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易参同契》与金丹派道教

在汉魏两晋时期的道派中，金丹派虽然没有符箓派那样拥有广大信众，但从理论上看却颇具特色。所谓金丹派就是以炼丹作为修道传教主要方式的道派。它以金丹炼制的经典为基础，所以我们要了解金丹派必须从其经典入手。

（一）《周易参同契》的由来与传承

道教金丹派肇始于《周易参同契》的理论。这部著作不仅在早期金丹派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后来也具有特出的影响。

金丹之学源于我国古代的巫医传统。古人认为，药物既可治病，也可延年益寿，以至长生不死。于是，很早就产生了关于“长生不死药”的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各国寻仙求药的活动非常频繁。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出海，求不死之药。汉武帝秉承秦始皇求神仙方术的癖好，促进了神仙方术的勃兴。《周易参同契》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周易参同契》，一般略称为《参同契》。关于该书名称的意义，朱熹解释说：“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谓与《易》理通而义合也……故名《参同契》云。”该书素称“万古丹经王”，而它之所以获得这个美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对道教内外丹的修炼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构架，对此后内外丹术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正史无载。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称：魏伯阳，上虞人。贯通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参同契》。桓帝时，以授同郡淳于叔通。葛洪《神仙传》曰：“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之……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三卷，其说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大旨矣。”五代彭晓叙魏伯阳身世亦大致如此，并记有《参同契》传授渊源：“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作者魏伯阳以及传人的一点踪迹。

综观《参同契》一书，《易》学关于变化的思想、发展的思想、联系的思想，渗透了字里行间。一方面，《参同契》为金丹炼制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托；另一方面，《参同契》开辟了道教解《易》、用《易》的新途径，从而为金丹派的组织奠定了思想根基。

（二）金丹派的传授源流略考

关于金丹派的传承系统，最早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该书的《金丹》篇称：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丹经》一卷。余师郑君（隐）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余亲事之（指郑君），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

葛洪叙说“金丹仙经”时没有言及魏伯阳的《参同契》，但在《抱朴子内篇·遐览》中则著录了它，说明其学与魏伯阳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葛洪所称道的金丹派自有一个传授系统。其中所谓“左元放”就是左慈。根据《后汉书》以及《三国志》等书的记载可知，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因感世道之衰，出而学道，曾经隐居在天柱山，于山洞的石室里得到丹法传授，因有丹法而能“变化万端”。据说左慈的偏方秘术很多，曹操想试探他的丹法秘术，曾经将他禁闭于内室之中断谷一个月，他颜色不变，气力如常。张华所撰《博物志》称左慈“能变形，幻人视听”。这些描述表明左慈不仅颇具神秘色彩，而且有相当影响。至于葛玄，也是一个神异人物。他生于汉延熹七年（264）四月八日，于吴赤乌七年（244）八月十五日“羽化”，在世间享年81岁。在道教中，葛玄素有“仙公”之称，陶弘景所撰《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在追溯了葛玄的家谱之后对葛玄的学问素养大加赞赏，说他“幼负奇操，绝伦党，神挺标峻，清辉卓逸，坟典不学而知，道术才闻已了”。陶弘景这些形容看起来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却反映了葛玄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作为金丹派传人，葛玄更受人称道的是其金丹秘术，所以陶弘景接着说：“吴初，左元放（左慈）自洛来，授公白虎七变炉火九丹，于是五通俱足，化遁无方。”这表明左慈是把丹道悉心传授给葛玄的。之后，葛玄又把丹道传授给郑隐，而郑隐又传授给葛洪。这样，金丹术便被发扬光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