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回 卡特谋解中东结 以埃相聚戴维营

卡特在1977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研究中东问题。”他第一次与以色列直接接触是在1973年5月。那时他是佐治亚州长，应以色列女总理梅厄之邀去了一次耶路撒冷。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对以色列的情感上，我与南部长老会教徒们有共同的感受，我们认为那里的各个圣地必须保留好，并开放给所有基督徒前往瞻仰，同时其他各教派也应有权保住他们自己的圣址。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一本共同的《圣经》，研究和遵奉《圣经》一贯是我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还深信经过大灾难而活下来的犹太人应当有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有权与相邻的国家和平相处。我认为建立这个犹太家园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此这也是上帝的决定。这一宗教上和道义上的信仰使我有了保卫以色列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另外有一点是，我认为美以两国都是民主国家。但以色列国土极小，而它的敌国却为数甚众，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它有保卫自己的充足能力。对联合国大会1947年把这块前英国托管地分成一个犹太邦和一个巴勒斯坦邦的决议，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投的反对票。”

卡特说他本来与阿拉伯国家没有太多接触，因此对解决中东问题没有什么信心，但自从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结识以后，情势大变。他认为萨达特使中东僵局得以打开。

卡特写道：“在25年内的四次以阿战争，不断的禁运、杯葛，数不完的恐怖活动、成千上万的难民——这些都是难对付的慢性病。在这情势下有一种令人失望的气氛。一般都认为这是一局没法解决的死棋。我很侥幸在1977年初上任那段时期内倒没有发生什么迫在眉睫的中东危机。

“然后，在1977年4月，我看到了在中东有一线希望之光。我第一次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会面。他很快成了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也成了我最尊敬的外国领袖。萨达特给了我新的希望。他不反对在加沙地区设立中立地带或非军事地带。这就有可能叫以色列撤走驻在这块埃及土地上的占领军。萨达特说他不反对埃及与以色列进行直接的谈判，只要这能有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从此，卡特和萨达特就结成了相互信任的密友。换句话说，美以本来是老朋友，现在美埃也成了朋友，三方谈判的条件似乎成熟了。卡特决定请埃以总统到戴维营一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阅读了大量的卷宗，这是为我之用而特别编的，都是关于贝京和萨达特的材料。我们这次所使用的途径将是一种全新的途径，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三位国家领导人将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作一番极为紧张的努力。

“在临近与两位领袖在戴维营会谈前夕，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描写我的心情。我不想渲染，但我可以作一个比喻。这好像是我在海军潜水艇服役时与我的战友们进入潜水舱而关上舱门一样，一切将交托给上帝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到戴维营去接受危险的冒险了，我们只能盼望上帝赐以最佳结果。

“戴维营是一个小地方，房间不多，从来没有住过这样多的人，而且是三个不同国家和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好不容易安排了下来。所幸的是，三国都是说英语的，用不着任何翻译。我们特地安排每天有24小时不间断的电影，以便让一时未参加工作的人有个去处。

“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份想达到目的的预期表，其中包括：

耶路撒冷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城市，人们可自由往访各处的圣地。

埃及应终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杯葛（boycott,联合抵制）。

保证以色列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其他国际航道。

以色列应得到安全，包括西岸的一些居住点。

应宣布终止战争状态和发表和平宣言。

埃及应对西奈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应让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有参加谈判之权。

应确定分期实施协定的期限。

保证信守诺言进行后续谈判。

“我还列了一些其他的具体问题，如：

撤走已经建立在埃及领土上的以色列居民点。

不能在占领地上再建新的居民点。

联合国第142决议应适用于西岸。

巴勒斯坦人可以参加未来的谈判。

商定西岸的最后地位。

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地位。”

会谈原先设想的是三天，但根本行不通，又延长到一周，还是没法了结。谈判进入了死胡同。大家认为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但就在最后一刻（第13天），出现了转机。卡特在1978年9月17日日记中这样写道：

早些时候，我的秘书苏珊给我带来了几张我们三个人的照片。萨达特总统已经在上面签了名。贝京总理要求我签个名，以便留给他的孙儿女们作纪念。苏珊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同贝京打开僵局。她说她已探明贝京总理的孙儿们的名字，她建议我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上，以示友好。我照办了，并亲自把照片送去。贝京正坐在住处的前廊内，他神色难看，因为谈判显然已濒破裂。

我把照片交给了他。他向我表示感谢。他偶然拿出第一张照片一看，就看见了他孙女儿的名字。他读出了她的名字，并接着看下去，读出其他孩子们的名字。我看到他的嘴唇发抖了，双眼噙着眼泪。他向我讲了他孩子们的故事，我们就各自谈了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以及战争对孩子的前途的影响。

然后他领我进入内室，并请其他人员退出。他变得非常友好，但神色黯然。他不是在演戏。一切是真的。他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很抱歉不能接受美方给埃及的信的内容。我就说，我已另拟了一份新稿给达扬（以外长）和巴拉克（另一名以代表）。贝京还没有看到，我请他看一遍，并通知我他的决定。不过我不能改变我对萨达特所做出的诺言。和谈之能否成功将决定于他们两人对我个人人格的估价，我不能违反我所作过的承诺。

我沮丧地回到我的住所，萨达特和他的助手巴兹已在那里了。他俩都已穿戴整齐，准备打道回华盛顿了。我告诉萨达特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承认我们各自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力回天。

然后，贝京来了电话。他说：“我将接受你所拟的关于耶路撒冷的信。”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看来最后的一道难关已闯过去了。

于是，我们快马加鞭地拟定最后文本。我们决定不管当时的大风暴雨，赶回华盛顿。

萨达特对贝京作了一次礼节性的访问，然后他们两人一同来见我，我们热烈地拥抱，走进了直升机，一道飞往华盛顿。

我们在晚上10点15分抵达了白宫，我们立即奔往东厅，在那里进行了签字仪式，并由电视直播。仪式完毕后，大家急忙离开白宫回去睡觉，我们太需要休息了。

萨达特的这一业绩引起了阿拉伯极端分子的高度仇视。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的一次露天大会上，一帮穆斯林匪徒驾着一辆大卡车向萨达特袭击，当场杀死了萨达特。这样，中东的和平又失去了支柱。

正是:

中东，中东，你的前景为何这样朦胧？

数不完的暗杀，丢不尽的炸弹，

难道这就是你们所封的阿拉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