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三大行为假定（非财富约束最大化、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之一，是经济学试图跳出新古典理性假设，致力于描述现实的人类行为的一个重大突破。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范式的假定。

一、有限理性的内涵

赫伯特·西蒙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他认为“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Intendedly ratioanal, but only limitedly so.）（1961）。他指出，“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作出的决策”（1987）。西蒙还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换言之，行为决策者并非像古典及新古典模型描述的那样，在已知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序列条件下追求最大化。这是因为人脑只有极其有限的计算能力，只能进行有限的、实际的和内植于环境的推理。

西蒙否认整体最大化假设，但明确保留了适当的“有限的”理性的概念。这样，当事者不可能为达到整体最大化决策而收集和加工所有的信息；但是，他们能在一个小概率集中作出“理性”的决策。结果在不可能大量处理为达到最大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的情况下，企业和消费者并不是追求最大化，而是追求“满意化”（比如，试图达到可以接受的最小化目标）。

关于有限理性，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基本要点大同小异。诺斯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不完全；二是人们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无所不知。阿罗则认为，人的有限理性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就是关于领悟能力的一个假定，有了这一条，交易成本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才能成立。只要不确定性存在或者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并由此推论：所有复杂的协议、契约或合同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在威廉姆森看来，理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收益最大化，即第一层次的理性。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中等理性，即有限理性。在威廉姆森看来，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

二、有限理性的根源

有限理性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两个方面。

外在约束主要是指人类选择的理性程度受到信息不完全与不确定等外部因素的限制。新古典模型中所描述的完全信息与确定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布赖恩·洛阿斯比和其他人已经证明：“如果知识是完备的，选择的逻辑是完全的且必须接受的，则就不存在选择问题了；除了刺激和反应而外什么也没有了。如果选择是现实的，则未来就不可能是确定的；如果未来是确定的，则就不可能存在选择。”

内在约束主要是指人脑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一事实约束着人们的理性水平，这也是西蒙有限理性观的立足点。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里，人类不能像新古典理论中所说的那样不停地忙于完全的选择权衡——即使人类拥有相应的信息，也不可能对所有可选择方案中的可能报酬作出完全理性的计算。假设在现代超级市场中有三万多种商品，即使消费者获得了一本描述所有这些商品的特点的书，他们也没有时间在饿死之前参考完这本书。对于复杂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而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使现在或将来可以获得关于全部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的信息，大脑也不可能完全明了这些信息。

进一步地，即使信息处理能力不受限制，人们也经常愿意保持“理性的无知”。在现实中，合理的决策需要知识，并要在各种可选方案中作有意识的选择。为了作出合理选择，必须了解各种可选方案。然而，获取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资源和时间都十分稀缺和昂贵，不可能无止境地收集信息。我们经常宁愿保留无知，因为获取信息太昂贵了。否则的话，人类将因分析而麻痹衰亡。

三、有限理性的形式

根据有限理性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将有限理性分为成本障碍型、生理局限型和理性节约型三种形式。经济学家们一般解释前两种，即强调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等引起的有限理性（成本障碍型），或者强调由于人脑认知能力局限性引起的有限理性（生理局限型）。我们将此二者归为一类——约束性有限理性。这样，有限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一是约束性有限理性，二是选择性有限理性。

1．约束性有限理性

又称“理性不及”的有限理性，指人类受认知能力或外界不确定性、信息成本的约束而无法最大化的情况。约束性有限理性从客观上强调哪些因素使人类不能充分运用理性，这种有约束的有限理性又可分为奈特派、西蒙派以及哈耶克派三支。

（1）奈特派坚持用“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解释有限理性，代表人物有奈特、沙克尔、杨小凯等。他们认为，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根本不确定性是思维的“黑箱”，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时内生的。但是奈特仅指出了有限理性源于不确定性，并未说明“根本不确定性”是如何产生的。杨小凯则具体指出，不确定性是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概率分布等一无所知。基于此，他认为“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该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实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

（2）西蒙派强调成本约束（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限制了人类行为的理性程度。代表人物有西蒙、威廉姆森、科斯、青木昌彦和张五常等。“有限理性之父”西蒙认为，“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来自三个方面：不完全信息或知识的不完备性，处理信息的成本，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或经验决策。

（3）哈耶克派主要强调历史、习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惯例对理性的限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阿马蒂亚·森、卡尔·波普等。哈耶克指出，人在自发秩序面前只拥有有限理性，可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但不能设计自发秩序，有限理性导致的无知使人类明白遵循抽象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哈耶克认为规则源于传统，个人理性与人类漫长的实践相比，前者有限，后者无限并逐步形成了当今的各种规则系统，个人遵循抽象规则进行决策也符合理性标准。阿马蒂亚·森也类似地认为不是所有人因为自利才行动，公正、正义等伦理价值观同样影响人类的行为决策。

2．选择性有限理性

选择性有限理性从主观上强调个人本来可以最大化理性，但他们不愿意最大化，只选择一定程度的理性；其实质是一种理性闲置状态，是个人或者具有“不追求最大化”的偏好，或者认识到认知能力的不足，或者意识到“约束”成本太高而产生的不愿充分运用理性的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可以理解为个体经过事先权衡（可以是被动的、直觉式的或本能性自我保护的）后理性选择的“主动退出”。从表面上看，这种有限理性是脑力的浪费，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节约。个人选择的理性程度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偏好，二是基于节约心智成本的考虑。

（1）X效率理论与选择性有限理性。莱宾斯坦在他的X效率理论中提出了选择性理性的概念。他指出，新古典理论假定人的理性是充分的，但现实中人的行为不具有充分理性。个人行为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不理性，而是根据偏好选择某一理性水平。

影响个人偏好的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人格倾向：一种倾向是“超我功能”（superego function），即个体确立或坚持标准，努力追求最大化；另一种倾向是“本我功能”（id func-tion），即个体使用“松散决策程序”，不愿意（即使他能够）计算和采取理性行为。总之，X效率理论认为个人人格的一端表现为“完全关心约束”，另一端则正好相反，个人会在此二者的共同影响下选择一个自己偏好的理性水平。如果个人可以运用其全部力量去计算成本与利润并作出选择，那他就是完全理性人。否则，他便是“有选择的理性”的个人。

（2）心智成本与选择性有限理性。个人自主选择的理性水平不仅与个人是否追求最大化的偏好有关，还与心智能力有关，心智成本是导致选择性有限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有限理性理论一直强调约束条件下的有限理性，突出计算、推理等认知能力方面的内在约束以及不确定性、信息成本等外在约束对理性发挥的限制所导致的“理性不及”的“有界”理性。其实，除此之外，还存在着理性“无知”或理性“非理性”等理性节约型有限理性。

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类可以借助互联网等迅速收集到各种信息，理性的约束条件不是表现在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决策的成本更多地被信息分析所占用。事实上，理性思维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心智活动，它不仅包括理性计算的思维成本，还涉及理解和处理信息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当原有心智模式与外部环境不匹配时，修正、改变心智模式的成本）以及与情感、动机、价值观念、偏好等相关的心理成本。正因为心智成本的存在，人类可能不愿意充分运用本来应该具有的理性能力而保持理性“无知”。

心智成本论或理性节约论将思维或心智作为稀缺资源，认为人类倾向于将有限的脑力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用途上去。人们在进行决策时首先应该遵循“经济性原则”。也就是说，人类的策略选择总是在决策的逻辑准确性和付出的认知努力之间进行权衡，不会为了追求前者而一味付出稀缺的心智资源。同时，还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人类可以通过适应、协调、学习，不断对环境变化做出能动的反应，使自身的心智模式与情境达到平衡与匹配。有时增加更多新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预测不确定未来的准确性。所以，“合逻辑性”和“适应性”分别体现了“应然”和“实然”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概言之，心智成本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人的心智是宝贵的稀缺资源，人们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成本获得最大的心智收益，而理性与非理性都有各自的成本与收益。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经济主体不仅要比较理性所支付的“思维成本”与非理性所带来的决策偏差成本，还要在理性决策的准确性与非理性决策带来的简捷高效性方面进行权衡。但无论如何，基本原则是适应性理性的边际努力不高于决策收益的边际改进，即运用心智资源的成本与收益在边际上相等。值得注意的是，理性节约型有限理性与约束性有限理性的主要区别（虽然有时也相互关联，难以区分）在于，后者中个体是被动的，而前者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事先的权衡而不是事后“碰壁”才停止理性计算。理性节约型有限理性强调的不是约束，而是约束导致的心智资源配置问题。

四、有限理性的扩展

尽管存在种种内在、外在的约束，人类仍可扩展自身的有限理性。一是眼睛向内，通过资源互补，如非理性对理性的替代，或“开启”潜质资源来解决心智资源的稀缺问题。扩展有限理性的内在机制主要有直感、认知图式与简捷启发式等。二是眼睛向外，通过制度、组织、秩序、技术等节省交易成本与心智成本，降低思维负担，如市场、价格、货币等，都无形中延长了有限理性。再如技术的人性化使许多物品使用起来更加安全、方便、简单，这节约了人类的思维成本。一项技术越“傻瓜”化，就越有市场，简单的技术节省了学习操作使用的时间和心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