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由于开设“国际关系分析”这门课时，上课的学生主体是理工科的，所以这本教材是以理工科学生为主要读者设计的。教材里面借用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来分析国际关系，一是为了便于理工科学生的理解，二是增强学生们对于国际关系是科学知识的认识。由于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有认识分歧，所以我曾以为这本教材难以在文科为主的大学里使用。然而，以往三年多的情况却出乎我的预料，一些文科为主的大学也使用了这本教材，如南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贵州大学等。这本教材还于2011年获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这本教材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多的文科大学里使用，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青年教师们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受到较好的自然科学知识训练；二是现在的大学生们有较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推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多年，看到这个现象我十分兴奋，因此决定对这本教材进行重新修订，并且进一步强化国际关系分析中的科学成分。

第二版的《国际关系分析》对原来的章节结构进行了调整。原先第六章的“国际关系的主题”分解成为“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和“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两章。前者重在分析战争与和平两种现象，而后者重在分析冲突与合作的原理。后者所分析的冲突包括了暴力与非暴力两类冲突。分为两章的原因有二：一是其内容太多，一次教学难以完成；二是冲突并不等于战争，和平也不等于合作，原理上有所不同。原先的第十二章“全球化、区域化与全球治理”取消了。有关区域化的问题移到“国际合作”一节中进行分析（第七章第二节），有关“全球化”的内容移到“国际经济关系和体制”一章中进行分析（新第十二章）。原先的第十三章“未来的国际关系”由“国际关系预测方法和未来十年预测”所替代。内容由原先从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对20年的国际关系进行趋势预测，改为介绍国际关系预测原理和常见预测方法，以及对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预测。增加预测方法的知识是为了培养学生区分科学预测和随意猜测的能力，缩短预测时限是为了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第二版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三类。论语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以此古训为原则，我们首先是把原书中的错误进行修改。例如，原书把国家在长期合作和短期合作中对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考虑弄反了。在第二版中予以更正。在此就第一版中的所有错误之处向读者们道歉。其次是减少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增加国际关系原理的内容。例如，减少了政治学中的正义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增加了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理论和国际规范演化理论。最后是选用了新的短论样文。随着教学方式的改进，学生们写的论文水平有了提高，论文的内容与新的国际时事更加贴近。因此我们选用2011年学生的作业替代以往的作业。

在《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的修改过程中，我有两点体会，非常想和读者分享：一是中国崛起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二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创新阶段。

第一版的《国际关系分析》是2008年出版的。在最后一章中预测国际格局变化时，我曾预测其后20年，美国可保持其世界第一的实力地位，没有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上美国，但政治和军事上和美国将差一个等级。在当时作这样的预测时，很多同仁认为我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过于乐观了。然而，仅仅过去四年，这个预测就显得保守了。

从现在起到2028年还有16年，显然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已经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了。2011年中国的GDP已达美国的50%。在中美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5%和2.5%的情况下，再过14—15年两国GDP就相等；如果中国实现8.5%的年均增长率，只需要12—13年两国就相等了。中国在以往三年中军事实力的提高速度加快，如隐形战斗机、新型核动力潜艇、北斗通信系统、载人航天技术，特别是航空母舰下水，这意味着中国军事力量从战略核威慑走向实战的常规威慑。2012年中国国防开支超过千亿美元，使中美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千亿级国防开支国家。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上使用否决权，使全世界在冷战后第一次在中国周边之外的国际问题上感到中国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我还注意到，全世界包括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崛起速度的预测都是保守的。有一个现象是，中外智库预测中国GDP赶上美国的时间点不断向前提，先是21世纪50年代，后来提前到40年代，再后来到30年代，目前流行的是20年代，甚至有预测2020年的。虽然学界预测的时间点不同，但是没有学者作延迟中国GDP赶上美国的时间点的预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与这个预测趋势相同。1998年我出版《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后，遭到许多批评，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概念是不现实的。然而，从2008年起“中国崛起”成了人们的共识，学界无人再否认中国是个崛起大国了。

为何中外学界都低估中国崛起的速度呢？这恐怕是一个需要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根据我与同行们的讨论，我以为主要是人们对于实力的相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意识到“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管子·霸言》）这一道理。这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们看到中国国内有许多的问题，认为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应是国内没有太多问题的国家。然而，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崛起为帝国或超级大国的国家，它们成功崛起的过程都是伴随着许多国内问题的。无论中国古代的汉、唐等王朝还是现代的美、苏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带着众多严重问题实现崛起的。

二是人们低估了美国维持世界霸权所面临的困难，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能力保持与中国的实力差距。然而，实力不平衡发展原理决定了，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难度要大于崛起为超级大国的难度。维持霸权的最大困难是霸权国的改革动力小于崛起国。落后于霸主的地位，使崛起国自然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相反，霸权国的领先地位使其更容易认为其现行体制是领先的基础，因此没有改革的动力。比较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两国改革，中国进行的改革远远多于美国。其实保持奥运冠军地位难于新获得奥运冠军是常识，但人们有时不愿将这种常识用于理解中美实力地位关系的变化。

在第二版《国际关系分析》中，我们增加了一些中国学者近年来创新的理论，我想与读者分享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进入创新时代的看法。我1992年回国工作后，在很长时期里不断听到学界同仁们抱怨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低水平重复，缺乏创新性成果。所谓低水平重复是指研究成果反复介绍或梳理国外研究成果，而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成就。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期，但在过去的2—3年里有了改观。中国学者自己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出现，并且带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即不是一两个人有创新成果。

我的博士生杨原对2008—2011年我国国际关系专业杂志进行了统计比较分析。他共收集了463篇理论研究性论文，其中65篇是创新性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4%。这意味着，每10篇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就有1.4篇论证了新理论观点。他认为，由于统计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所以实际的创新比例应高于这个数字。无论比例高低，四年中有66篇理论创新文章，意味着年均16.5次改进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这绝非个别学者所能做得到的事。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培养出一个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能力的学者群体。就我所知，目前这批具有理论创新能力的学者多为70后。在他们的引导和培养下，80后和90后学者将会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强的理论创新能力。

我以为，中国国际关系专业的青年学者的创新力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受到较好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而老一代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二是他们的知识基础比较全面，而老一代或是受困于外语能力不强或是缺乏高等数学和统计学基础知识。三是中国崛起给他们提供了创新理论的独特的历史条件。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具有比外国学者更深入理解本国的先天优势。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经济转型最为成功直接相关。同理，中国崛起的显著成效，也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老一代受体力、精力和知识的局限，无力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创新理论。

今后20年将可能是中国崛起全面实现的时期，很可能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繁荣期。因此，我希望《国际关系分析》这本教材，能使更多青年人产生研究国际关系的兴趣。

最后，感谢我的博士生杨原对本书作出的贡献，他为本书补充了许多内容，进行了体例编写，并对全书的文字进行了校对。此外，向附录二新收录样文的作者表示感谢。

阎学通

2012年4月30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