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蜀本有僚”考实

我们认为“蜀本无僚”之说不足信据，除因其史料根据有问题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古文献中明确记载了成汉时僚人入蜀之前，蜀地是本来有僚的。

我们且先看《华阳国志》，它三次记载了蜀中僚事：

其一：《蜀志》在篇首记述“蜀之为国”说：“其宝则有……滇、僚、、僰、僮仆六百之富。”明确指出古代蜀国有僚。

其二：《蜀志》在述及开明王朝时又说：“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明确指出开明之世蜀本有僚。

其三：《后贤志》载：“侯馥，字世明，江阳人也。……宁州刺史王逊领平西将军，表馥为江阳太守，往江阳之沘源，抚恤蛮僚。……馥招降夷僚，修缮舟舰，为进取调。”《晋书·地理志》说，蜀刘备章武元年分犍为立江阳郡，是江阳本为蜀地。史载王逊任宁州刺史在永嘉元年至太兴四年间（308—321年），则侯馥为江阳太守不得晚于太兴四年。而成汉自牂牁引僚入蜀必在咸和八年（333年）占有南中之后。说明侯馥至少在成汉引僚入蜀之前十二年已任江阳太守，而其时的江阳郡是本有僚人的。

世人有以“雄张僚僰”之“僚僰”仅居青衣而又位青衣于今宜宾地区南溪县者，于是谓青衣为僚国而非蜀地。我们知道，青衣之名至古，见于《竹书纪年》、《汉书》、《后汉书》、《续汉书·郡国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据诸书载，青衣水出青衣县，青衣县故青衣羌国。自来注家皆以此青衣在今四川雅安地区，而青衣水即经雅安流至乐山注于岷江的青衣江。舍此则皆扞格难通。姑以《华阳国志》案之，《蜀志》载：“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汉武帝元鼎六年所设置的沈黎郡，略当今雅安地区，罢沈黎郡而设都尉治的青衣县，无疑当在雅安地区。《蜀志》又载：南安县“治有青衣江会”，晋南安县治今乐山市，正青衣江会岷江处。以《华阳国志》证《华阳国志》，知保子帝所攻之青衣定当在雅安地区。考南溪县有青衣水之说，始见于《通典》卷一七六、《太平寰宇记》卷七九，《四川通志》卷一三已据古说析其谬误。《蜀中广记》卷一五、《读史方舆纪要》卷七〇所载蜀有三青衣之说，都不过是不辨是非强作调人而已。且自《华阳国志》上下文分析，上言卢帝攻秦至雍，下言保子帝攻青衣，再言雄张僚僰。意为称雄于僚僰之地——蜀地。常璩此文是叙述蜀帝在攻伐秦国和青衣之后，强大了起来，为蜀地之雄长。顺理成章，文义明白。这个僚僰之地，绝非仅止青衣一隅。如强以僚僰与青衣相联系，岂不也得以僚僰与秦相联系！南溪有青衣之说，其意正以南溪有僚僰，必当有青衣，遂臆指龙腾溪为青衣江。持此宋后之误说以释先秦之古地，显然是不足取的。

我们再来看成汉时僚人入蜀前数十年——公元300年即死去的张华所作的《博物志》。《太平御览》卷三六一载：

《博物志》曰：“蜀郡诸山夷名僚子，妇人孕身七月，生时必须临水，儿生便置水中，浮即养之，沉便遂弃之。至长，皆拔去其上齿后狗牙各一，以为身饰。”

这是蜀郡本有僚人的明白无误的记载。同时，“山夷”之语也适与《李势载记》“始从山出”之说相应。《御览》此引虽与坊间诸刻本略有不同，然坊本首句作“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即显有讹误。自荆州西南至蜀，其间颇为辽阔，其地“诸民”岂得尽为僚人！无疑当以作“诸山夷”为正。《四库提要》谓坊本《博物志》，“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实之……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亦同此说。则是坊本显不如《御览》所引更足信据。据《博物志》所记，合上揭《华阳国志》所载蜀地僚事看来，“蜀本有僚”是无可置疑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对“蜀本有僚”进行论证。

我们知道，人是古代巴蜀地区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国”，又被称为“板循蛮”。因助汉高祖定三秦有功，其中罗、朴、昝、鄂、龚、度、夕七姓受到免除租赋的优待。他们是一个勇敢而又能歌善舞的民族，有著名的“巴渝舞”。《华阳国志·巴志》载：

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文选·蜀都赋注》引应劭《风俗通义》、《艺文类聚·乐部》引谯周《三巴记》，皆与此略同。但汉魏人所说的这个人，晋以后却又称之为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载：

郭璞曰：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此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

郭璞这里所说的僚，显然就是应劭、谯周、常璩所说的。郭璞于永昌元年（322年）为王敦所杀，其注《上林赋》当远在成汉僚人入蜀之前，所说渝水之僚显非自牂牁迁来者。《文选·上林赋》李善注引郭璞，文与此同，是郭璞以为僚，显非字误。

人被称为僚，其北徙商洛者亦然：

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率七姓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隋书·地理志·豫州》）

作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多据唐人著作为说，也有类同记载：

汉高祖发自巴蜀以克三秦，遂迁蜀之巴中渠帅七姓于商洛之间，至今犹存。（《商州风俗》）

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中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犹多猎山伐木。（《金州风俗》）

与金州同。（《房州风俗》）

这些迁徙商洛之地的巴中七姓显即人七姓。《寰宇记》一方面证实了《隋书》的记载，另一方面在地域上说得更具体了。宋商州今陕南商县一带，北傍终南山，宋金州今汉水上流安康一带；就是说，秦岭以南汉水上流一带都有人移住。《隋书·地理志·梁州》又载：

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相接，风俗颇同。

这一片“地皆相接”的“杂有僚户”、“风俗颇同”的地区，不正是人的老居住区和北上发展区吗？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僚人不正就是北上的七姓人吗？

同时，也由于这些人北徙较早，所以汉水上流较早就有了僚人活动的记载：

沔水又东经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僚，诸葛亮筑以防遏。（《水经·沔水注》）

沔水即今汉水，西乐城在今勉县附近。郦道元虽为北人，但魏境密迩汉水，所述诸葛亮筑城防遏山僚之事当为可信。据《三国志·后主传》，诸葛亮筑汉、乐二城在建兴七年（229年）。汉城在勉县东南，乐城在城固县。《读史方舆纪要》云：西乐城即汉城，对乐城而言，故云西乐城（参卢弼《三国志集解》）。是诸葛筑西乐城以遏防群僚，事在成汉僚人入蜀之前百余年，这时的僚显然不可能是在成汉时才自牂牁北迁入蜀的。

但有同志认为，诸葛亮在汉中防遏之僚虽不是成汉时入蜀之僚，但应当是张嶷所迁之牂牁、兴古僚，而不必是汉高北迁之。案《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

后南夷刘胄又反，以马忠为督降讨胄，（张）嶷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降得二千人，传诣汉中。

史载刘胄反蜀在建兴十一年^注126，则牂牁、兴古僚反蜀更在其后。然史无明文，不审究在何时，姑以与刘胄事接踵而论，则张嶷讨僚，招降，然后传诣汉中，不可能早于建兴十一年，而筑西乐城防群僚事在建兴七年，此“群僚”当然不可能是张嶷所迁。且当时各国都常征募少数民族充当士卒，诸葛平南之后就曾“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无前军”^注127。张嶷传诣汉中的两千降僚，无疑也是送到蜀汉，在汉中的大本营充当士卒。这样的僚人当然不会是散处山野而需要筑城防遏的了。因此，我们认为诸葛筑城防遏的“群僚”只能是汉初北迁的人。

综上说明，郭璞称为僚是有根据的，是有旁证的。我们知道，僚人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族，分布很广，支系众多，所以常被称为“诸僚”或“群僚”，人应当便是其中的一支。

据《华阳国志》记载，人的活动主要在今川东一带。但必须指出，晋前人同时也活动在今川西的三蜀之地。

宋洪适《隶续》卷十六录有《繁县长张禅等题名》碑，题名中有“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二人。《隶续》所录皆汉碑。世传繁县尚有白虎夷王城、白虎夷王墓^注128，当亦非虚。《华阳国志·巴志》谓白虎夷乃人别称，《汉书·地理志》载繁县为蜀郡属县，这说明汉时蜀郡是住有人的。

1954年6月，四川昭化宝轮院发现一处船棺葬墓群，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根据出土文物，指出其为白虎复夷遗物。地处昭化南百余公里的宋代绵州，晋代的《九州记》载其地曾有人^注129。今昭化、宋绵州皆汉广汉郡地，这说明晋前广汉郡也有人。

蜀郡、广汉、犍为，汉世称为三蜀。蜀郡、广汉晋前皆有人，也就是僚人。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说明蜀地在成汉时僚人入蜀之前本是有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