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回 杜鲁门谦逊多福 华莱士至察无徒

副总统杜鲁门在获悉罗斯福总统病逝的消息后，就立即驱车前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进行慰问，并且以最大的同情口吻问道：“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吗?”只见罗斯福夫人非常镇静地回答说：“不，哈里，现在是你遇到了麻烦!”夫人这句话绝对没有轻视杜鲁门的意思，她只是道出了她12年白宫生活的感受。在她看来，美国总统果然是名高位尊的职务，但他所要处理的事却千头万绪，任何一个想认真做好总统工作的人，都有可能会劳累而死，不得寿终。现在，全美国1.5亿双眼睛将望着杜鲁门。不，何止1.5亿，全世界的35亿双眼睛也将望着杜鲁门，而杜鲁门却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不仅35亿人不知道他，那1.5亿人也是不知道他的。罗斯福的副总统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亨利·华莱士吗?华莱士到哪儿去了?要解答这个问题，就等于是上一堂哲学课，或者叫做人生哲学课。

在1940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罗斯福曾不顾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亲自提名亨利·华莱士为副总统候选人，并严肃地说：“只有同意华莱士做我的竞选伙伴，我才能同意竞选三任。”这样，华莱士当上了副总统。罗斯福当时所以要挑华莱士，早就考虑到自己万一辞世后的接班问题。按照罗斯福的如意算盘，他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哈里·霍布金。为了培养霍布金，他曾经任霍布金为商务部长，这是给霍布金一个机会，使他同企业界老板进行接触，建立公共关系。但不幸霍布金得病，成了一个半死人，根本没有担任总统的体力基础。罗斯福想来想去，觉得其次的较合适的接班人就是内政部长伊克斯或农业部长华莱士。但伊克斯出言不逊，动辄争吵，多次顶撞罗斯福，也时常挖苦罗斯福夫人和霍布金。权衡之下，还是华莱士较好一些，所以就选中了华莱士。

亨利·华莱士于1888年生于衣阿华州的阿达尔。他在17岁时已开始做杂交玉蜀黍的试验，21岁时毕业于衣阿华州立学院，接办他祖父所创办的私营报纸《华莱士农人》。1933年被罗斯福总统任为农业部长。

华莱士的出身正好是人们所谓典型美国人的出身。他的曾祖是一个原籍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曾祖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田地居住下来，生了一个儿了，取名亨利，这是亨利一世。亨利当了一个时期的牧师以后就移往衣阿华州从事耕作，最后并购进了一家农场报纸，由自己主持出版，并改名为“华莱士农人”。亨利也生了个儿子，是为二世，曾协助父亲编辑报纸，后出任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的农业部长。

老祖父华莱士是个勤奋的人，不断从事农业科学化的实验。他种植防风树林。他是衣阿华州第一个在从未种过三叶草的地方播种三叶草的人。他通过他的报纸向读者传播改良农业的知识，并乐此不倦。他也是一个群众活动的先锋。他攻击托拉斯，痛斥铁路垄断，又当众指骂洛克菲勒、摩根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势力。他曾为了国会不肯通过互惠关税以打开世界市场而对它大加抨击。他的声望日高，一度被邀充任衣阿华的参议员候选人，可是他拒不接受。西奥多·罗斯福乃任他为乡村生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全国水土保持大会主席。他笃信宗教，在他办的报上刊载主日学校的课文。衣阿华州人都称他为“亨利大叔”。

1916年老华莱士去世，亨利二世即华莱士父亲继任报纸编辑。5年后，他当了农业部长。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与当时的商务部长胡佛的斗争上。他在任内去世。华莱士三世从他父亲那儿接续来对胡佛的憎恨，并使他家从共和党一变而为民主党。华莱士曾说：“我以为你可以说，我对于神学、哲学以及古典文学的兴趣都得自我的祖父。”他又说：“祖父一向努力于使基督教义应用于变动的情势。他主张变，他知道变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公众场合局促害羞，服装不讲究，头发蓬乱，完全不能闲聊。什么人在人群中初次见到他，一定以为他是漫画家笔下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绝不会相信他是个政治家。但他代表着一种因袭的信念，即人定胜天。他认为‘天国’应当在地上实现，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理想主义。他缺少威尔逊总统所运用的那种口才与修辞本领。但是他的言论出于类似的背景，使用相同的语汇，表现出为相同的理想主义所孕育的相同的实际才智。不过他比威尔逊更为忠厚，更为诚实，因而妨碍了他在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

对中国人而言，华莱士倒是挺有名气的，因为在抗战期间，罗斯福曾派华莱士为代表到重庆进行访问和参观。有一次，蒋介石亲自陪同华莱士往沙坪坝视察中央大学。当走到学生运动场时，正有几个学生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只见那华莱士突然向蒋介石告假说：“委员长，请容许我去打一会儿篮球。”说着，他就把上身衣服全部脱掉，光脚丫子奔向篮球场，打了半场篮球。蒋介石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那些特工人员，个个急得屁滚尿流。后来华莱士回国后，有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华莱士回答说：“我要给蒋委员长上一堂民主课!”

华莱士嘲弄蒋介石关系倒不大，因为罗斯福也是瞧不起蒋介石。但华莱士还写了不少书和小册子，宣传“平民世纪”，使大老板们感到不太放心。华莱士手下有一名谋士看出这个问题，曾向华莱士进言：“中国古代的齐桓公起用了有名的宰相管仲，乃得国富民强，称霸天下。但管仲中途病逝，齐桓公在管仲病危之时曾询问管仲，鲍叔牙是否可以接替他。那鲍叔牙本来是管仲的大恩人，但管仲却回答说：‘鲍叔牙是齐国最正直的人，他嫉恶如仇，一点也容不得坏人坏事。正因如此，他是不能做宰相的!’齐桓公没有接受管仲的忠告，仍委任鲍叔牙做宰相。结果不出几年，齐国就天下大乱。这是至察无徒的悲剧。”

华莱士也没有接受这位谋士的献策，继续大吹其“平民世纪”。他写道：

美国人民的性格是由几种根本思想形成的，而这些思想又反过来影响客观现实。这些思想是：

相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

相信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应当勤奋工作、生活节制、注重俭朴和孩子的教育；

相信科学、发明、大量生产和不断进步；

相信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学说。

今天，资本主义在经济力量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但它在精神方面却愈来愈破产。正因为这种精神的破产，在某些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乃被各种不同的经济独裁所替代，这种经济独裁也带来了对民主权利的镇压。在我看来，从精神角度出发，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倒具有一种共同缺点：它们都把人看做是一个经济动物。这三种主义似乎都认为，人类的目的就是追求物质进步，除此而外别无他物。在我看来，人的目的不应当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或崇拜物质主义、或把某一民族奉为最优秀的民族。

有一位批评我的人说，美国今天应当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体现在某种具体的东西中，正如同我们的开国国父们把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一样。

如果我们果真从马克思那儿直接或间接地吸取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当然会像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制定宪法时向法国大革命思想学习一样而被充分固定下来。

在我看来，未来的社会不仅应强调合作性的福利来代替个人主义的竞争，而且也应当强调人而不是强调物。

今天，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相信合作经济社会的人，正如同1776年时需要相信民主社会的人一样。前者是20世纪的需要，后者是18世纪的需要。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接受合作共和国的概念。他们希望疾病时有保险、年老后有救济、不致失业、不会招穷，希望更平均地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他们不相信目前这种残酷的竞争制度能达到上述目的，他们已对现制度感到幻灭。

在我看来，今天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有志之士所处的情况，是与18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些人类似的。当时，那些人认为邦联条例已不够用了，他们进行思考、进行探讨、进行建议、比较这种思想和那种思想、比较这个建议和那个建议，然后决定写出了新的宪法。

我不敢说我们的宪法今天已不适用。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国国内各种经济集团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国内各种个人活动及政府活动，都不能充分地使我国走向全体幸福。

我们的宪法应进一步成为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宪法，使我国进入平民的世纪。1787年的宪法曾对世界各国政府设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着这种精神，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再一次通过宪法或其他法令，对世界各国的生产与福利做出贡献，使整个世界进入平民的世纪。

他还写道：

现在世界各地的平民都在向前迈进。

过去150年来的自由进军是一部漫长的人民革命史。在这一部伟大的人民革命史中包括1775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玻利瓦尔时代的拉美各国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每次革命都意味着平民要在战场上洒鲜血以求胜利。也有做得过分的。但重要的是，人民要探索着前进以求光明。

人民革命的目标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如果平民的权利受到攻击，那就会导致像母熊在被劫走幼子时所发出的反抗性狂怒。

人民已把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6日国会咨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自由作为圭臬。这四大自由就是这一场长期革命的核心，联合国已把自己的立场建立于此。也许我们美国人会觉得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秘密警察恐吓之自由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我们掂量一下人人免于贫匮之自由，我们就会看出过去150年的这场革命还远未完成。在美国没有完成，在其他各地更没有完成。我们应知道，除非免于贫匮之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否则，这场革命就得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能建立一个持久的世界和平。我们没有能建立以人民革命为基本原则的和平条约。我们没有设法去建立一个可促使世界各族人民享受免于贫匮的自由的世界。但我们已从错误中获得教训，所以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们一定要设法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较健全的世界。

现代科技的发展乃是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种科技的发展，我们已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使全世界人民个个可以吃饱。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李维诺夫大使夫人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确保使世界上每一个人每天都有1/4品脱牛奶喝。”她马上回答：“是啊，甚至应当是1/2品脱。”和平应当意味着使各国平民提高其生活水平。不仅是美国和英国，而且也是印度、俄国、中国和拉丁美洲，不仅是联合国诸国，而且也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有人说这是“美国世纪”。不对。我说，我们面临的世纪应当是平民的世纪。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平民都应当学会如何增加其生产率，以便他和他的下一代能够向世界社会偿还他今天所得的东西。上帝没有授权任何国家可以剥削其他任何国家。老一辈国家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在这样做时不能搞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19世纪的做法不能再搬到人民世纪中来。在人民世纪中，印度、中国和拉丁美洲将起巨大的作用。它们的人民将学会文化、学会机械生产，他们的生活水平将翻一番到两番。如果把现代科技完全彻底地用于造福人群，其潜力将非我们梦想之所能及。

当和平到来之时，我国公民将有一项责任，这项崇高的责任就是牺牲小利服从大利。和约必须着眼全世界，不容许有特权国家。纳粹不是主宰民族，我们美国也不是主宰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平等。我们主张平民的世纪。

当战争胜利已成定局，需要考虑战后问题的时候，华莱士提出了一个战后八点方案：

“每人都有在各矿业、各商店、各农场或工厂获得一个有用而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华莱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需有新的设备、新的工厂与新的装配。这也就是说要大笔金钱的开支。政府应准备协助任何普通民营或银行信用贷款所不敢冒险的有关事业。他估计这样性质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投资方案每年当使新的私人投资可达200亿美元。这方案提供出工作来，工作一方面意味工资，一方面就意味着购买力。足以使生产机构愿意为继续获利的市场生产商品。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需要输出农业和其他产品，因此他把本国方案与为稳定国际货币的顿巴敦计划联系起来，提供最健全的可能的基础，以便别国从美国购买，美国从别国购买。

“收入足供衣食娱乐的权利。”华莱士说，美国每一份工作收入必须足以维持适当的生活。当我们的商业扩展时，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购买力，使之与物品量的增加相适应。我们的基本购买力系掌握在我们的人民大众手中。至于美国人口中占10%的高收入者，不论他们怎样富，所能买的商品数量极为有限。美国的繁荣寄托于购买力愈大愈好的基础。因此，工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足够的工资正是商业兴旺的基础。应该认识到：工资并非利润的威胁，相反倒是利润得以持续的保障。

“每一农民应有种植并按收入足以维护适度生活之比率贩卖其生产品的权利。”任何地方的就业如能充分保证，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大半。因为工人们第一项开支就是食物。不过，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变化，农民应获有农产品价格的恰当标准的进一步保障。应确立一个全面的联邦谷物保险方案，以保证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大小商人有在免于不公平竞争与国内外独占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的权利。”华莱士认为这是企业真正自由的一种保证。为了制止垄断势力，应切实施行反托拉斯法，并制定政策，防止新兴工业，如空运、电视、化纤等的垄断趋势。

“每一家庭有占有适当住宅的权利。”他主张每年提供200万个居住单位。若要消除目前那些陋巷和水准以下的房舍，至少需要1500万个居住单位。他认为应使美国成为人人有住宅的地方。

“获得适当医护及享受健康的权利。”他建议，为达到这一点，全民都应有获得医疗的权利，保健应为社会保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乡镇都应有医院，政府应拨款协助推行医药的扩大研究。

“获得免于老年无赡养、意外与失业等恐惧的保护的权利。”

“享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他认为美国至少再需要50万名教师。他建议联邦给予较穷的乡镇以补助，使男女青年，不论其经济情况如何，都能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

华莱士特别指出，他的八点方案不会妨碍自由企业。他说：“你们在考虑这个方案时一定会注意到下列这种惊人的事实，即私人企业的力量增加，则经济权利法案的现实性也随之增加；同时，经济权利法案现实性的增加，美国私人企业的力量也随之增加。因此，本方案所提出的实行经济权利法案的所有措施，同时也旨在使美国的资本主义与私人企业在战后仍以同战时一样的巨大姿态加以发展。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好的一种，我们依仗这种制度，可望获得上帝所能赐予的最好的事物。”尽管华莱士如此声明，美国右派人士仍一口咬定华莱士要在美国推销“社会主义”，从而对他群起攻之。

再说那杜鲁门，恰巧是华莱士形象的对立面。他行动迟缓，口齿不灵，外貌愚拙，做起事情来像笨蛋，但心中却永远是雪亮的。糟糕的是：他在1940年曾公开表示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他说：“我过去支持新政，现在也支持新政。我不反对罗斯福，我只是反对三任。既然华盛顿没有三任，其他人也不应当有三任。”1944年时，杜鲁门已经当了好几年参议员了，参议员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他安于其位，毫无继续向上爬的野心。

相反地，华莱士却认为他继续当竞选伙伴是不言自明之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罗斯福已经决定抛弃他了。罗斯福之所以要抛弃他，并不是由于他对罗斯福有什么不忠诚，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够符合罗斯福的愿望。罗斯福看出华莱士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爱民如子；但也看到华莱士书呆子气十足，不切实际。因而他有意拉他出来当副总统。副总统的主要责任就是充当参议院议长。罗斯福原希望给华莱士一个机会，同参议员们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方面可以有助于罗斯福所设计的联合国宪章的通过，从而避免威尔逊总统的类似悲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华莱士本人获得下一步的晋升。但华莱士却丝毫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他一个劲儿地发挥他的鸡蛋头的清高作风，左右得罪人。在参议院中干了四年，竟没有交上一个朋友。民主党内的头头们一个个向罗斯福进言，要求撤销华莱士的竞选资格。

罗斯福又使用了他那狐狸的一面。华莱士是1940年由他自己大力推荐的人，怎能任意抛弃。于是，他就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如果我在代表大会上作为一个普通代表的话，我将投华莱士的票。”这句话既没有得罪华莱士，也没有冒犯反华莱士派。在华莱士看来，罗斯福虽没有直接表示支持他，但已经在原则上表示支持。而在反华莱士派看来，罗斯福使用的是虚拟语气，既然条件句中的条件是虚的，那么结论当然也就是虚的。于是，他们决定在华莱士之外物色人才。

当时很多人认为最有资格的是詹姆斯·伯恩斯。伯恩斯当过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当过参议员，在战时内阁中又任战时动员局局长。伯恩斯本人也野心勃勃，有当仁不让之感。更糟糕的是，他打了一个电话给罗斯福，探听总统对他的态度，可罗斯福按照老规矩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我希望每一个愿意参加竞选的人去投身竞选，并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尽最大力量去争取胜利。”伯恩斯认为这是罗斯福为他开绿灯，所以马上宣布他是一名候选人。现在伯恩斯需要找一个人，在民主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出面提他的名。无巧不成书，他不东不西，偏偏找上了哈里·杜鲁门。杜鲁门既然没有任何个人打算，当然满口答应了伯恩斯的要求。

没有想到这一出二击掌的幕后，正在挥舞着一枝惊人之笔。捉笔的大师是杜鲁门的大同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尼根。以汉尼根为首的一帮党魁决心要推杜鲁门出来当副总统，他们知道杜鲁门没有意思竞选，所以根本不同他本人商量，而要造成既成事实，迫杜鲁门上轿。汉尼根先在底下活动，偷偷地拉了几个代表团的票，然后去见罗斯福，向罗斯福推荐杜鲁门。在此之前，早有一批人向罗斯福推荐了道格拉斯，所以罗斯福就说：“道格拉斯和杜鲁门参议员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人。”汉尼根听了大喜，但他摸透罗斯福的脾气，知道罗斯福是一个多变的人，因此马上顺水推舟地说：“总统既然有这个意思，是否可以写一个书面东西，这样，我往下传达时就可以有凭有据，事半功倍。”罗斯福说：“那也好，你就写吧，我来签名。”汉尼根喜出望外，马上用白宫信笺写上了“参议员杜鲁门和道格拉斯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人”。注意!罗斯福明明是把道格拉斯说在前面的，但汉尼根却钻了空子，把杜鲁门放在前面。政客之所以为政客，就在于这点手段。这事办妥以后，汉尼根乃往杜鲁门公馆见杜鲁门，哪知杜鲁门听完汉尼根的建议后竟脸色发白，气急败坏地说：“不行，不行，绝对办不到。我已经答应吉米做他的提名人，我不能违反诺言。”尽管汉尼根晓之以利害，杜鲁门还是执意不从。杜鲁门说：“我可以打赌，如果我在街上随便拦住几个人，让他们说说最近10位副总统的名字，至多有两个人能说出就已很不错了。”他还是坚持只当他的参议员。汉尼根只好失望而归。他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请杜鲁门到他办公室一谈，杜鲁门来后仍表示并未改变原意。于是汉尼根就拿起电话机，接上了白宫。他说：“总统先生，杜鲁门先生还在坚持，不能解决。”只听得对方回话说：“那你就告诉那狗娘养的，如果他不同意，民主党的分裂要由他负责。”汉尼根高兴极了，马上挂上电话，问杜鲁门道：“参议员，听见了吧?”杜鲁门拉长了脸说：“既然老板这样说，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接着，杜鲁门赶到了伯恩斯公馆，说明原委，向伯恩斯解除了自己的诺言，伯恩斯见事已如此，当然只有答应，并宣布他自己退出竞选。

这样，大会上只剩下两派，即华莱士派和杜鲁门派。在最初几次投票中，华莱士占了先，但无论如何得不到过半数的票数。这乃是汉尼根拉票的大好时机，他软硬兼施，把选票一个州一个州地拿了过来，最后竟使杜鲁门几乎以全票获选为罗斯福的竞选伙伴。

投票结束后，罗斯福马上拍了一个贺电给杜鲁门，以示祝贺。但他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华莱士表示祝贺。华莱士已经失败了，何贺之有?这又是罗斯福的一种花招，他的电报是这样写的：向你致敬，你作了一次出色的战斗。明明是他甩掉了华莱士，却又要使华莱士感到打而不痛。

这一事件中最开心的却是汉尼根。若干年后，当汉尼根病逝前夕，他关照子女说：在我的墓碑上必须刻上这几个字：“他阻止了亨利·华莱士当美国总统。”

正是：

平民世纪诚可爱，洋洋洒洒真人才。

为政不在多言语，白宫岂容一书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