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的印象与随想

我在职凡四十年，四分之三的时间是从事铁路新闻工作。作为铁路报纸的编辑、记者，我的足迹遍布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回归后的香港、澳门和祖国的宝岛台湾也都去过。“近水楼台先得月”，采访间隙，但凡好山好水，便要一睹为快。尽管这样，老来还是心有不甘。在职没有公费出国考察的福分，也无暇自费出国旅游，退休后很想到国外逛一逛，看看外国的月亮是否真的比中国的圆。二O一三年暮春，我偕老伴赴西欧旅游，实现了平生的夙愿。这次西行，参加的是国旅“夕阳红旅游团”，三十六人中，年龄最大的七十八岁，其中有几位年轻人是陪老人出行的。按照国旅的安排，先是从北京乘机到法兰克福转机，再往罗马。行踪大致是：意大利的罗马古城和国中之国梵蒂冈，那不勒斯，庞贝古城，佛罗伦萨，比萨，威尼斯，奥地利的克拉根福，萨尔茨堡，维也纳，德国的慕尼黑，瑞士的卢塞恩，日内瓦和瑞士城中之国列支敦士登，法国的巴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而后从阿市经法兰克福转机回国。半个月中逛这么多国家，十足的走马观花。然毕竟是第一次踏上异国他乡，好奇心、新鲜感如影随行。回国后，意犹未尽，老想着应该写点什么。无奈支离一叟，老眼昏花，精力衰退，只能就印象深刻的撷取一二，谈点感想，以飨读者。

一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我们乘坐的空客380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航。当空客冲破雾霾沉沉的云层向西飞行，因要在机上苦熬十多个小时，大多旅客索性系上安全带闭目养神。而我想到这是要到地球的那一面，怎么也睡不着。座椅前的液晶屏幕显示飞机进入欧洲大陆上空时，我便打开机窗鸟瞰：天气好，云层薄，高山、积雪、丘陵、平原、河流、湖泊、林木、屋宇清晰可见，与在国内乘机并无二致。北京时间十八时十五分，空客在法兰克福机场平稳着陆，人一走出机舱，便觉一股温润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心头的雾霾顿时冰消雪融。接着，几乎不容停顿地登上一架小飞机径向“永恒之都”罗马飞去。到了罗马，坐上宽敞明亮的大巴，真正意义上的西游才算开始。一连两天，在清丽的鸟鸣和温馨的花香陪伴下，参观庞贝古城，看比萨斜塔，乘贡多拉在水城威尼斯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教堂的钟声和路边的葡萄园、橄榄树告诉我们，这里是意大利，是老欧洲。出了意大利一路北行，畅通无阻。欧盟各国的边境是不设卡的，过境如同国内车辆过收费站一样方便，每到一国一地，别人关注的是景点，忙着拍照，而我和老伴却对沿途望不厌的景致兴趣盎然。大巴向前奔驰，路旁的山林、草原、葡萄园、油菜地和点缀在绿树浓荫中零零散散的村落、别墅在眼前掠过，大有春风骀荡，马上看花的感觉。车上观景，迅景如梭，如梦如幻。然刻骨铭心的印象还是数日的行程中，未见路旁丁点儿裸露的尘土，所见货车全是封闭式的，飞驰的列车听不到噪音，稀有人烟的草原宁静而安详。偶尔见到农家院落的草坪上卧着一条狗，原野上有几只羊几头牛，田间停着一台农机，便觉稀罕。这时，我对自己国家号召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尤其是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坚持科学发展，领会得更加深刻。一般说来一国一地环境优劣的主要因素有三：自然条件，人口荷载量和产业结构。你看，整个欧洲的地盘和我们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人口却不到我国的五分之一。平心而论，我国的自然条件比欧洲复杂得多，人均占有资源也要低得多，何况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西北的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占了全国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这些地方气候寒冷，雨量稀少，土壤的日益沙化和常年冻土，导致不到全国的百分之十的人被迫挤在占全国陆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五的东部季风区。因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不均匀，不时引起水旱灾害。记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口还在六亿左右徘徊时，人类学家马寅初先生就向党中央，国务院呼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可“老人家”听不进去，以为“人多力量大”，大炼钢铁，围湖造田，以搞人海战术为傲。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人口问题迟到的觉醒，是我们多少年来为解决发展凶猛的的人口生存问题注入了太多的心血，谁还顾得上注意环境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不少地方事实上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远的暂且不论，前些年几起轰动全国的环保大案，如江苏连云港石梁河水库环境污染，河北唐山焦化厂大气污染，河北迁安噪声污染致人自杀，云南陆良化工厂铬渣污染等，虽经法办，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在北京定居日久，对环境问题的感触格外深刻。刚来北京时，部队驻在今天的西四环一带，一刮大风，街头的马路牙子都看不见，首钢、石化的大烟囱吞云吐雾，八宝山火葬场的浓烟俨然一个蒙面杀手。改革开放以后，市政府对改善环境下了大力，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渐所致的京城空气质量虽说一年比一年好转，冬春和春夏之交的沙尘与雾霾还是够恐怖的。离开北京去西欧旅游的前几天，有时一天之中雾霾、雷电、降雨、冰雹、大风、扬沙像接力赛一样热闹。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步履维艰，除了京城西北方向的沙漠化外，与京津大经济圈的过快、过度开发关系极大。因为人类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大自然。

近些年来，北京首钢、八宝山火葬场等大的污染源外迁，首都环境的确有所改善，但京畿周边的工业污染依旧威胁着京城的空气质量。加之流动人口猛增，就在出游西欧前，仅北京地铁日均客运量就突破千万人次大关。若是算上地上的人流，怕是又有一千万人次。人多、车多，风和日丽的日子多半被赶到了九霄云外。从有关部门得知，今后五年北京技术创新的重点任务，就是缓解京城的“城市病”。磁悬浮轨道交通、建筑节能、垃圾处理，大气污染三维立体监测体系、大气污染源解析、水环境与水生态安全保障等技术研究均在其中。然而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还是人满为患。诚然，人口少、劳动力缺乏也是个问题，到西欧旅游所见，别说外国航班的空姐多有中年妇女代劳，连一些服务行业，诸如商场、旅店、餐馆的小姐也是徐娘半老。为此，不少国家尝试着放宽移民政策，结果怎样呢？二战后，法国曾大批接收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殖民地的移民。据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十五岁以上的非欧盟移民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三，为法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以上。而在一些困难社区，失业率甚至超过百分之四十。正因为法国在西欧移民人口是相对较多的国家，那里的治安状况令人堪忧。据警方统计，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百分之七十是外来移民青年所为。游览中，我们时不时耳闻有中国的导游被偷，中国的游客被抢，“中国佬有钱”，不抢你抢谁？依老朽之见，如果西欧的人口也像中国、印度一样迅速膨胀，这块令人心向往之的绿洲迟早会糟起来。现在，我们中国快速持续发展，为扩大内需，正在加快“城镇化进程”，退耕还林，占去部分可耕之地，城镇化的规划一出台，开发商来劲了，他们要踩“严守耕地的红线”，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国家要发展，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认识上有误区，以为“城镇化”就是农民背井离乡、舍弃耕地往城里挤。有些地方甚至把重点放在扩大城市规模、新增城市人口上，以为城市的规模扩大，开发强度增加，广场建起来，道路宽起来，就是城镇化。这无疑是大错特错。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对于国家持续快速发展非常必要。农村城镇化应是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人居相对集中、规范，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养老、医疗保险，孩子们享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农民在田间林地劳动全部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祖国各地也像发达国家一样，出现更多的森林城市、花园城市。但人多无好食，猪多无好糠。要实现这个美梦，任重道远。拿北京来说，而今常住人口超过两千万，两倍于北京户籍的外来人口，也不都是真正参加北京建设的，还包括拖家带口的。君不见，北京街头小摊小贩，路边的排挡和大大小小的狗市、鸟市、菜市俯拾皆是。摊贩上的小吃，京城市民很少光顾，基本上是农民挣农民工的钱。农民进城谋生不容易，脏、乱、差也就在所难免。现在全球空气质量较好、交通也不拥堵的城市，没有一个人口超过七百万的。北京常住的两千多万人，倘能外迁远郊三分之二，“治堵”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空气质量自然会好起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家的门脸。如果我们在这座最富皇家气派的现代化城市，任污浊的空气弥漫，置人满之患、车堵之患于不顾，给来京的外国人一个误判，那真是太遗憾了！这次西欧归来，最大的感受是，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优化北京的生态环境，还一个天蓝、水清、地绿、花香的美丽北京，当务之急是确保今年出台的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严格控制北京人口，提高各类交通工具的电气化程度，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的政策和相关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先进。只有这样，建设一个美丽的北京的梦想才会最终实现。

二

从前，国人把西洋人在中国设计建造的楼房叫做“洋房”、“洋楼”，位于黄浦江畔长达一点五公里的上海外滩，就是石头垒的洋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开展贸易和商务的枢纽，是亚太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这次来西欧，可是看足了洋楼。西方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耶稣基督不设教堂，只有天主教堂无处不在，教堂建筑同其他城市建筑及雕塑都是石头筑成，与东方传统的土木结构大相径庭。宏大、庄严肃穆的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及其建筑群，为世界天主教堂之冠，见了叫人震撼。这座户籍两千人，占地零点四四平方公里的神圣殿堂，竟是一个独立王国。别看他小，梵蒂冈在全球的信徒却有亿万之众，境外房产更是不计其数。宗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战时，希特勒派飞机轰炸欧洲各国也不敢炸教堂，致使令人敬畏的天主教堂成了难民的庇护所，欧洲的教堂也因此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庞贝古城虽被火山灰淹没，但扒开两千年的尘封，从残存的砖石结构看，仍可想见古罗马建筑的古老与精湛。比萨斜塔及其城建、威尼斯水城等建筑物是欧洲建筑的典范，欧洲其他国家的教堂和城建及其雕塑、壁画几乎是清一色的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巴洛克式建筑。十四世纪时期，欧洲人对古罗马所留下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对一些古典的文化和艺术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艺术家们纷纷将古典文化和艺术巧妙地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场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复兴运动。率先掀起这场文化复兴运动的是来自意大利地区的艺术家，汇聚了众多的古罗马时期的文化和艺术的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传播古罗马的文化和艺术的最大功臣莫过于弗朗索瓦一世。因为他经常南征北战，尤其是对意大利展开的战争。他在与意大利作战时，见到了很多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作品，于是迷上了这种大气、辉煌的艺术形式。弗朗索瓦一世招揽众多的艺术家前来法兰西，并在此兴建了一系列的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所以法国各地的教堂除了规模不一，外观样式大同小异，都有哥特式风格尖拱、彩绘玻窗及其飞扶壁结构。教堂内外有壁画、浮雕和立体人物石像。举世闻名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就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同教堂一样，欧洲的城市建筑雕塑也有它独特的审美价值。所有雕塑都是采用石料且用美的规律造型，是美的造型艺术。他们美化城市、美化环境、美化生活，被称为“城市的花朵”。这些岿然不动的城雕，历经沧桑，凝固着西方辉煌的城市文明发展史，也是古老与现代和谐并存的见证。城建楼房都不甚高，一般为五六层或七八层。建筑物上的浮雕和立体雕塑都是利用大理石的洁白、细致，表现优雅、柔美的物象，人物、动物都是具象的，未见中国式的夸张和变异造型，反映了欧洲人现实主义价值观的理性与浪漫。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马赛曲》浮雕，以鲜明的主题，战斗的节奏，广阔的空间，歌颂了一七九二年奥国军队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时，马赛人民壮丽、辉煌的战斗精神，成为今天法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和游客向往的地方。西欧的城市建筑表现了欧洲人对石头的鉴赏与创造。周览他们的楼房，或利用花岗岩的巨大体积显示粗犷、雄浑的气势；或利用木材的纹理，增加装饰美；或利用铁料，给人以沉重感；或利用青铜赋之以高贵、庄重的坚实气质。由于人们对建筑师和雕塑家的名字不是很熟悉，对他们的介绍较之画家也少了许多。所以在欧洲的城雕没有像绘画那样被人了解。在法国巴黎，我们见到前来观赏罗浮宫油画的人也像参观北京故宫的人一样拥挤。在罗浮宫，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世界闻名的绘画大师和雕塑大师的杰作，尤其是令人目不暇接的绘画作品，每一种历史风格都有一批著名的领军人物，譬如古典主义以尼古拉斯·普桑为奠基人，浪漫主义的主将是德拉克洛瓦，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米勒，而印象主义的大师是塞尚等等。他们的历史画、肖像画、宗教画、风景画、静物画和风俗画都集中在罗浮宫这座艺术殿堂相互媲美。如人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和广为人知的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都在这里珍藏、展示。罗浮宫里收藏了四十多万件著名的艺术珍品，让人一走进这华美的殿堂即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享受着丰盛的文化艺术大餐。

三

现代化进程早于东亚的西欧各国城市，人口少而分散，没有东亚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那样嘈杂、喧嚣。当我们参观罗马的老教堂、水城威尼斯、音乐之都维也纳、花园城市日内瓦、巴黎的大学区、比利时的咖啡馆、荷兰的郁金香园、慕尼黑的老城，仿佛置身童话般的梦境。宏伟整饬的洋楼，新潮时尚的购物街区，装饰精美的城雕，名城名人的故居和人心向往的生活方式使人新鲜而好奇。西欧的城市都是掩映在苍翠的树林之中，哪里有鸟语花香和美丽温馨的自然景观，哪里就有城市。在这些花园式、森林式的城市中，一座城市，一段故事，一掬泪水，抑或一片欢笑，均浮游在历史的时空里。富余的生活资源、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养成了欧人慵懒的作风。他们没有移民那样勤快，更不像中国人那样疲于奔命。在小酒吧、咖啡馆的椅子上，在林间、水泊的草坪上，鸟儿在枝头歌唱，树下野花芬芳，欧洲人的身心沐浴着浓荫，品尝着咖啡红茶，感受着休憩的舒畅。这情致，是休息、休憩，更是舒展、休闲，给人一种优哉游哉的感受。这种自然、洒脱、适情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一种逍遥的情怀。这在脚步匆忙的中国人眼中是望尘莫及的。国人何尝不知休闲的妙处，不是闲人闲不得，而是闲人不是等闲人。中国人老龄化严重，挑着家庭重担的人，生活压力大，有两种人不能休闲：一是为生计所迫，在生死疲劳中煎熬的人；一种是为功名利禄所诱惑的人。富豪人家，纵有自家的别墅，傍着名花异草，那主人也是无心鉴赏的。不是没钱，而是没空，腾不出那份闲心。为了富贵长存，整天想的，唯有官场、商场的应酬与金钱、权利的交易。中国人的“存钱发财”与洋人的“知足常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闲得无聊的欧洲人，甚至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寻找刺激，譬如在街头佯装铜雕、泥塑，逼真得让路人难以分辨。当你用手触摸时，蓦然间，他眨眨眼、做个鬼脸，叫你吓一跳。这是何来，看一看他身前地上摆着的小钵，钵里有几块硬币，你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用这种叫人忍俊不禁的方式乞讨，那些伪装古代斗士的懒汉和花枝招展的女郎，倘若热情地邀你合影，你可别以为他们是真的亲热，他们看中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你多少给他们一点，他们会微笑着为你服务，满足你的虚荣心。在街头偶尔见到三三两两裸奔的流浪汉，你也别惊慌，那是欧洲人在“遛鸟”，他们要展示自己，你不看都难。在这样的“极乐世界”里，什么都是开放的。欧游的头一天，在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我们为火山灰掩埋了两千年的一座繁华城市而震撼而哀伤。在远古，庞贝就是一个相当富庶和开放的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艺术水准的高超令人惊叹。离偌大的“法院废墟”只有数步之遥的街市，竟是一条集洗浴和娱乐于一体的“花街”。从灰暗的小酒店的墙上残存的壁画可以看出这里就是西方社会现今流行的“红灯区”。在一幅壁画中，一位男子正在用秤称量自己巨大的生殖器。这幅画原在庞贝维蒂邸的出口处，被当作路标；维蒂邸厨房里还有一幅房子的主人正向女仆实施性交的壁画。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一般会觉得这些壁画所描绘的性行为是滑稽的，乐而不淫的。庞贝存在于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西方文艺复兴，发现了感性的或原欲的“人”。人们普遍认为感性生命主要体现为男女之事，感性或原欲中最根本的也是“性”，所以基督教，乃至一切文明社会的宗教，都首先从抑制性开始，把女人视为“魔鬼”，就像中国人把红颜女子当成“祸水”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隐喻的是性犯罪，且是人类的“原罪”，蛇则是性的隐喻。因此，同中国佛教“戒欲”一样，西方宗教抑制人的原欲，也是从男女性爱开始的。正因为这一点，西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叛，首当其冲从反判性爱上的禁欲主义开始。“性”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于是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在游览荷兰的途中，我们的导游开始旁若无人地说：“荷兰鹿特丹有一条花街，有意愿光顾的，待会我可以带你们去逛逛，开开眼界。西方是一个性开放的社会，花街虽说对国家公务员有所限制，一般人可以合法地自由进出。花街旁橱窗内展示的女郎，你可以看，看中谁，你点明方式，说好价钱，她就跟你上床，完事后开张发票照章纳税。花街妓院是西方的无烟工厂，妓女也是合法的纳税人。”我们这支夕阳红旅游团，谁还有那个闲情，何况还有老婆在旁。当大家从花街路过时，老爷子们看后一笑了之，老太太们虽也不时地扭头看看，却有人一边回头看一边说：“伤风败俗！”其实，这种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性，是人类本能的欲求。在我们中国，尽管有着三千年的封建史，这种妓业也是历朝历代累禁不止。妓业的老鸨们利用男性对女性的追光和对性欲的追求，大发不义之财。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妓业大发展时期，宫妓盛行，家妓普遍，营妓泛滥，在中国性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大宋一朝和明、清两代可谓妓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勾栏瓦舍，门户人家，妓女嫖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妓院是妓女卖淫的主要场所，作为妓女的生意场，其称谓也五花八门，常见的有青楼、勾栏、花街、花胡同、花粉楼、花门柳户、花街柳巷、柳陌花街、门户人家、雉儿巷、风月场、小茶坊、窑子、妓馆、燕子楼、雨云乡、锦绣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妓院的门户多涂以黑色，后来“青楼”几成妓女工作单位的代称。诚然，出入青楼的男子并非只有纨绔子弟、地痞流氓，也有达官贵人、风流才子。帝王将相也不免时有光顾。据徐珂《清稗类抄》第十册“娼妓类”说，清朝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就曾亲自召幸女伶昭容和雪如，以致乾隆以后，妓业像野草一样泛滥开来。到了咸丰时，连皇城根也妓风大炽，北京的“胭脂石头胡同，家是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清稗类抄》）。虽说男盗女娼为人不齿，但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代，妓业毕竟还是远离妻室的羁旅之人发泄性欲的合适场所。鳏夫、光棍有憋不住的，亦不妨进去打打牙祭。鸨母们也就因此大发横财。而今，时代虽已改变，但在号称“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像荷兰花街这样的“红灯区”不足为怪。只是这样的“无烟工厂”，较之旧中国的妓院，在科学化、人性化管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妓院纳入了法制化管理，开办妓业不仅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性欲求，而且歪打正着，给当地的经济繁荣带来了许多商机。西方人有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放到我的了口袋里来。这话说得挺实在，把古今中外的经济学都概括了。像荷兰花街这样的“红灯区”之所以门庭若市，其意义也就在此。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