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三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去“协和万邦”。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其他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诸行动。

这一差异，也早已被人们发现。例如，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时曾说过，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不像西方人那样好勇斗狠。李大钊和陈独秀亦以“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言中西差异，如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戒杀，益堕健斗之风。……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

近代西方的民族，是在日耳曼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但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已经以希腊人与野蛮人、基督徒与异教徒对立的形式意识到民族差异的问题。

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为奴隶制辩护时，论及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对立。他认为，奴隶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自然的。他断言，有些人天生就注定应该是奴隶，野蛮人就是这样。野蛮人和奴隶是同一的概念。希腊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应该成为奴隶，相反，野蛮人天生注定就是奴隶。奴隶和其他人的差异程度就如灵魂与躯体、人与动物的差别一样。他把奴隶主描绘成天性上优越于奴隶，天生就是经济的组织者。这种理论，是希腊人为掠夺奴隶、土地、财富，不断向外侵略、扩张的行为辩护而炮制的。在希腊后期，斯多葛派还提出了世界国家的概念，认为每一个人天然属于全宇宙，是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这是马其顿帝国对希腊的统一及其将东方殖民化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这种思想在继希腊人之后统治了地中海沿岸广阔地域的罗马帝国十分盛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罗马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帝国的首脑有无限权力。他们用这种理论，为罗马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辩护。

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把全人类分为选民和非选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灭亡的人，与此相对应，有所谓国家与“神国”即教会的对立，前者的任务仅仅是满足世俗的目的，而没有真理，它只是一种力量的统治，与强盗匪帮并没有区别，只有后者才拥有真理，才能实现团结一致和永久和平的普遍愿望。奥古斯丁还要求采取残酷的手段与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做斗争。这种理论在中世纪影响很大。特别是在11世纪至13世纪，神权论风靡一时。这种神权论是为基督教各族向异教各族进行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这种向外侵略扩张的性质在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要而言之，神权论是一种为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征服、统治全世界的野心服务的理论。

在西方近代民族的形成发展中，有两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其一是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所保留的高级阶段野蛮人的品质，如个人才能和勇敢，爱好自由、民主本能等；其二是中世纪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形成。而其形成发展的具体形式则是各国国王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一方面镇压封建贵族，结束封建割据状态，形成有统一法律、统一关税和国内市场的君主集权制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与教皇和教会做斗争，摆脱他们的控制。所以，西方民族在形成发展中的理论表现，也首先集中在这两方面。早在11世纪至13世纪，世俗封建主及其拥护者就针对当时的神权论和教皇权力至高无上论，提出相反的理论。他们从罗马法中寻找根据，认为政权和整个国家领土都是属于皇帝和国王的。

现代西方各民族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德、意等国先后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结束了内部封建割据，建立了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共同体。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同步，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应运而生，并成为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策。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对外反抗神权论和基督教世界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斗争中，在对内结束分裂割据、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它起了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国家疯狂对外扩张，把广大的亚洲、非洲、美洲变成殖民地的过程。因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主义也有其丑恶的一面，即具有支持向后进地区侵略扩张的一面。要而言之，一方面主张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张征服、压迫别的民族，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重要特点。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也是历史上融合、同化了许多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处理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中国古代民族问题的焦点是中原地区从事农业的诸民族（主要是汉族）与西北草原地区从事畜牧业的诸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双方既互相依存、互相吸引，因为游牧民族离不开农业民族的丝、茶、盐、铁，农业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牛、马、皮、毛，又经常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特别是在这些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这一主流的形成，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也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其前身为华夏族）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有关。这种理论和政策，不仅对长期掌握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权的汉族统治者有重大影响，对历史上多次入主中原掌握政权的其他民族统治者也有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早见于《尚书》的《尧典》和《禹贡》。《尧典》的写作最早不早于殷末周初，最晚不晚于战国，《禹贡》也是如此。

《尧典》有一段文字赞扬古代圣王尧的德行和政绩：“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译成白话文就是：“考察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叫做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恭谨，能够推贤让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以至于上天下地。他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团结了，便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妥善了，又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天下臣民在尧的教育下，也都和睦相处起来。”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数语。这里的“九族”，即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亲九族也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家族或宗族治理好。百姓指百官族姓，一国之中有许多个宗族，其贵族总称百姓。“百姓昭明”也就是继而把自己所在的国治理好。国治理好了，进而使各国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这几句话用后来儒家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殷周时期的中国，邦国林立，其中既有众多的华夏族邦国（古称“诸夏”），亦有许多蛮夷戎狄部族和邦国。《尧典》的上述数语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处理邦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则和理想。这种原则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邦国，以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这也就是《周易大传》所谓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禹贡》叙述大禹治水完毕以后，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的远近划分为“五服”，并根据各服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王城以外的五百里为甸服，即国王的领地。甸服的人民要向国王贡纳粮食。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即为国王担任警卫的地区。侯服的人民要为国王服劳役或担任戍守之责。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绥服即安服天子政教的区域。绥服的人民要接受教化，熟通武事，保卫天子。绥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即通过盟约而使之服从的地方。对要服的人民只要求守平常之教，其赋役也减轻。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荒服即政教荒忽，只能顺其俗而治之的地区，这里的礼仪简单，人民流动无定居。《禹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亦即使普天下都领受国王的德教。《禹贡》的这种五服理论，显然有空想的成分，这可从其对五服整齐而机械的划分看出来，但它亦以理想化的形式总结了周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西周初年，周王将其子弟分封到殷商故地和其他有戎狄居住的地方。他们采取的统治方式就是顺俗施化。如在殷周故地，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在戎族地区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为了安抚殷商遗民，满足其宗族感情的需要，西周统治者一方面封封王之子禄父于殷商故地，以奉商之宗祀，一方面录用殷商贵族，让他们“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此外，他们还通过册封的方式，把参加灭商的功臣、盟友及殷商贵族置于“宗周”的控制之下。五服制度即在这时从殷商遗制发展而来。《尚书》的《康浩》《酒浩》中有所谓“侯、甸、男邦、采、卫”。《史记·周本纪》亦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在部落、邦国林立的时代，周朝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分封子弟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据点，一方面通过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方式将诸部落、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族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同化、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

《尚书》被后来的儒家尊为经典，因而《尧典》《禹贡》等古代文献中关于处理各邦国、各部族之间关系的原则、政策和理想，也就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标准。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用来表示民族区别的用语是“华夏与夷狄”。所以，民族关系也就是华夷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尧典》《禹贡》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理论。其要点是：

第一，华夷之别是文化高低之别，特别是有无道德礼教之别。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华夷之别，多从地域（如“中国与四夷”、“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如“诸夏亲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方面立论，而从不诉诸种族。华夏族本指中原地区最先进的人民，其中也有来自戎族和夷族的。在古代人看来，戎狄蛮夷也是炎黄子孙，如战国、秦、汉成为严重边患的匈奴，就被认为是夏后氏之后。这种思想比较接近真理，并且有利于民族的同化和融合。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只要各民族间语言、文化、生产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消失了，疆域界限消失了，民族差异也就消失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之所以能在历史上不断同化、融合众多的其他民族，与这种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南北朝时，南方的汉族政权视北朝为夷狄，北方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改官易服，不仅得到了北朝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连南朝士人也开始对北朝刮目相看。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南朝的陈庆之出使北魏，在宴会上声称：“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北朝的杨元慎把南朝痛骂了一顿，称颂北魏“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这表明，在北方的汉族士大夫看来，南朝已经不是正统所在了。陈庆之回南朝后，就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民族理论也有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华夏中心主义。他们认为，华夷之分是文化高下之分，华夏族文化最高，且居于天下之中，因而蛮夷戎狄应当接受华夏族天子的教化，而不能反过来“用夷变夏”。例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军事改革，就曾受到一大批华夏中心论者的反对。公子成说：“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西，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王图之。”华夏族最聪明、最富有、最有道德文化，一切都比夷狄强，因而应当成为夷狄观摩学习的榜样。这种思想不仅是华夏族向其他民族学习和文化交流的严重心理障碍，而且成为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有害因素。中原政权自视为天朝上国，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不愿平等待人。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和政策对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特别是在近代，清王朝碰到了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对手，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不惜割地、赔款，与此同时却在外国使节朝见皇帝的礼节、外国使团驻京之类的问题上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显得十分愚蠢可笑。

第二，珍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则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

汉民族对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极其珍视，对游牧民族的袭扰和入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也进行过英勇悲壮的反抗。这是“刚健自强”精神的重要表现。中原汉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民族，在许多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明朝，都在与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宋、辽、金、元时期和清朝，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农业民族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农业民族对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和入侵，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政策，长城即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虽然历代都有一些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帝王向外进行侵略扩张，但他们往往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甚至因此而归于失败。杜甫有一首诗说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与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斗争中，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农业民族还很注意在坚决抵抗的同时，兼用“怀柔”、“抚和”政策，如和亲、会盟、开放“互市”、赠送大量布帛丝茶，等等。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就是《尚书》对“要服”、“荒服”、“顺俗施化”的原则。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朝见，在讨论朝见礼仪时，萧望之说：“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无穷，万世之长策也。”对态度反复无常的游牧民族，宽大为怀，给以优待，以保护其友好交往的积极性。这种政策，显然是正确的。对于入侵失败而请求“内附”的游牧民族，汉、唐两代还采取了容纳的政策，即让他们进入长城以内在指定的地区居住，并让其上层人物继续统领部众。这种政策也是正确的。

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历代王朝也采取了“顺俗施化”的政策。唐朝对于境内各少数民族，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多用加封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的形式，让他们继续统辖本族。在经济上基本不征赋税，并时常给各族贵族大量赏赐。这种政策早在殷周和汉代即有先例，并被后来的王朝继承。明代实行“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对元亡以后留在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给以与汉人无差别的待遇，对在元代进入中国版图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官与汉官参治”的办法，“顺俗施化，因人受政”。应当指出，这种“顺俗施化”的政策绝不意味着否定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因为它是建立在华夏族的道德文化高于其他民族、天子对普天下的人民有教化之责任的理论之上的。但它比起那种用暴力强迫同化的政策又有明显的优越性，能够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接近乃至自然融合、同化的过程。

如果说珍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是“刚健自强”精神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表现，那么，以“怀柔”、“抚和”和“顺俗施化”为主的政策，则是“厚德载物”精神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表现。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古代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具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表现为追求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宾服”的理想。但其中也有明显的民族特性，这主要表现为不以征服为手段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去追求“协和万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既主张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