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之狱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众多杰出之士的辅佐，才得以挫败群雄，夺取政权，建立大明王朝。

朱元璋当了皇帝，心里并不踏实。他为防止大权旁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天还没亮就上朝听政；晚上又伏案批阅奏章，直到更深夜阑，才脱衣就寝。

那时，中书省宰相胡惟庸擅权跋扈，结党营私，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朝廷中一批奸佞之臣和地方上的邪恶势力，也麇集在他的门下。各地送呈的奏章，得先由相府拆阅。遇有危及自己利益的意见，则弃置一边。对上疏议论他的官员，日后一一加以报复；甚至想加害开国功臣徐达，只是因为刺客告密，阴谋才未得逞。

胡惟庸并没有运筹帷幄的本领，也没有立过攻城野战的汗马功劳，朱元璋攻取和州后他才归顺，只在江西等地做过品位极低的小官。后来，凭着一双善透视人意的眼睛和一张能言会道的嘴巴，博取了朱元璋的宠信，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中书省宰相。位高权重，图谋不轨。

朱元璋谋臣刘基对胡惟庸的政治品质有过确切的评价。他说：“胡宰相好比是一头顽劣的牛犊，如果用它来驾辕，不是翻车，就是毁犁，后果不堪设想。”他经常劝说朱元璋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这些话传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对他恨之入骨。刘基病重时，朱元璋命胡惟庸选派良医为他治病。刘基服药后，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几天后便撒手人寰。

传说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胡惟庸对朱元璋说，他家中有口井冒出一股醴泉（即甜美的泉水），并且长出一根石笋。古人认为“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都是国家的瑞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答应去胡家观看。第二天，朱元璋坐上乘舆刚要走，有个知道内情的太监云奇拉住乘舆，因为紧张得舌头发直，说不出话来。明太祖怪他失礼，让人拉下去重打。云奇直到咽气之前，仍然用手指着胡惟庸府第的方向。明太祖这时才警觉起来，知道胡惟庸要对他下毒手，连忙调转车头返回，并指派亲信前往探明。只见相府中刀光剑影，一派肃杀气氛。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御史中丞涂节揭发胡惟庸图谋不轨的密奏。一切事实表明，胡惟庸要造反了。

朱元璋当机立断，将胡惟庸及其主要同谋逮捕下狱。涂节也是这次事件的策划人，因为阴谋败露，他才抢先告发；御史大夫陈宁，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夷九族。

朱元璋除掉了一直悬在心头的大患。清除胡党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以此为契机，加强专制统治，把全部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上，以确保朱明王朝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衰亡。

胡惟庸被杀不久，他下令废除中书省，不设宰相职位，原由宰相管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他。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沿袭的宰相制，至此被彻底废除。从此皇帝独揽大权。

十年以后，本来已经了结的胡案突然又有了新的线索。有人揭发胡惟庸曾经劝说太师李善长合谋起事，他不但不告发，还犹豫观望，企图见机而作。李的家奴也供认不讳。一些生事之徒，还编造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证据。朱元璋全都深信不疑。

李善长虽然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却善于调和诸将间的关系，熟悉典章制度，长于谋略，在明王朝建立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他和朱元璋还是儿女亲家，关系很不一般。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诛杀了他的全家，只有他的儿子李祺，因为是当朝驸马，才幸免于难。

李善长被灭族后，朝野为之震动。

不久，又有人揭发胡惟庸曾经私通倭人和蒙元余党，又牵连出不少功臣宿将和地方官员。朱元璋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严令锦衣卫全面追究。这就难免有人浑水摸鱼了。一些冤家对头，见有机可乘，便挟嫌报复。一时间，缇骑四出，赭衣塞道，宫内宫外，人人自危。加上严刑审问，屈打成招，许多勋臣贵戚、达官显宦，一夜之间便沦为阶下之囚，全家惨遭杀戮。其中包括公、侯、将军二十余人。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靖宁侯叶升等又以私结胡党之罪伏诛。史载，因牵连这次党狱而被杀者，总数达3万余人。

第二年，锦衣卫指挥蒋（huán）告发凉国公、大将军蓝玉谋反。蓝玉是一介武夫，骁勇异常，战功卓著。常遇春、徐达等名将去世之后，他成为洪武后期的重要将领，曾多次领兵出征蒙古，俘虏元主次子、后妃、公主130多人，将校30多人，男女7万口，马匹骆驼5万头，为明帝国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居功自傲，目无法纪。明太祖赐他铁券时，著其功勋，也镌其过错。蓝玉不满，竟想叛乱。朱元璋见他功劳太大，加上手握重兵，原本放心不下，只是未能找到借口。现在既然有人告发，他便下令将蓝玉下狱治罪。严刑之下，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以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也被牵连进去，总数达两万人之多。

胡惟庸、蓝玉两个案件，史称“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大规模杀戮后，曾经和朱元璋出生入死、打下朱明江山的功臣宿将，几乎全被杀光。剩下的几位功臣，虽然没有牵进两案之中，但过了一年，他又找了个罪名，杀死了定远侯王弼和永平侯谢成，后来，颖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也不明不白地被赐死了。

朱元璋为了确保万代基业，心狠手毒，六亲不认，就连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也不放过：前者被活活打死，后者被赐毒自尽，罪名却是“亲近儒生”、“礼贤下士”，实在是莫名其妙，令人难以信服。

朱元璋对手无寸铁的文士也严加防范。宋濂是明初的著名学者，担任过太子的老师，已经退休家居，因为孙子牵连胡案伏诛，他也受到株连。还是马皇后冒死劝谏，才被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汶川县），死于中途。高启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应聘修撰《元史》。后来，朱元璋要他担任户部侍郎，高启固辞不受，回到老家闲居。只因为苏州新建的府厅写了一篇《上梁文》，被人诬指为伙同知府魏观谋反，被捕入狱，处以腰斩。

朱元璋虽然用功臣的鲜血巩固专制统治，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孙后代永远相安无事。在他死后，发生在朱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有一日停止，上演了一幕又一幕骨肉相残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