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回 博芳心小农试当兵 养妻女穷商入仕途

杜鲁门在就任副总统后84天，就意外地晋升到总统之位，成了美国第33任总统。这是继林肯之后的又一位农民出身的总统。

1884年，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他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有地600英亩。这位农场主大概经营得并不高明，因此，杜鲁门从幼年开始就必须参加挣钱的活动。对美国的中下层家庭来讲，小孩挣钱是司空见惯的。小杜鲁门的挣钱活动开始于11岁，雇用他的是当地一家小药房。所谓药房并不是单纯卖药的，它也卖一般的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之类，而这家药房竟还出售酒。

小杜鲁门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到8点为药房值班。他的第一项日常工作是在店内打扫卫生，打扫完毕后就开门营业，他不懂药物学，当然不是给顾客按方抓药的，只是在那里出售烈酒。他从这件工作中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在这个小镇上有四五家小酒吧，而喝酒在当时社会上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小杜鲁门在那里体会到：凡不怕人们指责为坏蛋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到那四五家小酒吧去喝酒。但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却不敢上酒吧而进药房来喝酒，而且是在每天清早这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杜鲁门描写道：他们进门后一声也不吭，只是从衣袋中掏出一角毫洋，往柜上一丢。我也一声不吭，乖乖地递给他一杯烈酒。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一声，我们双方只是心照不宣。我也从来不收柜上的毫洋，任它留在那里，由老板亲自来收，我的作用等于现代的自动售货机。小杜鲁门从这个简单的事例中上了一堂高等院校所没有的伦理课。他得出结论说：人世间最令人讨厌的是虚伪。与虚伪相比，其他一切邪恶都退居次位。当你必须选择时，你应当宁可选择一个直爽的小人而不能选择一个虚伪的君子。

小杜鲁门的这种哲学支配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了林肯总统以来美国最诚实的总统。这种哲学之产生当然不是靠上述的偶发事件决定的，杜鲁门之所以抱定“诚实第一”哲学是与他的读书分不开的。他读了数不完的传记，专门研究了人的品质问题，基于这种研究，得出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诚实这个结论。因此，当20世纪40年代初期杜鲁门参议员的政治老板潘德加斯特因犯罪入狱时，人们要求杜鲁门表态，并预期杜鲁门将同他割断关系；但没有料想杜鲁门却理直气壮地说：“潘德加斯特对我一直是诚实的，我绝不会抛弃一个诚实的人。我虽然爱我现在的职位，但我更爱诚实。”

再说杜鲁门爱读书，这儿原来还有一段插曲。在杜鲁门5岁那一年，他的妈妈偶然发现杜鲁门的视力竟看不见20米以外的人。到医院一检查，才知小杜鲁门犯有眼球平板症，并从此戴上了高度近视眼镜。一名西部儿童的生活中，很主要的一个节目就是要能打架。杜鲁门戴上眼镜后就成了小老先生，不但不敢打架，而且也不敢从事剧烈体育活动，因为怕打碎眼镜，而眼镜是一笔颇为不小的支出。这样，他就钻进了书堆，从小成了一名书呆子。杜鲁门从小手不释卷，一直到老仍如此，成了仅次于林肯的最爱读书的总统。毫无疑问，他读的书要比林肯多得多，因为林肯身居僻野，很难找到书，而且还终日为生活奔波，空闲的时间不多。杜鲁门近视眼本来是坏事，没有想到却刺激了他，使他发奋图强，成了一名坚强的自学者。

在那个时代，美国还没有搞智力测验，所以人们不能从档案中找出小杜鲁门的智力参数。但所有教过杜鲁门的中、小学教员都不认为杜鲁门是天才学生，不过他们却一致认为杜鲁门是一个用功和认真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英语教员马蒂尔达·布朗小姐给了杜鲁门的好朋友查利·罗斯一个亲吻，因为他在英语比赛中得了第一。当时杜鲁门就站在罗斯身旁，他禁不住问道：“布朗小姐，我是否也可以得到一个吻?”布朗小姐回答说：“且等到你该得的时候。”一等就等了30年。杜鲁门当上了总统，他把老同学查利·罗斯调来白宫，任总统新闻秘书。罗斯建议道：“总统先生，你现在该找布朗小姐了。”于是杜鲁门就挂了个长途电话给布朗小姐，问道：“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我想知道，你要我等待的那个吻是否到了时候?”这时，布朗小姐才回答说：“是的，现在该轮到你了。”

杜鲁门的母亲是音乐学院出来的，所以杜鲁门在母亲指导下从小就会弹钢琴，后来到堪萨斯上中学时又延师补习钢琴。按照预定计划，杜鲁门是要进音乐学院的，但正在高中毕业那一年，他父亲一笔生意赔了一万多美元，所以杜鲁门的音乐梦彻底宣告破产。他去投考军校，因为军校是不要学费的，一切由国家供应。但由于眼睛不好，未被录取。这样，在17岁那一年，杜鲁门就进堪萨斯的一家银行当小职员。过了几年，他父亲又命令他回自家农场工作，于是杜鲁门就当了庄稼汉，而且一干就是10年。那时，许多农户都已使用机械，但杜鲁门却喜欢驾着他的四驾马车进行播种，所以他的地种得比谁都仔细。旁人看着为他着急，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着过急。他的信条是：不慌不忙，不怕不达终点。

可是，他的不慌不忙的最突出的例子则莫过于他同贝丝·华莱斯小姐的婚事了。杜鲁门第一次打华莱斯小姐的主意是在15岁的那一年。他在做礼拜时看到了华莱斯，正像堂吉诃德一样，他把对方看成了美丽仙女。华莱斯小姐也向他回瞟了一眼，这就更使杜鲁门倾倒了。有一次，杜鲁门在亲戚家串门，忽然听到本家大婶在厨房内嚷嚷：“昨天华莱斯家送来了两盘蛋糕，两个盘子还没有还他们，我现在就去还盘子去。”杜鲁门灵机一动，一头闯进厨房大声说：“大婶，您老人家别去了，我给您跑一趟吧。”那大婶见到杜鲁门如此热心，当然高兴，马上把两个瓷盘子交给了他。杜鲁门捧着盘子，一路向华莱斯家走去，一边心中在盘算：“我不能从正门进去，正门进去惊动的人太多。我要从后门进去，后门就是厨房，华莱斯小姐在厨房的可能性较多，而且那里也比较不易惊动人。我一定要不慌不忙地向她说，我是专程为她送还盘子来的。也许她会请我进去谈谈，那就是我最大的机会……”想着想着，已经到了厨房的后门，他轻轻叩了两下门，门一下就打开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位他梦寐以求的华莱斯小姐。这境况如惊雷一样，杜鲁门事先准备的说词竟一句也吐不出来了。更糟糕的是，在一惊之下，两手竟不听指挥，只听得当啷一声，两个盘子脱手而出，成为碎片。幸亏华莱斯小姐挺大方的，她笑着对发呆的杜鲁门说：“哈里，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谢谢你。”

杜鲁门的爱情跟罗斯福是不一样的。后者是烈酒，前者却是矿泉水，清淡、纯朴而又健康。杜鲁门想得更多的是希望华莱斯小姐有了他会变得更幸福些，因此，这场平淡的恋爱竟进行了20年之久，直到杜鲁门35岁参战回国以后才结婚。据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说：“爸爸预先允诺参战回国以后再结婚。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争，我相信爸爸还会拖10年才同妈妈结婚，因为他不愿意使妈妈做一个农夫的妻子。”这场婚事之所以能以喜剧收尾，要归功于华莱斯小姐对杜鲁门的信任，她坚信杜鲁门不会对她说半句谎话，她可以等20年、30年。

正是：

出于污泥身不染，高鸣树梢闻秋蝉。

二十年头未为晚，爱情可贵在于专。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参军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杜鲁门参军那一年已经34岁了，在经过短期训练后，他被派往欧洲任美国远征军126炮兵师第四炮兵连的上尉连长。原来这个连是一个问题连，其成员大多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连内纪律不振，没有一个连长能在那儿久呆，杜鲁门早已了解这一情况。他熟读军事史，所以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他一上任马上就召集士兵训话，他毫不含糊地对他们说：“我到这儿来不是听你们的，我到这儿来是要你们听我的，谁要不听，我就他妈的砸烂他的鼻子，有谁愿意试一试的没有?”全连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出一个“不”字。于是，这个落后连终于变成了一个先进连。杜鲁门成功的真正原因倒不在于他的强硬，而在于他的忠厚，他言必信，行必果，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威信。有一次，一名副排长因酗酒误事，杜鲁门把他叫了进来，只见他直打哆嗦。杜鲁门问道：“你怕什么?”副排长答道：“我准备被开除军籍。”“你知道错了?”“是的，我干了丢人的事。”“既然认识错了就好，我不处罚你了，回去好好干吧。”后来，这名副排长果真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战争结束以后，杜鲁门回家和一名犹太裔朋友合资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男子服装用品公司，他的这家公司竟无形中成了四炮连退伍军人的非正式俱乐部。客人不断来访多少要影响营业，但杜鲁门从来不对老战友们发怨言，而且也不许他的伙计发怨言。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也可窥知此人之忠厚。这家公司起先生意不坏，但1922年来了一个经济衰退，公司的资本小，抵不住这股衰退风，终于亏本关了门。朋友们都劝杜鲁门宣布破产，以避债务。但杜鲁门坚决不干，他声明他将偿还全部债务，而且说到做到，从而又一次获得很大信誉。

他的朋友们见他商业既已失败，都愿意帮助他竞选当地的法官。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是汤姆·潘德加斯特的侄子，通过这位侄子的关系，杜鲁门跟汤姆·潘德加斯特挂上了钩。潘德加斯特是密苏里州圣路易城的民主党总后台。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利用后者还是后者利用前者，反正杜鲁门从此就投靠了潘德加斯特。在潘德加斯特支持下，杜鲁门在1922年被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地区的法官(法官不仅管执法，而且也管行政，如选举、公债、筑路等等)。从此，杜鲁门就走上了仕途。

为什么要做官?据杜鲁门自己供认：“我赋闲了，我要吃饭，而且还要养活妻子和孩子，所以我投靠了潘德加斯特。”这几句话惟妙惟肖地绘出了一幅职业政客的画像。但其可爱之处就是不打自招，实事求是，没有虚假。至于职业政客是否是坏蛋的同义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人的思想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只有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一个人的功过，才能下最后判断。任何依靠定义而不是依靠实际去对个人下判断的武断行为，除证明判断者的专横和愚蠢以外，是证明不了别的东西的。

杜鲁门当法官的时候还只有高中毕业的学历。他是在当了法官两年以后才进堪萨法学院学法律的，那时他已40岁出头了。在美国，只要你愿意，四五岁就可上小学；只要你愿意，50、70岁也可上大学。年龄不成为上学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看你能否交得起学费。

杜鲁门在法官任内，大搞造桥筑路活动，从而博得了广大选民的欢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决定参加1934年的参议员竞选。据他自己写道：

竞选开始后我跑了密苏里州的60个县与当地的各色人等进行谈话，不管大镇小镇、大街小巷，我都去。看到谁就同谁握手。有时我看到某些店铺内只有两三个人，我也进去，同他们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曾做过农民，开过倒闭的商店，我了解老百姓的问题，因为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向他们宣布我支持罗斯福的新政。我向他们解释道，自从伍德·威尔逊离开白宫以后；这是十多年来美国人民第一次获得了一个真正关怀人民幸福的总统。我有时一天甚至发表过20次讲话。但我并没有讲究文辞，我也不会讲究，我只不过向人们讲实话，他们相信我讲的是实话而不相信报纸对我造的谣言。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讲的确是实话，他们相信我，于是我就当选了。

杜鲁门进参议院后继续发表演说抨击垄断资本。他说：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我们崇拜金钱而不是崇拜正直。在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位亿万富翁的身价要大大高于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

“只要有钱就行，至于这钱是否是来自童工的汗，来自苦工的血，那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人会探讨卡乃奇捐助的图书馆是否带有荷姆斯忒德钢铁工人的血腥，尽管事实上是有血腥的。我们也早已忘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科罗拉多燃料公司的工人尸首之上的。我们只一味崇拜挣大钱。

“华尔街有能耐控制全国的财富，雇用全国最有才能的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不能培养出任何一名有卓见的政治家，能看出财富高度集中的巨大危险。他们不但没有设法解决当今危机，反而仍在选拔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来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效劳。

“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总有一天要寻求解决之道。现在全国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的60%集中在四家大公司手中。假设情况不是这样，我相信我国的情况原本会好得多。让1000家保险公司各拥有400万资产显然要比让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独占有40亿资产好过1000倍。今天之所以有失业，之所以有社会动荡，乃财产集中的后果。

“我们是在建筑巴比伦之塔。”

当然，杜鲁门的这些话与社会主义是毫无关系的，他的反共精神并不亚于华尔街其他人。他曾在参议院说：“让德国跟俄国打吧，如果俄国支持不下去，我们就帮俄国。如果德国坚持不下去，我们就帮德国。我们反对斯大林俄国，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反对希特勒德国，也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所以要反对俄国和德国，是因为它们都是专横的独裁国家，在那里，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尤其是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杜鲁门的话，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但没有人指责他说谎。

正是：

哈里重直爽，出言多难听。

见仁或见智，尚待来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