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达尔文模式

我们很难发现比查尔斯·达尔文的工作所提供的更好的关于科学的具体方法的阐述，它是应用逻辑同观察相结合的方法阐述。很大程度上，达尔文既不用复杂的数字手段，也勿须复杂的仪器，而是运用最简单的方法，带来了普通生物学的变革。在达尔文身上，这些成分简单而大量地混合，使达尔文有可能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典范。何况，我们有关达尔文其人其工作的资料充足而可信。

达尔文在年轻时已对自然历史非常爱好。他是一个不倦的收集者和敏锐的观察者。他告诉我们：“以我[孩子般]的单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每个绅士都成为鸟类学家。”甚至当他还是一位业余爱好者时，运用不太合适的工具进行工作，他的观察也小有成就。另一方面，伴随这种观察兴趣的是其“理解任何复杂主题或事物的浓烈乐趣”[佩利（Paley）的“证据”]。“逻辑，还有他的自然神学，像尤克雷德（Euclid）一样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确信其[前提的]正确，我陶醉于大段论证之中并深为叹服。”事实与逻辑，观察与思考，作为科学系统中两个必不可少的成分，各具其特殊魅力。

年轻的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每一分支都显示出最初的兴趣；后来，当他明确展示了一系列完美的工作时，其广泛的兴趣仍然存在。在其成年时，“他手头总是同时有几个不同的课题。”就他研究食虫植物而言，有时，一个简单的、表面上很偶然的观察，也会触发一个科学问题。就其杰出的物种起源研究而言，有时，物种通过诸多渠道潜入达尔文思想之中，这种念头多年伴随着他，只是在酝酿成熟之后才最终定型。无论科学问题如何形成，它都是调查方法的指南和丰富的源泉。

调查一方面是寻找事实。达尔文自己强调除了自己的积极观察外，更要通过铭记一系列问题，通过谈话、泛读来收集事实。但这种收集并非是毫无选择的：“他对于一个人可信与否有极敏锐的直觉，他对所读书的作者的精确性似乎已形成非常确定的观念，并在辩论或解释中运用这种判断来选择事实”。这种对其他事物本能的，或更多移情的判断，对于一个未经观察训练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可事实上达尔文是一个优秀而耐心的观察者。他具有注意否定性事例的优点——“一种捕捉例外事物的特殊本能”。他说：“我认为，在观察不易受人注意的事物方面，在对它们进行仔细观察方面，我要比一般人好一些。”他的观察还非常广泛。采访过他的一位记者说过：“使我感兴趣的是看到在这一方面如同在任何其他方面的细节观察上，达尔文先生总是说，‘是的，但有时我亲自对这一特定问题进行观察；我认为你能发现’，等等。”在达尔文的信件中，这种单纯的观察乐趣一再出现。他曾经一度宣称：“快乐的人，他真的看到了背上粘着花粉的大群蜜蜂围着弹粉兰飞。”

但达尔文并不在事实面前止步不前。如我们所知，他还对符合事实的理论进行不断的批判性探索。他宣称，事实上，“仔细观察是比总结更为困难的事情”。他说：“我一直努力使我的思想自由，以便放弃与事实不相符的任何假设，无论它多么可爱（我忍不住要在每个主题上形成一个假设）。”他的儿子评论道：“似乎他充满着理论力量，只要稍有麻烦，它就可以流入任何渠道；因此，无论多么微小的事实都不会从理论之流中逃脱。”“幸运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判断力以及评价能力保持了一致。”达尔文清楚地看到，“如果要使观察起作用，所有观察都必须是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的；”但他又是多么巧妙地维持了这一平衡！“让理论指导你的观察”，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然后，在随后的第二封信中写道：“但不意味着甚至最低限度地更改事实……我努力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是：重视与先前观念相反的每一事实。绝对精确是……最高美德。任何分歧都意味着毁灭。”通过实验，他懂得：“除了珊瑚礁之外[它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形成]，我想不起哪一个假设不是在最初形成之后不久，就被放弃或修改的。”

达尔文在晚年总结了他的精神财富，这是一段被经常引用的话：“我的大脑似乎成了某种从收集的大量事实中榨出一般规律的机器。”50年前，通过一个其反面作用比多次正面推理更有教育性的自然错误，他已记住“科学包含大量事实，一般规律和结论从中推导而来。”但那些批评他的工作的人却发现有可能这样说：“他是一个好的观察者，但他不具备推理能力！”事实上，正如原本应有的那样，这是一个“给”与“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中，理论导向经验知识，由此获得的事实再转化为理论知识并导致理论的改进，改进的理论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等等。科学家以逻辑为工具，自由地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但仍需常常注意不让逻辑给基本事实染上各种污浊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