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巴蜀濮人也就是僚

濮人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人口众、支系多、分布广的大族，古代巴蜀是濮人的重要居住区之一，所以扬雄、左思在《蜀都赋》中都泛称巴蜀居民为百濮。《巴志》说古“巴国”“其属有濮、、苴、龚、奴、儴、夷、蜒之蛮”，《蜀志》说古“蜀国”其宝有“滇、僚、、僰僮仆六百之富”。所列十一个古代族称，基本上都是濮人支系，笔者另有《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进行考论，此不赘述。古代文献所载的这个濮人，实际就是僚人的他称。贵州彝族从古彝文记载的历史时期直到现在，一直都把仡佬族——古代僚人的主要后裔称为濮^注130。贵州的部分仡佬族，近世以来也还自称“GLao”，^注131显即仡佬一名的由来。据同治《珙县志》，川南的土僚（仡佬的异称）也是“自谓僚”^注132，说明濮、僚二名只是他称、自称之别。正由于濮、僚是异名同实，所以古人有时也就通称互换了。如汉代竹王夜郎的主要居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是“夷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说是“夷僚”，《水经·温水注》在叙竹王夜郎事时，则又前称“夷濮”、后称“夷僚”，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明显例证。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称呼，这是历史上所常见的事。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深入，先见他称，后见自称，是合乎规律的。三国以前文献中有濮无僚，魏晋南北朝时濮、僚并用，在这以后濮称逐渐为僚称所取代，也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指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有时又写作“僰”。汉代“僰读如匍匐之匐”^注133，匐今读敷母，为轻唇字，古无轻唇音，当读滂母，音与濮同。故《路史·国名记》已径谓僰“音朴”。所以濮、僰二字古代通用。章太炎先生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早已指出濮或作僰，并谓“僰之为字疑因濮声转而造”^注134。朱希祖《云南濮族考》、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并承其说，谓“濮族之濮，与僰夷之僰，音读相同，当为同一名称”^注135。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国瑜、马曜、尤中诸先生也都有类似说法。尽管我们对古代濮（僰）人的理解与诸先生绝不相同，但对古代濮、僰两字音同字通这点则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元以前文献所载西南地区的僰人就是濮人，也就是僚人。在川南宜宾地区，僰、僚两名互称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笔者在《僰为僚说》、《“僰人悬棺”辨疑》两文中已予考论，此可毋庸辞费^注136。

大家知道，在古代汉语中，有使用双音词的习惯，濮、僚这两个异名同实的族称，常常被写成夷濮、蛮濮、夷僚、蛮僚这样的双音词，夷、蛮两字是附加成份，没有实际意义。此外，有时也写成“濮僚”（《南中志》）或“僚僰”（《蜀志》）这样的双音词，这是用两个同义词作为词素组成一个复音词，犹如华、夏有时连称“华夏”，荆、楚有时连称“荆楚”一样，都是不必也是不可分读为二的。当然，古文献中也有一例把僰夷、葛僚平列并举理解为二，《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载淳熙十年四月五日“臣僚言”就是如此。这与《元一统志》把东川府的乌蛮、白蛮、罗罗、僰人平列并举，并说什么“东川有乌蛮、白蛮、僰人、罗罗四种”^注137一样，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我们知道，宋明时期东川的乌蛮即罗罗、白蛮即僰人。这个例子说明，几百年前的封建官僚对边区少数民族情况本不了解，而又强不知以为知，以致贻笑后人，这是缀学之士所当引以为戒的。

最后还需说明，我们虽认为蜀本有僚，但并不否定成汉时确有僚人入蜀之事，两者并不矛盾。同时，我们还认为，僚人是古代西南地区人口众、支系多、分布广的大族，故被称为诸僚或群僚，他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们的文化也是互有差异的。因此，蜀土原有之僚与牂牁北上之僚，两者也不会完全一样，《北史·僚传》在叙述梁益僚人时有“北僚”一词，显然就是以示区别于南来之僚。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导致把他们区分为不同的民族，所以同样被称为僚，这是研究古代僚族时所不应忽视的。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