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困境与前途：“后撒切尔主义”时期的英国保守主义

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保守党惨败，领袖约翰·梅杰引咎辞职。梅杰在执政期间，基本沿袭“撒切尔主义”的治理模式，但在处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与“撒切尔主义”强烈的疑欧主义乃至反欧主义相比，梅杰的立场较为温和。英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撒切尔主义”统治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状况好于欧洲很多国家，但在其他领域暴露出很多问题，“撒切尔主义”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保守党的老对手工党在野期间锐意革新，出台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以崭新形象获得了英国政治话语的主导权。反观保守党，其内部围绕“撒切尔主义”纷争不断，保守党开始丢失它在英国精英辩论和政治思想阵地中的主导地位。

梅杰在1997年大选后辞职，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接替他担任保守党领袖。在黑格任内，党内很多人认为，1997年的大选惨败已使政党跌至谷底，同时工党自执政以来，与选民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保守党若能在黑格领导下结束分裂，统一思想，明确方向，那可以在2001年大选中东山再起，但事实证明，这种情绪过于乐观。黑格任职四年间，并没有带领保守党走出困境，他在领袖竞选时曾承诺要给保守党一个“崭新的未来”，但结果，保守党仍是一个内部分裂、意识形态冲突严重的政党，他未能弥合党内分裂，未能提出新的指导思想，给“后撒切尔主义”时期的保守党指明前进的方向。

继1997年大选惨败后，保守党在2001年大选中再遭惨败，仅获得166席，比1997年大选多一席，且议席集中在英格兰地区，威尔士地区一席未得，苏格兰地区赢得一席。从大选成绩看，与1997年相比，保守党的表现并没有多大起色，相形之下，工党再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获得413席，蝉联执政。黑格引咎辞职，保守党选出新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但史密斯任职仅两年，同样未能带领政党走出困境，他在2003年遭遇本党议员挑战，被迫下台，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取而代之。霍华德担任领袖的时间也仅有两年，在他任内，保守党的状况开始好转，但仍输掉了2005年大选。同年10月，霍华德也宣布辞职，他成为继黑格、史密斯之后连续第三个未能当上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在自1881年至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保守党只有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任领袖时未能执政，但在1997年之后的短短8年间，就增添了三位领袖。在1997年之前，保守党一直被视为英国“天然的执政党”，无论是二战前在与自由党的竞争中，还是二战后在与工党的较量中，总体上占据上风，但自1997年大选惨败后，保守党接连失去2001年和2005年大选，其间政党频繁更换领袖，每位领袖都做出了努力，但未能使政党走出困境。

这一前所未来的经历深刻暴露出保守党以及保守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保守党自撒切尔执政后期，党内派系争斗不断。派系争斗源自观点分歧和个人利益考虑，它不仅导致政党在组织领域发生分裂，政党凝聚力和整体行动能力大大下降，公共形象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党内对未来执政路线之争十分激烈，保守党在指导思想领域未能找到一条清晰的执政路线，未能规划一套完整可行的执政纲领。连续的大选失败、长时间的在野表明政党已陷入危机。

对于保守党的困境，可首先从具体政策维度加以考察。自二战结束以来，作为英国政坛两个最大的政党，保守党与工党在政策领域各有自己的强项议题，例如，工党在就业、教育及医疗等领域的政策一直以来比较受选民欢迎，而在国防、经济及治安领域，选民则倾向于支持保守党。但是，在1997年后，伴随工党全面的政策调整和革新，保守党发现属于它的强项议题逐渐减少，工党的优势则逐渐增加。

（一）在经济问题领域，保守党长期以来拥有善于管理经济的名声，一直被选民认为比工党更能胜任经济治理任务，更有能力推动英国经济发展，但在1992年保守党梅杰政府时期，英国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这严重损害了保守党胜任经济治理的名声。此后，自1997年在野后，保守党发现它很难挑战工党新的经济战略。以往，工党主张的公有制、国有化、高税收、高开支、中央计划及对企业和企业主持敌视态度，都是保守党攻击的重点，但在1997年执政后，工党重视激发经济活力，拒绝了国有化与高税收，削减企业税，充分利用市场的活力，同时采纳了保守党主张的降低通货膨胀和谨慎财政开支的政策。

如果说工党发生的上述转变使保守党难以攻击，那么，对工党自身提出的政策，保守党的回应或者自相矛盾，或者不具有可行性。例如，1999年工党政府引进最低工资制，招致保守党的一再谴责，认为这一制度将严重损害英国的竞争力，但一旦它成为法令，保守党便不再反对，并表示如政党执政，将不会取消这一政策；在英格兰银行独立问题上，工党赋予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以利率决定权，通过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英国经济发展速度，遏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保守党开始对之持反对态度，后转而接受；在公众关注的税收与开支问题上，相比工党对不同税种有增有减，保守党在2001年与2005年大选中公开承诺减税，但其可行性受到质疑，因为减税多半以减少政府开支为支撑，而削减开支无疑会影响公共服务的支出。对选民来说，减税尽管有吸引力，但是，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比减税更加重要。

从1997年执政至2005年，在工党8年执政期间，英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使得保守党在此领域难有作为。英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稳步提升，通货膨胀率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2002到2005年，英国GDP增长比欧元区高出1%—2%，失业率则低于5%，是法国和德国的一半。经济成就不仅支撑了工党蝉联执政，而且也使保守党对工党经济政策的批评缺乏可信度。

（二）在社会问题领域，传统上两党在社会政策领域各有强弱议题，但是，工党自1997年执政以来，修正了某些政策立场，保守党的政策则摇摆不定，两党的较量最终工党胜出一筹。这从两党在主要的问题如家庭伦理、同性恋、移民、避难者、犯罪、恐怖主义及福利改革等领域的争斗可窥见一斑。

在家庭伦理和同性恋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摇摆不定，例如，黑格在任职初期，表示英国有必要“尊重不同性别取向的人们”，保守党应接受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包容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如包容单身母亲、未婚夫妇等，观点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但后期他又回到传统的保守主义，强调社会伦理道德和正常的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宣称保守党是一个家庭的党，攻击工党是一个同性恋的党。他承诺“保守党将会发展那种能加强家庭责任感和支持婚姻制度的福利改革政策”，并指责工党在2000年取消对已婚夫妇的补贴，恢复补贴即成为保守党此后大选中一再强调的承诺。

在移民与避难者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同样摇摆不定。1997年在野之初，黑格曾表示接受英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致力于发展多元文化，打造一种包容、温和的社会氛围，并提议从各种族团体中吸收更多成员加入保守党；但到2001年，黑格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声称工党正在将英国变成外国人的地方。之后的领袖霍华德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他认为难民和移民将会对英国社会构成恐怖威胁，主张实行紧缩移民政策，如对非欧盟地区的移民设置年度准入限额，严格区分为寻求经济利益和真正因专政体制而寻求政治避难的人，严厉打击前者，并在2005年大选前提议英国退出《日内瓦公约》。

在治安问题上，保守党一直主张严厉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重新引进死刑，工党则认为，犯罪的产生是缘于贫穷和社会不公，只有消灭贫穷和社会不公，才可能真正消灭犯罪。这一观点虽然有道理，阐明了犯罪产生的深层根源，但是，消灭贫穷和不公正非一朝一夕之事，犯罪问题则需要及时解决，工党处理犯罪问题不力一直被英国选民指责为软弱，在此领域公众对保守党的信任也一直多于工党。但是，工党自1997年后，立场发生变化，首相布莱尔声称要做到标本兼治，不仅要解决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而且严格对待犯罪本身。布莱尔提出“强硬打击犯罪行为，着重解决犯罪根源”的标语，指出个人无论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都应当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工党逐渐强硬的立场使保守党在此领域的优势逐渐减弱。

公共服务及福利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强势领域，选民对工党的支持率也远高于保守党。自2001年蝉联执政后，工党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公共服务，例如，增加医生护士的数量，建立全国医疗保健专家治疗中心等，结果，从1998年到2005年，医院等待就医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福利问题上，由于福利制度长久运转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福利机构官僚低效、存在福利欺诈行为、福利制度一定程度削弱了个人进取自立精神等，工党采取了较以往强硬的措施，坚持责任与权利并重，强调工作的中心地位。工党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转变一定程度削减了福利，在公共服务领域也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但是，与保守党对福利国家的敌视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冷漠相比，工党仍被选民看作是比保守党更有同情心的党。

（三）在欧洲问题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欧洲问题成为保守党极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段时期，保守党历届领袖对欧洲一体化均持怀疑态度。到黑格时期，保守党影子内阁达成协议，两届议会内不支持英国加入欧元区；对欧盟宪法条约，霍华德不仅表示反对，而且承诺任何涉及国家权力让渡的条约都要经过全民公决。与工党相对亲欧的姿态相比，保守党的疑欧态度反映了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欧洲统一运动的疑虑。但是，一般而言，普通民众更为关注内政问题，而且，保守党内部亲欧派和疑欧派之间争斗不休，党内存在严重分裂，甚至出现议员为此退党的情况。鉴于党内在欧洲问题上的纷争，这一议题很难成为保守党的强项议题而被用来吸引大众选民的支持。

上述三大领域是英国选民十分关注的领域，也是任何政党在政纲中需要着重阐述的领域，但是，自1997年以来，已在野多年的保守党在上述领域的政策或者含糊不清，或者摇摆不定。如何寻找明确的方向、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一套清晰连贯的政策，成为保守党面临的最大难题。显然，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不确定之中，这一不确定与围绕如何对待“撒切尔主义”这一政治遗产党内产生的分歧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主导政党执政议程时，党内对它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有各种批评之声，到“后撒切尔主义”时期，党内分歧更加明显。“撒切尔主义”在经济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主义观，此外，对欧洲统一运动持怀疑态度也是撒切尔执政时的主要政策倾向，在上述领域保守党内明显划分为左右两派，对此，前文曾有提及，在此做一总述，左右两翼的观点存在如下方向性的分歧：

• 在经济领域有自由主义和经济统制主义之分，其实质仍是传统争论的市场与国家的权力边界问题。右翼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对资本的干预，鼓励经济个人主义的发展，支持自由市场扩张和自由竞争，对经济领域的“大政府”持敌视态度；左翼经济统制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有局限性，无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即消除自由市场的弊端，还是使保守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更具有包容性，政府都应该介入经济管理。

• 在社会领域有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争，表现在对待家庭伦理、宗教、死刑、同性恋、多元文化、移民及治安等问题上，左翼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社会变化持自由、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右翼社会保守主义则坚持保守观念，尊重历史和传统、宗教与伦理道德，尊重权威与秩序，认同社会既有等级结构，维护家庭和民族的整体性。

• 在欧洲问题上有疑欧主义和亲欧主义之争，也即对欧洲统一运动持怀疑态度还是持乐观支持态度。持支持态度的左翼认为欧洲一体化发展迅速，英国应加入其中，并发挥关键作用；持怀疑态度的右翼则认为，欧盟的发展及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削弱英国国家主权，更深入地融入欧洲有可能会损害英国国家利益，因而对之持观望、怀疑乃至反对态度。

保守党在上述三大领域的分歧在自1975年以来的历次领袖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大问题领域的突出性不同。当撒切尔在1975年挑战时任保守党领袖的希思时，党内最重要的争论涉及经济问题，也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自二战后一直占据保守党意识形态辩论的中心地位，党内经济自由派和干预派之间辩论激烈，以撒切尔为首的自由派击败了以希思为首的干预派，其后，自由派在党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到安东尼·迈耶和迈克尔·赫塞尔廷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挑战撒切尔的领袖地位时，党内压倒性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欧洲问题，疑欧派和亲欧派之间的辩论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辩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两派的争斗不仅导致撒切尔在执政期间两度遭遇亲欧派的挑战，最后被迫辞职，它也曾导致梅杰在执政期间屡遭挑战传闻，最后被迫通过主动辞职后参与新的领袖选举获得胜选来重建权威。在梅杰于1997年大选败选辞职后，欧洲问题仍是导致保守党内部冲突的最主要问题，党内为此发生的争斗和分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梅杰辞职后，保守党重选领袖，亲欧派和疑欧派分别推选候选人参加，结果，疑欧的黑格战胜了亲欧的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当选领袖。在黑格于2001年大选败选引咎辞职后，疑欧派和亲欧派再次推选候选人参与竞争，结果，疑欧的史密斯战胜了再次参选的亲欧的克拉克，当选领袖。2003年接替史密斯的霍华德同样是一个疑欧派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撒切尔自1990年辞职后，在英国政坛和保守党内仍很有影响力，在保守党上述几次领袖选举中，都有撒切尔的身影，她公开表态支持疑欧派候选人，对选举结果起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自2001年以来，欧洲议题虽然仍是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但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党内关于多元文化、伦理道德、家庭及同性恋等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增加。到2005年霍华德辞职之时，欧洲议题的重要性已大幅下降，疑欧派已经占据了主导，党内首要的意识形态冲突已逐渐让位于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涉及传统派和改革派就有关如何才能使政党东山再起的争论，传统派拒绝激进的革新，改革派则认为应对政党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

上述分析简要总结了保守党于二战后几十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主要辩论。党内长期的纷争影响了政党具体政策的制定，同时，党外竞争尤其是老对手工党立场的转变，又对保守党如何准确地进行政治定位增加了难度。

自1979年大选败选后，工党在经历了在野初期的危机和混乱后，开始对政党的组织机构、纲领主张、竞选运动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改革，经过多年整顿，逐渐恢复元气，终于在1997年重获政权。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将自身定位在政治中间地带，不仅抛弃了建党之初所主张的制度替代的主张，而且，在二战后执政期所实行的以国有化、充分就业、大规模国家干预等为内容的“新社会主义模式”也被放弃，工党接受了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右翼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出现右倾化趋势；另一方面，工党仍然坚称自己是左翼政党，仍坚持公平、机会平等、正义、团结等左翼传统的价值，承诺利用政府的力量解决贫困、不平等及社会排斥等问题，改革福利国家，改善公共服务。工党的目标是希望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运用国家的力量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弊端，尽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对传统矛盾。此外，对于伴随时代发展出现的跨越传统政治分野、跨越各阶层的新议题，工党也持一种包容态度。

工党的中间主义虽然招致某些批评，但很多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条件下超越国界的激烈竞争、各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与财政的相互依赖、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各国的深刻影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党以往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成功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战略，例如，实行国家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实行高的公共开支、政府对资源及收入的再分配等，工党由左翼向中间移动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理智反应。此外，在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组织、文化认同模式、沟通反应方式及家庭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趋势加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分野，对环境、移民、文化认同、人权、秩序、同性恋和生活方式等问题的关注超出了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政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框架，工党的中间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变化进行谨慎地观察基础之上。

这种中间定位拓展了工党的行动空间，有时通过具体政策的妥协折中，工党可以技巧地结合左右两翼主张，从而大大挤压了保守主义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如何解读工党的新变化以及它自1997年以来连续三次的选举成功，保守党内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党的选举胜利表明，在经历了18年的“撒切尔主义”统治之后，英国民众的情绪已经发生明确而重大的变化，保守党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全盘反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党的中间主义只是一种宣传设计而无实质内容，它妥协折中的做法在一旦需要做出艰难选择时就会陷入困境，而且，工党在某些政策领域的右转表明保守党的主张并未失效，因此，政党应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相应地，对于如何使保守主义走出困境，保守党内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坚持右翼立场，主张更加强有力地实施以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为内容的“撒切尔主义”；一是认为应从右翼向中间移动，在社会经济领域实施一种更具包容性、更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自2001年的领袖选举始，上述两种路线的对立已较为明显。在保守党左翼看来，右翼所主张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保守党以往的执政实践便能说明问题。保守党在1997年的败选是在经历18年“撒切尔主义”统治后发生的，作为执政时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它是导致政党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撒切尔主义一直关注自由甚于关注平等，关注经济效率甚于关注社会公正，它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场、日渐加剧的社会竞争导致英国出现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

但是，在保守党的右翼看来，尽管“撒切尔主义”存在上述问题，但这一指导思想并未失效，其理由是自由市场和竞争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私有制更是无法取代，而且，保守党的一些经济政策也被执政后的工党政府采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工党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右倾，但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保守党，无论是对私有制还是对自由市场，工党都有它的接纳限度；而且，没有一个保守党在执政时会像工党那样关注平等及对弱者的保护，关注就业及贫困，引进最低工资制，将改善公共服务作为执政重点。对保守党思想的借鉴及同自身左翼特性相结合，工党真正占据了中间，其运用政府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大多数英国民众仍旧支持福利国家模式并对经济自由竞争的后果忧心忡忡之下，右翼继续坚守“撒切尔主义”的立场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在经济领域，工党的中间立场使得保守党右翼几乎没有优势，在社会领域，右翼所持的保守主义尽管某些观点拥有一定的支持群体，例如，保守党主张对社会治安和犯罪采取严厉政策，受到选民的欢迎，但其他很多观点明显受到排斥，例如，大多数选民反对右翼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福利的主张，其强硬的移民政策也被不少选民认为过右而有走极端路线的嫌疑。

显然，因党内无法达成共识，黑格、史密斯和霍华德时期的保守党未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执政思路，这直接影响了具体政策的连贯性、清晰性和持久性，这是保守党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大选中连续失败的主要原因。保守党虽然是一个秉承实用主义传统的政党，但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并不缺少思想，每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张适时突显而成为施政时的指导思想，但是，2005年的保守党在经历近十年在野后，仍未能确立起明确的执政路线，不仅表明党内分裂的严重程度，而且也表明保守主义面临真正的困难。

2005年10月，在霍华德辞去领袖职务后，保守党选出了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担任领袖。卡梅伦的政治立场横跨左右两翼，他战胜了来自右翼的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和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以及来自左翼的肯尼思·克拉克，他的当选表明保守党向中间转移的趋势明朗化。观察2005年保守党领袖选举中议会党团最后一轮投票中各派的投票情况，便可发现这一迹象。左翼的克拉克早在议会党团第一轮选举后已被淘汰，因此，参与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仅剩其他三人。在经济议题上，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内，经济自由派已经占据主导，其议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经济干预派的议员数量，双方比例为160∶27，另有少数持不可知论主张的议员。在经济干预派中，超过80%的支持卡梅伦，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的仅有4人和1人。在经济自由派中，大多数议员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两人在自由派议员中所获总支持票数为95票，但是，选票在两人之间出现分散，戴维斯获48人支持，福克斯获47人支持，卡梅伦则获得65名自由派议员的支持，因此，从单独所获自由派的支持票数来看，卡梅伦是最高票数。显然，卡梅伦所获得的支持横跨经济领域的两大派别。

从欧洲议题来看，议员的投票倾向也与经济议题相类似。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内，疑欧派势力在2003年霍华德担任领袖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05年领袖选举时，亲欧派已经衰落下来，欧洲问题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突出，这可以说是2005年领袖选举与之前的领袖选举相比呈现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三位候选人中，戴维斯和福克斯是强硬的疑欧派，卡梅伦的疑欧色彩是最弱的。戴维斯和福克斯两人共获得103位疑欧派议员的支持，这占疑欧派的大多数，但选票在两者之间出现分散。卡梅伦所获疑欧派的支持票数为78票，从单个所获支持看，他也是最多的。此外，卡梅伦还获得亲欧派以及持不可知论的大多数议员支持。因此，在欧洲问题上，卡梅伦的支持力量是横跨党内左右两大派别。

在社会议题上保守党议会党团的投票情况与经济议题和欧洲议题的情况也相类似。2005年后，以家庭、伦理道德等为内容的社会议题取代了欧洲议题成为全党最关注的问题，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在此问题上，社会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的观点对立分明。其中，保守派中大多数议员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支持率为64.8%，但选票也是分散在两人之间，两人所获支持率分别为32.4%和32.4%，卡梅伦也获得35.2%的保守派支持。在社会自由派中，绝大多数支持卡梅伦，支持率为78.5%。

卡梅伦于2005年当选领袖时，保守党又输掉了一场大选。至此，政党已连续三次败选，在野时间已有8年，这对有着“天然执政党”声名的保守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全党上下都充斥着一种要重新夺回政权的迫切愿望，而要重整旗鼓，必须摆脱“撒切尔主义”带来的各种纷争。在撒切尔离职后的“后撒切尔主义”时代，撒切尔以及“撒切尔主义”一直深刻影响着党内政治，保守党沉溺在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纷争中。但是，随着年老多病，撒切尔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批评时政，她在保守党内的影响力逐渐减退，保守党则在经历长期的在野后，十分渴望重新执政，卡梅伦的当选便是这种渴望权力的情绪反映。对保守党人来说，对执政地位的追求已逐渐重于对意识形态的坚守，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更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戴维斯，而是选出了具有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实用主义的改革派人物，一个很有可能将政党团结起来、给政党带来选举成功的人物。卡梅伦温和的中间立场赢得了党内左右两派的支持，他的当选意味着保守党在纷纷扰扰多年之后，终于意识到要结束意识形态纷争，与撒切尔时代做一个切割，重新拾起实用主义，这是对它重获政权最有助益的法宝。

自2005年卡梅伦担任领袖后，直到2010年英国大选，保守党在他领导下基本保持了团结，政党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卡梅伦在这五年间也付出了努力，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希望能重新对政党进行政治定位，重建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卡梅伦一方面受到“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在经济领域所持的自由主义观和在欧洲问题上的疑欧主义，都带有“撒切尔主义”的烙印，不过，他也深受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例如，在女性权利、同性恋、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移民及公共服务等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明显与以往不同。不过，与“撒切尔主义”和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不同，后两者被认为是有着清晰的面目，有着完整的行动纲领的意识形态论述，且与两党之前的治理模式相比，各自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模式。相形之下，卡梅伦时期的保守主义虽然与保守党之前的“撒切尔主义”不同，但如果说他已经成功地重建了保守主义，似乎为之尚早，他的保守主义目前来看还未展现出清晰的面目，也未推出成体系的、完全成熟的阐述和论证，更多是对现有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对现实政治探察性的反应。

2010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此时的工党距离1997年托尼·布莱尔获得空前的大选胜利已有13年。工党连续三届大选成功以及13年不间断的执政，使得政坛的政治钟摆效应显现，这对保守党极为有利，而且，在多年执政过程中，工党积累了各种矛盾，不复以往的意气风发，疲态已现。但是，从选举结果来看，保守党未能获得多数席位，工党所获席位虽然少于保守党，但双方席位数比较接近。这一结果很大程度可以表明，13年的在野生涯并未使保守党焕然一新，它没能如1997年的工党那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而获得压倒性的大选胜利。从工党来看，它的执政霸权维持了13年，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自然是与它提出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而且，工党在经历如此长的执政时间后，在国内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大背景下，其在2010年大选中并未一败涂地，也表明其治理模式中仍有很多有价值、值得继承的内容。

综观英国自二战后以来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英国政坛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实验场，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永久维持其霸权地位。在艰巨的国家治理任务以及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下，任何一种指导思想都无法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总会面临这种或那样的难题和挑战。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态环境下，在大众选民的党派忠诚度普遍下降、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日渐加强的形势下，政党执政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疑会直接影响选民对它的支持率。这要求政党必须具备及时调整变革的能力，以应对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