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决策要去伪道德化与伪政治化：陈宝箴批评李鸿章的见识

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必须立足于建设性。摘除强加给决策者的道德高帽，脱去不合身的政治外衣，这样才不至于把不同意见变成打人的棍子。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堂堂天朝，号称“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却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一时间，战局的主持人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曰可杀。异口同声，都认为李鸿章主战不力。

然而，在众多责骂李鸿章的声音中，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批评却与众不同，据陈三立的《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陈宝箴抨击李鸿章的，不是主战不力，而是不能死谏求不战。“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邪？”（《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52页）就是说，身为朝廷重臣，明知实力和局势都不能打，然而，李鸿章却迫于舆论压力，不是以死相谏，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倚违两可，观望揣摩，屈从于主战派，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这才是李鸿章真正该杀的地方。应该说，在潮水般的“李二先生是汉奸”舆论中，陈宝箴一针见血，指出李鸿章犯的不是“汉奸罪”，而是“误国罪”，意义深远，足以引起决策者的借鉴。

甲午前夕，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国人了解到的局势，与当局者掌握的情况，相差不啻千里。在民众眼里，“中兴”多年，洋务有成，北洋水师声威在外，纵然打西洋没有把握，对付东洋日本还不是小菜一碟？而李鸿章心里清楚，北洋水师的这种声威，装门面可以，真正要打并无胜算。朝中主战的清流，以翁同騄为代表，心里何尝没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慷慨激昂，真实用意是挟舆论之力从慈禧手里为光绪争权。尽管“内外言战者众”，但高涨的情绪代替不了武器的犀利，况且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还掩盖着派系的争斗和权力的角逐。李鸿章十分清楚，“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但是，他又受不了那种站在道义高度上的求战压力，所以选择了做样子的战争姿态。而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明言：“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池仲祐：《甲午战事记》）给丁汝昌的指令中，李鸿章则强调“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这种既要保全自己又不敢得罪舆论的心态，最终把北洋水师引上了绝路，也葬送了李鸿章的名声。

对于李鸿章的失误，后来黄秋岳的评价最为中肯：“盖义宁父子（陈宝箴父子），对合肥（李鸿章）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花随人圣盦摭忆·义宁父子责难李合肥》）

商鞅变法时，采取的办法是把不同意见扼杀在摇篮中。而甲午海战时，采取的办法是屈从于脱离实际的主战呼声。二者看似相反，实出一辙。对于决策而言，能否形成不同意见的表达和评价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科学决策确实要重视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要区分这种不同意见是建设性的还是对抗性的。反对意见不等于对抗，赞同意见也不见得就是支持。这里面的奥妙，恐怕只有熟悉中国国情的人才能洞察。前秦苻坚出兵征伐东晋时，忠心耿耿的苻融等人死死劝谏，而心怀鬼胎的姚苌和慕容垂大力支持，就是一例。甲午时的战和之争，高唱主战高调的，有的出于忧国忧民的真情，有的则出于权力斗争的谋略，单纯的爱国热情与老辣的钩心斗角纠缠到一起，不是对决策的主角李鸿章形成意见上的辅助，而是要借助光绪皇帝的权威地位把李鸿章逼到死角。这样，对李鸿章主和的反对意见就不具有决策的参考价值，而是用来打他的棍子。这种企图置对方于死地的高调，堵死了用反对意见来改进决策并优化方案的通道。所以，现代的科学决策，首先要从不同意见如何表达做起。管理决策中，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的争鸣，必须是讲道理而不是对骂，是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或偏差而不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一旦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不同意见的积极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主战派占据了道义高地，这是决策中消灭不同意见的撒手锏。任何决策中，一种意见如果带上了“政治正确”的高帽子，就会改变决策的性质，“管理”就会被“政治”所替代。假如你辛辛苦苦算出来种苗比种草更划算，但对方如果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压过来，你就非输不可。假如你提出一个确实能够提高效益的新方案，但批评者是用“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指责，那么你也会失去辩解说明的余地。所以，真正重视管理决策中的不同意见，要从“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入手。当然，如果决策内涵中本身就包含政治或者道德内容，则另当别论。不过，即便是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决策，在不同意见的表达上，依然可以做到“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也就是说，内容是政治的或者道德的，但不同意见的表达却是说理的而不是用帽子压人的。对这一点，更需要细细品味。

李鸿章确实有他的历史失误，但是，如果不改变决策环境，不调整决策机制，那么，“李鸿章现象”就不会绝迹。看看下面李鸿章与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这段对话，就更能了解当时的态势。“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

对于甲午战争中的不同见解，有许多人总觉得主战的翁同騄大义凛然，比屈辱求和的李鸿章道德上更高尚，实际并不是这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史料，可以看出翁李二人的差距。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騄因推荐康有为而获咎，被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騄在自己的日记中百般委屈，声称他早就发现康有为心怀叵测，不敢往来，在日记中还要曲迎慈禧，以图再起。而同样赋闲的李鸿章，在康梁出事后也被人揭发曾资助康梁举办的强学会，遭到慈禧“有人参尔为康党”的责问。李鸿章正言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孙宝蠧：《日益斋日记》）在慈禧刚刚镇压变法之后，当着慈禧之面坚持中国必须变法，坦然表白自己“实是康党”，这是要有点见识和勇气的。由此来看，翁同騄与李鸿章的人品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也有学者认为，李鸿章坦承“思想错误”而否认“组织错误”，恰恰反映出他的老奸巨猾和为官之术。见仁见智，聊备一说）。不管对李鸿章如何评价，仅仅因为翁同騄主战的“政治正确”就把他捧上道德高峰，说明“政治化”和“道德化”不仅影响决策，而且更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读和歪曲。

再进一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夕患得患失，比起曾国藩来又差了一大截子。曾纪泽曾经在慈禧召见时对答说，原来他以为大臣献出生命，就是忠臣的极限，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事例，说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竟比生命名声更重要。“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而这正是李鸿章没有做到的地方。

在现实中，具有李鸿章能耐的人尚不多见，而具有曾国藩的胸怀者则更为罕有。即便有这样的人物，也会被高帽子逼上绝路。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八个自责大字，现今还不正在被我们某些学者用来作为诋毁他的“自供状”吗？七七事变后，曾在喜峰口抗击日寇的张自忠以天津市长身份，不得不同日本人周旋善后，被舆论骂为汉奸，化装逃回南京时，差点被义愤填膺的学生揪出来杀了。为了洗清汉奸的恶名，张自忠以求死之心最后战死在枣宜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汉奸的恶名，把张自忠逼上了绝路。从这些教训中不难看出，去除压在决策者头上的伪政治高帽和伪道德高帽，才是制度建设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