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改革：超越左与右的新理论？

自1979年丧失执政地位后，工党一直在野，时间长达18年，在野如此长的时间对一个大党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在野期间，工党经历了1979—1983年危机四伏的时期，彼时，工党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工党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在经历战后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逐渐失效，其后提出的激进替代方案也未能经得起大选的检验，在指导思想方面工党已经乏善可陈，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模糊不清。与此同时，“撒切尔主义”则因保守党连续的选举成功而成为英国政坛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工党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中。

1983年大选败选后，领袖富特引咎辞职，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当选为工党新领袖。大选惨败使金诺克意识到，工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执政纲领过于激进，从而被选民认为是一个极端主义政党，以这种面目出现的政党其支持基础必定不会广泛，工党若想赢得广泛支持，进而上台执政，必须淡化激进色彩，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向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转移。如果说1979年大选的失败推动工党快速左转，那么，四年后1983年大选的惨败，则使工党明显呈现出右转的趋势。工党的转向与党内派系的发展状况也有关。自1983年后，左翼中的强硬左翼衰落下来，温和左翼出现向右翼靠拢的趋势，在经历了1987年连续第三次大选失利后，左翼作为一个整体又受到打击，向右翼靠拢的趋势更加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内部派系的影响力逐渐消退，许多派系失去了明确的定位。由于工党大部分的国会议员现在意识到，公开的不和会带来严厉的选举惩罚，因此党内派系会避免在公共议程中提出分裂性议题。除此之外，他们也鲜少对大多数议题以及国会议员候选人或影子内阁和其他组织候选人的‘候选名单’发表政策宣言。除了追求胜选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论坛派向右靠拢，定位于团结派和宣言派附近的现象，这个迁移举动影响到工党内的其他派系……为了避免被孤立，这些派系也都加入论坛派向右移动的行动中”。这种发展为政党的转向提供了有利条件，工党在各领域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历经金诺克时期（1983—1992）、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992—1994）时期与托尼·布莱尔（1994—2007）时期，改革后的工党面目焕然一新，在1997年以“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获得空前的大选胜利，结束了多年在野生涯。

从上述三位领袖任职时期的做法来看，其改革沿着同一条轨迹而行，即从作为左翼政党所持的左倾立场向温和的中间立场转移。在金诺克和史密斯时期，工党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较少提及与工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拉开与工会的距离；从坚决废除所有撒切尔政府制定的劳资关系法立场中后退；主张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对市场经济和企业自由竞争的作用加以认可；放弃单边核裁军计划，重新审查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不再承诺退出欧洲一体化。在核心的问题领域，也即所有制问题以及国家角色问题上，工党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不过，最具标志性也是最深入的改革发生在布莱尔时期。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后，布莱尔对前两任领袖的改革持肯定态度，但认为他们改革的步幅不够大，他力主进一步深化改革，他说：“如果世界改变了，而我们没有改革，那么我们对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将不再是原则而只是僵化为教条。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历史纪念碑。”

布莱尔认为，工党需要全盘审查政党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工党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新。面对战后工党“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效以及保守党“撒切尔主义”的选举成功，工党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没有理论上的更新，就没有具体政策的革新，就没有崭新的政党形象。布莱尔说：“工党的意识形态过时了，今天的任务是……重塑我们的意识形态。”布莱尔重建意识形态的标志性举动是修改党章第四条，即公有制条款，这一条款自发布起一直被等同于工党的社会主义，但布莱尔认为，是时候改变这种认识了。他说：“1918年工党党章以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标榜自己，即国家所有……经过一段时间，第四条款取得了一种图腾的地位……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再者，我们公布的目标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差异给指控工党背叛原则的人提供了炮弹……这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公有制条款虽然自1918年即被写入党章，但因党内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在执政中从未将之付诸实践，其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有脱节的，这种脱节对政党十分不利，而且，在冷战终结、自由市场在全球扩张的国际背景下，继续坚持公有制似乎不合时宜了。工党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获取新的力量源泉。

布莱尔改变了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传统观点，在他看来，“公有制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方法。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和原则，而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达到我们原则的一种手段。因此，第四条款就其本身而言，它并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价值或我们关于经济的整个观点”。“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让经济处方遮掩了它所服务的目标。”布莱尔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用于任何时期的价值和原则。”“我们从政是为了追求特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为了实施一种经济教条。自从共产主义垮台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惟一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东西。”社会主义不是一系列经济原则，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一系列伦理价值——平等、社会正义、社会互助、自由、民主、团结——的实现。从伦理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以具体经济原则界定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因为随着社会变迁，具体的经济原则可能不适应环境发展，而以伦理价值来界定社会主义则有其优越性，可以使政党在实践中吸收各种观点，运用各种手段为其目标服务，它为政党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一旦如此定义社会主义——即社会之主义——我们就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被其束缚。我们可以避免1918年社会主义的定义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混乱。最重要的是，通过确立我们新的特性，我们可以重获理论上的信心，开始并赢得思想上的战斗。”

在工党党内，针对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的动议尽管有一些反对之声，如来自工会的反对，但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修订。1995年4月，在工党特别会议上，反映布莱尔上述新思想的新党章被顺利通过。布莱尔也曾表达说：“关于第四条的磋商会议给人最强烈印象的不是意见分歧，而是意见一致。没有人对需要若干公有制提出质疑，也没有人激烈反对需要繁荣的私营部门。”工党不再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不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仅成了推动目标实现的工具，这一新解使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地不再把改变所有制关系作为奋斗目标，表明工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来看，这一变化无疑是从政党原有的左翼立场后退。

新党章的出台解放了工党的行动，旧的意识形态束缚消失了，布莱尔在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于1997年执政后付诸实践，其后将之总结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向世人公布。布莱尔将其治理模式称为“第三条道路”，自然是要与战后以来先后占据英国政坛主流地位的两种治理模式区别开来，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过去50年，两种主要的政治模式主宰了英国及许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和一种高度中央集权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英国经历了这两种模式的典型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道路’这一名称对英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原因，它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转折点以后的英国经历而提出的。”

布莱尔认为，自二战后以来，主导英国政坛的上述两种治理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伴随环境变化，这两种模式均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它们各自暴露出很多缺陷。具体来看，第一种模式是老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即战后三十年间工党提出的以混合经济、大规模国家干预、福利国家建设、充分就业等为特征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此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已然衰落下来。对于这一模式，布莱尔在与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联合发布的《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中，总结了它的如下缺陷：

——我们有时把促进社会公正和过分强调结局平等相混淆，其结果是忽视了对努力和责任的回报，把社会民主等同为一致和平庸，而没有鼓励创造性、多样性和优秀表现。工作的成本越来越高。

——人们认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支出而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为此提高税收对竞争力、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提供像样的社会服务是社民党人关心的重点，但社会道德并不能用公共开支的水平来衡量。对一个社会的真正检验是看公共支出的有效程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它使人们得以自助。

——那种认为应由国家来解决市场失灵及其危害的观点往往赞成与政府的干预范围不相称的扩张以及应运而生的官僚主义。个人与集体间的平衡被扭曲。那些对公民们重要的价值观念，如个人成就和成功、创业精神、个人责任感和集体精神总是被置于总的社会保障需求之下。

——往往把权力放在责任之上。然而，个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是不能推给国家的。要是“相互承担义务”这一观念被遗忘，集体精神就会减少，对邻居会不负责任，犯罪和破坏公共财物现象会增加，而整个法律体系将无法运转。

——扩大了政府靠微调经济来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能力，低估了个人和企业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市场的弱点而低估了它的实力。

显然，与过去相比，工党的反思使它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它的国家观明显有别于以往。工党反思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和中央计划，指出“必须认识到过度的中央集权经常造就如下倾向：依赖、懒散、寻租、官僚作风、保护主义、权威主义、犬儒主义、财政上的不负责任、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的敌意，还有，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它经常出现在政府管理的两头，那也会导致政府服务对象的分化”。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工党现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布莱尔对此曾说：“我认为政府的行为不应该是阻止公司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这并不是一项明智的反应，而且它也不会奏效，因为全球市场就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试图庇护公司免受全球市场的冲击，尽管它们可能在最初的几年里生存得很好，但是由于全球市场的压力，最终它们会走下坡路。你所能做的是更好地武装它们以及武装为它们工作的个人，以使它们能在全球经济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对我来说，这就是第三条道路。”“政府在现代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既有限又至关重要。它应提供一个低通胀率的环境，促进长期投资，保证企业家可以雇佣到受到良好教育的职员，保证运转良好的一流基础设施，同企业界进行合作，推动地区发展和小型企业的壮大，为我们的货物打开国际市场，缔造一个强大、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消除失业和福利等社会成本对经济的负担。如果政府成功地做了这些努力，就是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在对战后工党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工党对新右翼的“撒切尔主义”也进行了批判。工党承认新右翼的一些主张是有道理的，如它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工党著名的智囊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工党建立的福利国家虽然保障了民众的最低生活要求，但是，“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是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种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对于新右翼对自由市场的极度热情，工党也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

工党认为，新右翼过度迷恋自由市场的作用而导致其滥用自由市场这一解决方案，从而成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奴隶。工党认为，新右翼对经济持不干预主义观，这是一种守夜人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吉登斯曾评论说：“认为国家应把其职能削减为‘看护人’角色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小国家的意识形态忽视了市场的局限性，其程度就像传统左派忽视国家的缺陷一样彻底。要维持市场事实上赖以存在的社会和公民框架，政府必须起基础性的作用。那种指望税收降到最低而仍然得以保持社会秩序或创造经济繁荣的想法是荒诞的。”在工党看来，自由市场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培养一种商业主义，会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有活力，但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这需要政府、家庭和社群完成；市场经济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市场不能自我管理，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个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有害的结果等。

工党认为，正是由于新右翼在国家与市场问题上持最小国家观和对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任，政府在应起作用的领域缺位，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就业问题。在撒切尔执政之初的1979年，英国的失业人数是109万人，到撒切尔辞职的1990年，则上升到167万人。另一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加重。有数据显示，自撒切尔政府执政以来，英国“居民中10%的最穷的人在过去20年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3%，且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则上升了65%。在同一时期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英国人从500万上升到1370万；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在贫困中长大。在纽卡斯尔、曼彻斯特或者谢菲尔德的一些城区， 40%以上的人没有工作，生活在贫困中。伦敦是‘欧洲犯罪之都’：在过去10年中，其犯罪率的上升快于其他欧洲国家。”

撒切尔政府希望通过削减税收、私有化、放松劳动管制等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进而解决失业问题，但实际上，上述政策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如她实行的减税政策，广大民众并未从中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是富裕阶层从中受益。有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1990年，最富有的1%的人从减税中所得的收益为262亿英镑，而占人口10%的最底层人民从中受益不过9亿英镑。撒切尔政府在1989年为限制地方政府开支，实行税制改革，更加重了下层民众的负担。她废除了原来针对房产所有者征收的房产税，改为对所有成年人课以同等税率的社区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头税。有评论认为：“这项新税制非常不公平，也太过严苛：收垃圾和捡废品的和有城堡的公爵付的财产税一样多。”这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对浪潮，有民调显示：“大约有70%的民众反对人头税，50%的民众将这一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方式的决定性的议题。”鉴于社会反对声音高涨，保守党内也出现要求撒切尔重新考虑税制改革的声音，但她不为所动，持强硬立场，坚持实行社区税，结果导致伦敦发生严重的骚乱事件。

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伴随社会失业人口以及贫困人口增加，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现象加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日益受到社会排斥，其生活状况日渐恶化，再加上撒切尔执政时期，削减公共福利，尤其是削减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福利开支，加剧了社会下层群体的经济负担，被边缘化的社区渐增，犯罪率上升，社会出现紧张和对立的情绪。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并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宣传其价值观念，使得社会风气追求个人价值和物质利益的实现，社会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团结互助的精神、社会平等的思想受到侵蚀，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式微。对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布莱尔曾批评说：“新自由主义右派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民族团结的严重威胁。太多的人在失落，太多的公司表现不佳，太多的公共服务由于被忽视而在衰落，太多的社区由于犯罪率上升、失业和社会排斥而受到危害。随着这些事例的增加，右翼越来越显示出其行动的迟钝——的确，由于担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寓意，右翼实际上不愿意在诸如教育和社会排斥这些关键问题上行动。正如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是右翼得以迅速执掌权力的关键一样，它们也正是右翼下台的关键。”

上述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展现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保守党的中心问题是它‘赞许自由市场，而无视其一度所主要关注的人们对安全和交往的需要，’‘它所捍卫的传统和制度被它寻求扩大的市场原则所削弱’。”对此，吉登斯也分析说，新右翼“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戛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

旧有治理模式的缺陷已经暴露而且被认知。工党的看法是：“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经结束，但取而代之的不应是70年代盛行的赤字财政和国家重度干预。”工党认为，它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一种能反映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政治，这一政治既非旧式左派政治，也非新式右派政治，而是一种全新的中左派政治。第三条道路就是这样一种新政治，布莱尔对它做如下评价：“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

吉登斯曾从五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把第三条道路同前两条道路做了比较：第一，政治价值。社会民主主义是清晰的左派阶级政治，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的保守哲学，第三条道路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支持。第二，经济。社会民主主义推行强调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新右翼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条道路赞成一种新的混合经济，此经济不强调私有和国有经济之间的平衡，而强调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第三，政府。老左翼认为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对市民社会持怀疑态度，新右翼认为政府是问题，所有政府应从市民社会中撤退，让社会组织发育繁荣，第三条道路肯定政府应在市民社会重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政府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实现公共事务中更大的透明度。第四，国家。老左翼对民族国家不感兴趣，视之为国际团结的威胁，新右翼则持一种孤立的民族主义观，第三条道路认为持一种世界主义观的民族国家是积极的国家。第五，福利。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福利制度是企业的敌人，市民秩序衰败的根源，前者想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后者想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新右翼对福利国家的有些批评是合理的，必须改革福利国家，建立一种积极的福利观，使国家成为一种投资国家，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是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

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文中，对这一新理论也做过明确论述，他首先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所持的价值观念，即倡导一种个人价值平等、机会平等、个人责任和社会意识的价值观；其次指出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例如，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妇女角色的转变以及政治本身性质的急剧变化，使原有治理模式暴露出严重弊端，时代呼吁一种新模式的出现；再次，他指出第三条道路所希望达到的四个目标：一是建立在个人授权和机会基础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有活力的经济，政府为经济提供条件而非指挥经济，并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二是建立一个铭记权利与责任的公民社会，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三是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推进政治民主化发展；四是奉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无疑有服务于政党竞争的因素考虑在内。在1997年之前，工党已经在野很长时间，一个政党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将其改造社会的方案付诸实践，才会有政治前途，但要取得执政地位，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以及大众媒体发达的社会里，如果不关注选民的舆论走向以及恰当对之作出反应，政党不可能取得选举成功。在这方面，保守党在执政期间，通过发动舆论宣传，有意识地动员民众接受其关于经济问题的定义，以此重塑政治议程。经过“撒切尔主义”十余年的统治之后，整个社会的舆论已向右倾斜，尤其在经济议题领域，保守党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地位。工党必须对之做出反应，在工党右翼修正主义模式失效以及左翼激进替代方案失败的情况下，工党需要寻找新理论以应对“撒切尔主义”的挑战，需要建构新思想以赋予政党崭新的形象和动力以东山再起。用布莱尔的话说：“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思想问题。如果没有自己强烈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一个政府无论占有多大程度的多数，都只会是无舵之舟，难以发挥作用。而且，思想需要有相应的称呼才能流行并得到广泛的理解……‘第三条道路’就是目前进步的中左力量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形成的新政治的最好称号。”以一个崭新的口号来表明工党的改变，吸引大众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吸引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选民的支持，是工党推出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考虑。

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有深层次根源，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左翼政党传统所实行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往，国家的经济政策能相对有效地决定国内经济要素，如支付、利率、价格、增长以及就业之间的平衡，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跨国贸易、移民以及资本转移，有效削弱了民族国家控制本国事务的权力，使它以往所奉行的完全独立的经济政策的空间缩小。当然，左翼政党可以选择退出对全球市场的参与而实践“一国社会主义”，但是，全球化在带来风险和限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全球化的两面性，工党选择了参与，在参与中面对新形势寻找新的思想和实际有效的应对方案。第三条道路便是工党找到的应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治理模式。除了全球化之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这一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左翼的工党。西欧的政治和舆论天平普遍向右倾斜，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不会再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言论广泛传播开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左翼政党普遍受到沉重打击，其处境艰难，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方案似乎已经宣告破产，工党拉开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距离，呈现出由左向中间发展的趋势，与这一重大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从内部来看，英国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工党也有深刻影响。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国家的很多企业逐渐向外转移，在如英国这类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则日渐下降。人数庞大而集中、因而很容易动员起来的大规模工厂的减少以及极为分散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无疑侵蚀了工党的支持基础，影响了它的阶级战略。传统工人阶级人数下降，中间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价值导向多元，重视稳定的工作、安全的社会、低的银行利率、良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在政策上回应他们的需求，成为工党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三条道路即是工党尝试做出的回答。

如何认识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曾说，第三条道路是新时期的新政治。它的新部分在于工党将新时期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新变化作为建构新理论的大背景。社会变迁带来了大量新议题，这些议题是传统左右政治所没有涵盖的，如吉登斯所说：“左与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洲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右的问题……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中间派在按左—右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左—右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正是因为工党认为，它的第三条道路涵盖了大量新议题，如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各类有关生活政治的议题，因此，是一种超越左与右的新政治。

随着时代变迁而涌现的大量为传统左右政治所无法涵盖的新议题，为第三条道路声称是超越左与右的新道路提供了现实理由。但是，新议题的出现不意味着传统左右政治分野的消失，现代政治中仍有大量议题是传统左右翼一直争论的议题，而且，它们目前仍在英国意识形态辩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平等与自由、个人与社会、自治与责任等问题上，分属左右翼的各种政治观点的对立已延续了几个世纪，可以用平衡的方法在对立的观点之间折中、妥协和趋同，但却无法使左与右的对立消失。从这一角度看，在涉及传统左右分野的问题上，工党明显呈现出向中间转移的趋势，这种右倾化发展使得它在一些政策方面呈现出与保守党的一致性，例如，认同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控制公共花费；继续撒切尔时代对劳动市场的放松管制，保持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保留各项工会立法，限制工会权力；改革福利国家等。不过，两党的差异仍然存在，例如，保守党主张继续私有化，工党虽然对私有制表示认同，但不建议进一步的私有化；保守党反对福利国家，认为其有各种弊端，希望消灭福利国家，工党接受了保守党的部分批评，但认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是合理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它。在这些早已存在的左右政治议题中，工党摒弃了传统思想中过时的成分，坚持了它认为仍起作用的部分，同时汲取了右翼思想中被认为是合理的因素，由此，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混合型治理模式，这是第三条道路的新颖之处，鲜明体现了它的实用主义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两党之间的差异最主要的表现在所持的政党价值方面。对保守党来说，自由仍是其首要的价值，工党则仍然以追求平等为最终目标，不过，其平等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上工党追求的是一种结果平等，但20世纪90年代的工党则主张价值平等和机会平等。平等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具体政策，工党以往主张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来推进结果平等，但第三条道路时期的工党已经从这一立场后退，而更倾向于强调为每个人提供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如同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布莱尔之后的工党领袖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强调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用税收和福利体制来补偿那些贫困的人们，而不是做一些更为根本性的事情——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问题……通向机会平等之路的起点不是税率，而是工作岗位、教育、福利国家的改革以及对既有资源的有效和公平的分配。”

不过，不管怎样，工党没有丢掉它传统的价值，对它而言，即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已经衰亡，但作为一套价值，仍然值得坚持，仍然为它所信奉。平等、正义、公平、团结仍是它经常使用的概念，也是它在选举运动中的关键议题。面对新自由主义运行多年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工党所坚持的左翼价值成为它获取选举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于1997年的重新执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也正是这种对传统左翼价值的坚持，尽管是受到稀释和淡化之后的坚持，使工党仍然保持了左翼政党的特色。工党在延续左翼传统的同时面对变化了的世界所采取的新立场，被布莱尔和吉登斯定位为英国政治光谱中的中左翼力量。总的来看，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既包含旧政治以及对旧政治的新解，又涵纳了伴随时代变迁而出现的新政治，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从传统的认知来看待这一思想，无疑认为它模糊了政党原有的左翼面目，政党的政治特性不如以往清晰，但从现实来看，它是政党对变化了的世界所做的回应，是力图跟上时代步伐而做的努力，它在其中体现的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视以及勇于探索、锐意革新的精神，是它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源泉。

面对变化的世界，工党的改变不可避免。鉴于工党传统的支持基础在不断萎缩，工党向中间立场的转移无疑是明智的，这有助于扩大支持基础。它不再寻求一阶级的支持，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跨阶级的联盟，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使站在政治中间地带的工党能吸引社会尽可能多的群体的支持，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多数人的党”。不过，一方面，向中间转移的趋势可能使那些传统的支持群体对工党的态度疏远开来，他们或者是对自由市场以及它所带来的日渐分裂的社会后果持批评态度的人，或者是工党以往所实行的左翼政策如再分配政策、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尽管限于政党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支持工党，但显然其支持的牢固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工党希望建立的跨阶级联盟的稳固性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异质性的联盟，一个异质性的联盟比一个单一阶级的联盟更容易崩溃，因为联盟内各群体的诉求是有异的，而且，伴随社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化的发展，不仅政党益发地利用实用主义来达到成功的目的，社会大众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样也在增强，尤其体现在对政党以及对政治的态度上。当工党在各种政策的妥协折中中能照顾到联盟内各群体的诉求，联盟得以维持；一旦无法做到，联盟内的群体就有可能游离开来，转而寻找新的政治代言力量。

因此，如果政党的选举支持基础无法稳固，那连续的选举成功以及稳定的政治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在目前西方社会日渐分化、多元化的变迁面前，依靠单一阶级支持的战略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已经行不通了，扩大支持基础、建立不同群体的支持者联盟成为很多政党的选择。相应地，如何使跨阶级的联盟内部充满凝聚力，使之成为稳固的支持基础，也成为政党普遍面临的挑战。自然，如果联盟内部能形成一种共识，有一套为之所共同接受的价值，无疑有助于维系联盟对政党的忠诚。从西方政治发展来看，每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政治势力都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共识基础之上，这种共识拥有核心的价值，这一价值也强大到足以产生政治团结和一种对政党的认同，工党在历史上就享有这种认同，它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的追求赋予了它强大的、稳定的支持力量。但是，当今的西方社会与以往有很多不同，各种复杂的变化已经减弱了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支持力量出现的可能，社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大众对政党的认同度普遍下降，政党难以凝聚起稳定的支持力量。第三条道路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中间取向扩大了政党的支持基础，也使它取得连续的选举成功，但尚未能稳固这一支持，这与政党自身的执政绩效有关，也与社会大环境有关。社会变迁有时会抵消政党所做的努力，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有时也会使政党的执政努力付诸流水。社会在发展变化，挑战永远存在，因此，保持一种革新的意识，敏锐探察社会动态，适时调整变革，是政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