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

前面，我们论证了西南地区秦汉时代的僰人就是魏晋时期所称的濮人，也就是魏晋及其以后的僚人。但是，随着也就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如：魏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西南地区古代濮人与江汉地区古代的濮人有何关系？古代岭南地区的僚人是不是也是濮人？等等。下面，准备就这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魏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

魏晋时西南地区常常被称为南中七郡或南中八郡。所谓七郡是指建宁、牂牁、朱提、越嶲、永昌、兴古、云南等郡，后分建宁置晋宁，遂为八郡。根据诸书所载，魏晋时期的南中各郡，郡郡都有濮人。但这样广泛分布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呢？这是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而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对牂牁、兴古两郡的濮人就是僚人的问题作了论述，在讨论僰道的僰（濮）人是僚人时也一并讨论了朱提郡的僰人，这里不再重复。前面讨论过滇和靡莫的濮人就是僚人，滇池地区就是魏晋的晋宁郡，这里也都从略。下面准备对建宁、越嶲、云南、永昌四郡逐一进行讨论。

先谈建宁郡。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

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但《华阳国志·南中志》却说，建宁郡“谈稿县，有濮僚”，“伶丘县，生僚”（生原误作主）。谈稿“为今陆良西南及路南之地”，伶丘县即建伶县，“其地在晋宁与安宁之间”（并见方国瑜先生《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卷），两县都在建宁郡南部，杜预所说“建宁郡南有濮夷”，当即指此。这说明建宁郡的濮人正是僚人。

再看越嶲郡。《华阳国志·蜀志》说：

（越嶲郡）会无县……故濮人邑，有濮人冢。

汉晋时代的越嶲郡基本上相当于今四川的凉山地区。在今凉山西昌一带广泛分布着考古上被称为“大石墓”、“石板墓”的墓葬，当地彝胞称之为“濮苏乌乌”墓；彝语“濮苏”就是“濮人”。这个濮苏乌乌墓无疑就是《华阳国志》所说越嶲郡的濮人冢。越嶲郡的这个濮人，《宋书·萧惠开传》称之为“蛮濮”，而《南齐书·州郡志》却称之为“僚”。我们知道，住“干栏”和“凿齿”是僚人习俗的重要特点，据说昭觉县四开区石板墓出土的唯一完整的人头骨带有凿齿的痕迹，而四开区发现的汉代板瓦上的花纹和昭觉城南公社一个石板墓的形制上都有干栏式建筑的反映。在唐代，四川凉山地区的不少民族部落是黎州所属的羁縻州，《旧唐书·地理志》统称之为“徼外生僚”。在宋代，当时也常用“蛮僚”、“夷僚”等词来称呼凉山、西昌地区的民族。《元史·地理志》载德昌路“治鲁城”，《邛嶲野录》引《府志》说盐源有“阁老坟”，“鲁”、阁老都是仡佬的异写。直到清嘉庆修的《清溪县志》也还说“曲曲乌，僚也”。曲曲乌在大渡河南今凉山州甘洛县境。这些情况说明凉山、西昌地区长期都有“僚人”居住。但在凉山彝族的传说中却只有濮人而没有僚人，这正是由于彝语称“僚”为濮的缘故。

下面看云南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

云南郡……亦多夷濮，分布山野。

魏晋云南郡，唐初为姚、褒、微、髳、宋、匡、靡等州之地，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九说，“并是蛮夷诸僚”。同时，在同卷“姚州风俗”下还记载着当地居民具有僚人所特有的“鼻饮”的习俗。这有力地说明云南郡的濮人就是僚人。

但有人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之后“李恢迁（永昌）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则二郡在此之前不必有濮人。我们认为，李恢迁濮民以实二郡只能说明增加了二郡的濮民，而不能说前此二郡无濮民。前面谈过与滇同姓的靡莫部落就住在青蛉县，而青蛉县正是魏晋云南郡的辖县之一，汉代的滇、靡莫都是濮人（详前节），怎么能说在李恢迁濮民之前云南郡没有濮人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永昌郡的濮人。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永昌郡，古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有闽濮、僄越、躶濮、身毒之民。

不难看出，东汉时所建立的永昌郡或前此的“哀牢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的民族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即以濮人而论，也显然不止一种。对于这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自来颇多分歧，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濮鸠僚”：我们认为这个“濮鸠僚”就是兴古郡的“鸠僚濮”，只把词尾的“濮”字作为词头。前面谈过，兴古郡的“鸠僚濮”，《皇清职贡图》就只称之为“鸠僚”，词尾有无濮字是关系不大的。这个“鸠僚”就是“土僚”（见前）。

穿胸儋耳种：我们认为就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哀牢夷”。“哀牢夷”是“哀牢国”的主体居民。“哀牢”是族称，而“穿胸儋耳”则是就其服饰特点而名。所以《后汉书》说：“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

应当看到，“哀牢”一词又常常只写作“牢”。如《南中志》有“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沙壶，依哀牢山下居。……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等文，《后汉书》、《水经·叶榆水注》叙哀牢事都是根据此文，但都把“哀牢山”写作“牢山”。又《续汉书·郡国志》说：“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这个“牢王”显然也就是“哀牢王”。这都说明“哀牢”又可写作“牢”。“牢”、“僚”两字音同。哀牢之名见于东汉，“永昌夷僚”则见于三国（《三国志·霍峻传》），当正是牢、僚两字为汉、魏异写，实指一族。

哀牢即“僚”，还可以从诸书所载哀牢的语言、习俗上得到说明。我们姑置有争议的“九隆”、“陪坐”勿论，而《南中志》载哀牢“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也。”则是众所共认的哀牢使用“僚”言的确证。从服饰上看，《后汉书》载哀牢夷“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这个贯头衣就是南平僚“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的衣服，也就是明清以来诸书所载贵州仡佬所穿的“披袍”。至于《后汉书》载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的文身之俗，也见于僚族的一支，《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南州异物志》说：“僚民亦谓文身国，刻其胸前作华文以为饰。”这些记载都说明哀牢夷就是僚人。

僄越、身毒之民：身毒就是古代印度，其名早见于西汉。张骞出使大夏时已见到由身毒转销的蜀布、邛杖。僄越当就是后来的僄国（或作骠），是古代缅甸。永昌郡地当蜀印交通要冲，西南与缅甸相接，有少数僄越、身毒的侨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闽濮、躶濮，由于文献不足，无法确定其族属；虽在族称上带有濮字，我们不敢臆断其是否是僚人。至于赤口、黑僰诸濮，以其本非永昌居民，可以存而不论。

上述分析说明，永昌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濮人，这些濮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僚人，所以永昌地区的居民常常就笼统地称之为“永昌夷僚”了。

但是，有同志认为汉代哀牢夷（或永昌濮人）是唐代的扑子蛮、明清的蒲蛮、近世的布朗族的先民。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只要把汉代哀牢夷和近世布朗族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作些对比，便可看得清楚。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广泛分布在南中八郡的濮人基本上都是僚人，除了永昌郡中个别无法确定其族属者外。

除了南中八郡，古代巴蜀地区也是濮人的一个重要居住区，而且巴蜀地区的古代濮人同样也是僚人。因为下面的讨论中要涉及巴蜀古代濮人的问题，所以须在这里点一下。作者对这问题将另作专论，这里就不详说了。

总的来说，古代西南地区——巴蜀和南中八郡——的濮人，是一个分布辽阔、支族众多而又没有统一组织的民族集团。古人常用“百濮”一词来称呼它，是很恰当的。

由于濮人是古代西南各地广泛居住的民族，因而古代西南各地民间习俗常常表现出具有某种共同性。《汉书·地理志》说：

犍为、牂牁、越嶲，民俗略与巴、蜀同。

这里没有提益州郡，实际上是包括益州郡在内的；因为益州郡大部分地区原为牂牁、越嶲两郡之地（参看《巴蜀史的问题》）。所谓“民俗略同”，正是共同的民族文化和相同经济生活的反映。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也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

夜郎、靡莫、滇、邛都地区就是后来的犍为、牂牁、益州、越嶲等郡的辖地。司马迁正是从它们的共同文化习俗和相同经济生活着眼的。只不过他在该篇中记录的对象只限于“西南夷”而没有涉及早已置郡的巴蜀地区而已。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君长以什数”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落集团，还是古代的巴蜀地区，都是以濮人为主体的；濮人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主要居民。

但是，据《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的濮人或百濮多出现在今湖北西部江汉一带，经常与楚国发生交涉。学者多称为江汉之濮或江汉百濮。此不具引。在这里，我们只准备探讨一下江汉之濮与西南之濮有何关系，是一，还是二？

探讨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是春秋以后不再见到有关江汉之濮的明确记载。但是，濮人的特殊习俗却给我们提供了探讨的线索。前面谈过，僰人有悬棺葬俗，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在三峡地区发现战国时的悬棺（《考古》1962年第5期）。三峡，战国时为楚巫郡地，为春秋百濮居住范围。这里的悬棺当正是春秋濮人后裔所葬。《太平御览》卷七三七载：

桓谭《新论》曰：“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城有飞头之夷。”

桓谭，西汉末人，所记当为西汉时事。鼻饮、飞头都是魏晋所称“僚人”——秦汉僰人——的习俗。徐舒中先生释“南城”为“南郡城”之省称（见《巴蜀文化初论》），战国时楚巫郡汉属南郡。这个记录说明江汉百濮的一支直到西汉时都还活动在原楚国西南地区。

桓谭这个记录不仅说明江汉之濮在西汉时仍在活动，而且还能说明江汉之濮与西南之濮是同一族类。前面曾经揭出云南郡的夷濮“民能鼻饮水”，《太平御览》卷七九六也载：

《永昌郡传》曰：“僚民喜食人，以为至珍美，不自食其种类也，怨仇乃相害食耳。能水中潜行数十里，能水底持刀捕鱼，其人以口嚼、鼻饮水，死有棺，其葬竖埋之。”

《永昌郡传》所载，当为永昌地区居民，《御览》此条也列在永昌郡目下。这个僚民当就是永昌郡的濮人。

关于“飞头之夷”的“飞头”如何理解，我们姑不深究，文献中确实有此记载。除桓谭《新论》外，张华《博物志》也有记录。而“飞头僚子”之名则初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但张、段二人都未能确指此族之住地。《新唐书·南蛮传·南平僚传》载：

有飞头僚者，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

作者把“飞头僚”夹叙在“南平僚”内，显然是认为它是居住在“南平僚”所在之綦江、南川一带。《续云南通志》引《他郎厅志》载：

飞头僚……今他郎、腊白果尚有其种。

他郎厅清属元江府，在红河中游。红河为汉魏濮水，正为濮人所居之地，其附近的开远、蒙自等县也多土僚，这个“飞头僚”正当为古兴古濮人一支。

上述记录说明，江汉百濮与巴、蜀、牂牁、益州的百濮不仅族称相同、住地相连，而且在习俗上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同意江汉百濮不同于西南百濮的看法，而认为两地百濮应是同一族系。但是，这个庞大的百濮族系是在何时何地形成，又是如何向外迁徙、发展，则由于文献记录不足征、出土文物不够多，还无从进行探讨，只好暂付阙如了。

但是，僚人活动的地区，除了上面所讨论的巴蜀南中之外，岭南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晋书·陶璜传》，《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引晋裴渊《广州记》，《通典》卷一八四、一八八，《宋书·蛮夷传》，《南齐书·张融传》，《南齐书·州郡志》，《陈书·欧阳传》，《陈书·杜僧明传》，《隋书·地理志》等，都明确地记录着晋唐之际岭南僚人活动的情况（两唐书中也有不少）。这些记载说明，岭南僚人的分布也很广泛，数量也很众多。但是，这一地区的僚人与前述西南地区的僚人在文献记载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一，西南各地区的僚人都又被称为濮，而岭南地区的僚人尽管他们的后裔在自称上多带有“布”音，如“布壮”、“布农”，但文献上绝无称之为濮的记载。这一区别一直还保存在黔西北地区。光绪《毕节县志》载：“土僚，一名濮夷。”“羿子……土人谓之濮。”在贵州老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都称仡佬为濮，称“都掌”为都掌濮。而对岭南俚僚中的布依族则称之为布衣、沙兔、沙墓，绝未见称之为濮者。

第二，岭南之僚，有时被称为“夷僚”，有时被称为“俚僚”，有时竟被称为俚。如《陈书·欧阳传》载:

（兰）钦南征夷僚，擒陈文彻。

这个被称为“夷僚”的陈文彻，在《梁书·兰钦传》中则称之为俚帅：

述职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

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而前述西南各地的僚（或濮）人无论是在文献记载中或民间口语上都从未见到有称之为俚者。

因此，我们认为西南地区的僚与岭南地区的僚虽然都被称为僚，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同一族类。前者有濮称，是百濮，而后者则不是百濮。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二合刊）中曾说：“凡史籍之止言僚或‘夷僚’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域者，盖‘僚’之专名、初义，伯起书（指《魏书》——引者）之所谓‘僚’即指此。至于广越诸州范围有所谓‘僚’或以‘夷僚’、‘俚僚’等连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书之俚也。”陈先生在这里把梁益之僚与岭南之僚加以区别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可惜，他的文章并未对此加以论证，这个问题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考释疏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