：“……宣慰部下……受品有阶，叙劳有勋，而义类依仿先朝旧制。例满三年一普伙，普谓称仡佬，伙为祭献仡佬先灵不忘根本，以野牛野马祭告后，加各彝升转名位。男则披毡，暑以四方小羊皮代之。女则披仡佬大袍，祭祀临民，皆披以为公服。……每一代盗窃聪俊男子头一颗献仡佬鬼，谓做人头鬼，代代如之。”（《威宁县志·艺文志》）

《诸家土司宗派礼仪》载：“妇女……其最重之礼服为披袍，以诸色布为方块，绣花卉翎毛其上，前短后长。……其最重之礼冠曰武怎，范金银为凤，或九或七……非大礼不服不戴。今各从其夫之职，均制蟒袍霞帔凤冠矣，而其披袍、武怎之仍能不废者，盖其冠婚丧祭大礼中所不能不用，且以示不忘本也。”（《黔西州志》卷五）

这种作为彝族统治者上层妇女礼服的披袍，在《黔南职方纪略》所载“倮罗风俗”中也有记载：

又有方袍，以诸色帛为细方块，绣花卉鸟兽其上，连缀至方二尺为一幅，方袍用数十幅为之。其为衣前短后长，四周连缀，上开一孔，自头笼下。亦有里。其里，贫者用布，富者用帛。是袍也加之诸衣之上。

这种披袍，就是汉代哀牢夷所贡的贯头衣，与诸书所载贵州仡佬族（濮人）所穿的披袍完全一样，所以谢琯径称之为仡佬袍。关于猎头以祭的习俗也见于《说郛》卷三六引李京《云南志略》所载“罗罗风俗”。猎头之古俗但见于僚（见《北史·僚传》）而不见于彝。关于祭仡佬先灵事，大方县彝族农民在解放前还流行着祭山主、祭仡佬王的习俗；据说，要祭仡佬王庄稼才长得好。

显然，这些都是水西彝族接受了仡佬（濮）的习俗。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是彝族统治上层为了巩固对其所属仡佬的统治而采用的“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权术，但这也无可置辩地反映了彝濮融合的一个侧面。

前面谈到，彝族民间传说，凉山原来住有濮人，后来这种人“绝”了。冯元蔚同志说，彝语中，这个“绝”字可以理解为死了、迁走了、融合了三个意思。据此，则应当承认凉山地区的濮人与彝族的融合也是不少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资料，但凉山彝语中有一句成语似乎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凉山彝话形容把事情搞得混乱不堪时，说是“濮合诺合孜”，直译是“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实际上，现代凉山大部分彝胞早已不知濮人、濮话为何物，这句成语无疑是一句古彝话成语，它反映了古代凉山彝族中有些人的语言是“濮话彝话混杂不清”。这正是当时彝、濮语言正在融合中的反映，这应当是彝濮融合的一个侧面。

水西彝族征服仡佬而又与仡佬逐步融合的事例，对我们理解古代昆明与濮人遭遇而发生民族融合的记载是很有帮助的。

昆明在西汉时已在向东发展，则昆明与濮人的矛盾早在西汉时已存在。这就给汉王朝统治者以利用矛盾、镇压反抗、巩固统治的机会。《汉书·西南夷传》载昭帝始元四年叶榆反，方国瑜先生说叶榆是当时昆明中的最大部落。汉王朝在镇压叶榆过程中便利用了濮人中的钩町，“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钩町王”。便是很著名的一次。东汉时又另有一次王朝利用昆明镇压濮人的著名事例。

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寻奔叶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哀牢夷在汉武帝通博南、度兰仓置嶲唐、不韦二县，“以取哀牢地”后，已是“哀牢转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哀牢又败于鹿茤；这一次哀牢又大败于汉昆联军，在此以后，哀牢不再见于历史记载。当是哀牢在此以后已不再以一个独立民族部落进行活动；其人民已成为汉王朝和昆明统治者属下的臣民，逐渐与汉、昆融合了。由于哀牢与昆明融合，哀牢人中关于沙壶、九隆的传说便为昆明所接受，犹之水西安宣慰要祭仡佬王要穿仡佬袍一样。沙壶、九隆的故事不仅见于白族流传的《白古通记》与《白国因由》等典籍中，也在彝族中一直流传下来。彝文典籍《六祖纪略》中所载《洛举根源》就基本上与沙壶、九隆故事相合。《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南中昆明祖之（指沙壶、九隆）”，当即指此。因此，南中昆明虽奉沙壶、九隆为祖，但沙壶、九隆并不是南中昆明的直系祖先，昆明与沙壶、九隆实非同族。这与水西彝族虽“祭仡佬先灵不忘根本”，而仡佬先灵却并不是水西彝族的直系祖先，彝族与仡佬本非同族，其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汉代的邪龙县却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是唐代作为南诏主体的蒙舍诏的所在地，蒙舍诏应当就是征服哀牢的邪龙昆明的后裔。正因为他们是征服哀牢、接受沙壶、九隆传说的人们的后裔，所以他们“自言永昌沙壹（壶之别写）之源也”（《蛮书》卷三），《新唐书·南诏传》当也正因此说南诏“本哀牢后”。现在巍山县的部分彝族自称“迷撒泼”，“迷撒”即“蒙舍”之异写，这说明迷撒泼即蒙舍诏之后；他们当也“自言永昌沙壹之源也”，所以康熙《蒙化府志》（巍山在清代为蒙化）说：“倮罗……哀牢九族之一。”其实，沙壶、九隆并不是彝族的祖先，哀牢、昆明本非一族。

仡佬是牂牁的濮人，哀牢是永昌的濮人。上述两个例子似可说明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昆明不断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为昆明所征服、统治和融合的。因而这个古代西南地区的主体居民便逐步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忽视汉族对濮人的征服、统治和融合的问题。但更应看到，云贵地区自汉建立郡县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汉族居民一直处于少数，在政治上还长期保留当地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地位。从汉代的夜郎王、滇王、钩町王、哀牢王以至明清时代改土归流以前的八大土府、四大土司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是当时云贵民族地区的基层实际统治者。但是汉代的这些基层实际统治者多是濮人，而明清的八大土府、四大土司则都是彝族。也就是说，改土前夕的民族地区的基层统治者多是彝族。也就是说，彝族上层取代了古代濮族上层对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濮人逐步退居少数的关键。这种局面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是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这远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了，这里只准备对形成这种局面的时期提出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向读者请教。

我们准备从一般所说“僚人入蜀”的问题谈起。僚人入蜀是西南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少文献对此都有记录：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北史·僚传》、《魏书》、《周书》所载略同）

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晋书·李势载记》嘉宁元年）

盖李雄据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太平寰宇记》卷七五《蜀州》引李膺《益州记》）

李特孙寿时，有群僚十余万从南越（此当指牂牁、兴古事，非交趾——引者）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在此地（指巴州），后遂为僚所据。（《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四夷县道记》）

《益州记》的作者李膺是南朝梁代益州广汉人，曾任益州别驾（见《南史·李膺传》）。膺上距李寿时不过百多年，而又以蜀人说蜀事，当为可信。尽管我们在前一节中曾否定李势之前“蜀本无僚”之说，但在上列记录面前却又不能不承认牂牁僚人在李寿、李势之时确有大量迁蜀这一铁的事实。

《晋书》说当时迁入的“僚人”有“十余万落”，数量很大。但《北史》载“僚人”迁至巴中后，王朝立隆城镇所统“僚人”即达二十万户，则《晋书》所说当非夸大。这个十余万落，至少应看作十多万户，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我们知道，刘禅降晋时，当时蜀国北有汉中，南有南中，共有民户才二十八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到晋时，这一地区的户口略有增加，据《晋书·地理志》载，今四川地区各郡的总户数共二十一万三千九百，云贵地区各郡的总户数共八万三千六百。而“僚人”这次移民即达十余万落之多，远远超过了当时云贵地区的总户数（当时是“夷汉分治”，王朝统辖的民户中不包括少数民族），而占到当时四川总户数的一半以上。“僚人”这次大举迁蜀，的确是对巴蜀地区的一次巨大冲击，不仅使成汉政权因此而无法控制局势，即在整个南朝以至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僚人问题也一直是当时王朝统治者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是，牂牁“僚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竟会突然大量北迁呢？有人认是由于李寿的“招引”，如李膺《益州记》、郭允蹈《蜀鉴》；有人认为是李势“骄淫不恤国事，……由是中外离心”，如《通鉴》卷九七、今本《华阳国志》卷九；也有人认为是李雄起义之后，“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夹山傍谷出”，如《北史》。但这三者都只能说是“僚人入蜀”在这时出现的客观条件，还不能说是导致“僚人”北迁的原因。我们认为，“僚人”北迁的真正原因是昆明的向东发展，与原住居民“僚”（濮）人发生矛盾和斗争的结果。

关于“僚人入蜀”前牂牁地区昆明与“僚人”矛盾斗争的情况，虽在现存汉文献中还未找到，但在老彝文典籍中却是有所记录的：

汉后主时，牂牁界普里僚叛，济火受后主之命讨之。时年已耆艾，赐镂银鸠杖以宠异焉。（《安顺府志》卷三引《夷书》）

由于古代彝族没有准确的纪年方法，因而彝族的历史文献中极少有明确时间可凭的记录。但由于诸葛亮在南中的影响很大，故这里所记后主之年当为可信。且此事下距“僚人”大举迁蜀之时不到一百年，前后时间能相衔接。同时，《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确也载有平南之后“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张嶷奉命征讨之事。很可能张嶷在奉命征讨之时利用了彝僚矛盾，命彝族（昆明）首领率种人前往，有如东汉时利用昆明征讨哀牢一样，只不过东汉之事史有明文而此事则史文阙载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济火奉命征讨普里“僚人”的传说当是可信的。这个“济火”，《黔西州志》和《且兰考》都认为应当是征服仡佬开基水西的妥阿者。假如此济火确为妥阿者，则当时彝僚两族的矛盾不仅发生在黔西南地区，而且也发生在黔西北地区，这说明后主时的彝僚矛盾是相当尖锐的，其斗争是相当剧烈的。所以此后不过百年左右牂牁僚人便大量向北迁徙了。

牂牁地区的情况如上述，越嶲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西昌、凉山地区（即古越嶲）所发生的汉代濮族文化的石板墓、大石墓和铜鼓，最晚的是东汉时期的文物。作于东晋时的《华阳国志》对会无县称为“故濮人邑”，对阐县称为“故邛人邑”（邛人是百濮的一支）。“故”的意思是“从前是，现在已不是”。因此，我们认为在东晋时代，越嶲地区的濮人、邛人也北迁了，至少是部分北迁了。前揭《北史》说僚人是“自邛筰达于汉川所在皆有”，《益州记》也说“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象山即大相岭。大相岭以北地区的“僚人”显然当是越嶲迁出的。据《益州记》载，其北徙也在李寿之时，与牂牁“僚人”北迁的时代是相同的。当然，越嶲濮人的北迁，不能忽视汉族统治者所加予的压迫和剥削；但更应当看到彝族先民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元史·地理志》载：

阔州……昔仲由蒙（当为仲蒙由——引者）之裔名科者居此，因以为号，后讹为阔。至三十七世孙僰罗内附，至元九年设千户。

据《明一统志》载，阔州在司（今西昌）东南四百里，略当今宁南巧家一带，仲蒙由之裔无疑即彝族。自至元九年（1272年）上推三十七世（每世一般以二十五年计），为347年。我们知道，李寿、李势在位的时间是338—349年。两者的时间这样相合，绝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们确信，昆明（彝）的向东发展是僚人北迁的真正原因，而僚人的大量北迁又反证了昆明在这时期有着突出的重大的发展。昆明的统治上层取代濮人统治上层对云贵民族地区（包括越嶲）的基层实际统治地位当也正是在这时期所确定。昆明在这个时期为什么能有这样重大的发展，这是研究彝族历史应当重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原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197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