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历史演进论
第7章 工业研究实验室的起源和发展
如果说“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方法本身”
，那么，工业研究实验室就属于这种最伟大的发明。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德国19世纪化学工业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一创新使得德国化学工业后来居上，赢得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一创新后来广泛扩散到其他产业如电气工业，扩散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如今，研发机构已经成为现代企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合成染料化工企业巴斯夫、拜耳、赫希斯特等公司在企业创建出现了专门从事新工艺和新染料研究与开发的机构——工业研究实验室。这些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并感受到，从事经常性的、系统化的和职业化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可以提高竞争力，可以创造利润。它们依靠工业研究实验室开发出了合成靛蓝等众多新染料，阿司匹林等合成药物，还开发出了合成氨制造工艺。1926年三家公司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化工巨头——IG法本托拉斯，进一步加强了研究与开发活动，并在合成材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技术创新成就。
1900年以前美国的工业实验室，其工作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研发内容可言，它们主要从事改进制造方法、提高产品质量、排除生产故障等工作。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创建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是美国最早的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所以，我们把1900年作为美国工业研究历史的起点，此前称为工业研究前史。截至1899年，美国已有112家工业实验室；从1899年到1918年，美国工业实验室新增553家，其中1899—1908年新增182家，1908—1918年新增371家（Mowery Rosenberg,1989, pp.62-63）。由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工业研究是工业研究与开发的简称。什么是工业研究？有人说，这个问题就像问什么是诗一样，不可能得到一个大家都一致公认的定义。简单地说，工业研究是指在工业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至少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工业实验室独立于生产设施之外。第二，工业实验室配备有受过科学训练和高级工程训练的人。第三，科技人员被组织起来，从事与企业经营领域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必须对企业的长远需求做出响应（Reich,1985, p.3）。
另一位学者给工业研究描述了四个特征（Birr,1957, p.2）：第一，工业研究是有组织的研究；这种提法就把个体发明家的工作排除在外了。第二，工业研究采用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者是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员。第三，工业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不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或市场研究。最后，工业研究与企业所涉及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以技术改进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导向。工业研究并不直接面向市场需求，但它必须考虑企业的长远需要。就是说，从长远看，工业研究是讲究功利的。
7.1 工业研究实验室在德国的兴起和发展
这里以拜耳公司为例考察工业研究实验室在德国化学工业中的兴起。拜耳公司工业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司创立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工作重点是改进和完善制造工艺；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工作重点是发明新染料，研究集体逐渐形成；第三阶段是19世纪80年代末以后，建立了大型现代化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有效地组织工业研究。
7.1.1 化工企业招收博士
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合成染料企业工业研究的中心从改进工艺转向发明新染料。这个转向是由一系列的因素促成的。
第一，1877年德国颁布实施了统一的专利法。新的专利法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如果一个企业完全依赖别人的发明，那无异于自取灭亡。拷贝他人的专利发明属于非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花大价钱购买别人的专利，要么独立自主地从事发明。一个没有新产品的企业就必然被市场淘汰。大多数企业选择了自主开发的道路。当然并不排斥在适当的时候，购买别人的专利。而即使是购买别人的专利，也不是万事大吉，还有一个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科技力量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偶氮染料问世。这是一类全新的染料，市场前景十分看好。企业如果不进入偶氮染料的生产领域，必然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而要进入这一领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科技力量，开发新的偶氮染料，并迅速推向市场。
第三，有机化学理论不断完善。凯库勒的苯环结构理论已经为众多的人所掌握，费歇尔揭示了苯胺染料的化学结构，格里斯（J.P.Griess,1829—1888）发现了合成偶氮化合物的规律。这些化学理论为人们发明新染料奠定了科学基础。另外，化学家发现染料中间体可以用来制造化学药物，这又是一个市场前景广阔的领域，有待开发。
第四，高等教育培养出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愿意进入合成染料工业，进行一些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如果企业没有研究项目，就不可能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这样的形势下，合成染料企业开始聘用化学博士，研究开发新产品。拜耳公司也作出了反应，但是没有赫希斯特公司和巴斯夫公司那么迅速。
1879年和1880年，拜耳公司聘用了两名化学博士，但是他们都被安排在工厂里，负责生产管理，他们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发明了多种新染料。1883年秋天，拜耳公司将其中一个博士派遣到英国，协助“偶氮染料之父”格里斯开发一种蓝色偶氮染料的工业化生产。但是，他没有完成使命，回国后就离开了拜耳公司。
拜耳公司的领导人认识到，公司必须聘用更多的化学博士，从事新染料的研究开发工作。但是这一意见遭到了大多数董事的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聘用化学家的成本太高，而且研究周期很长，风险也大。公司领导人决定自己掏钱聘用化学博士，送他们到大学进一步深造，然后回到工厂从事研究工作。这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后”研究计划。
1883年，拜耳公司物色到三名优秀的化学博士，他们后来对拜耳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被送到大学做博士后。其中，杜斯堡（Carl Duisburg）博士被送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大学，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如何从靛红出发，在合理的成本下制造靛蓝染料。拜耳公司制订的博士后计划高明之处在于：第一，可以迂回地利用大学教授为企业服务；第二，可以让化学博士通过研究与企业有关的课题，进一步深造；第三，可以避免化学博士进厂后落入生产管理和产品化验的俗套。但是，博士后计划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科技管理水平还跟不上。公司领导人的化学背景很有限，提出的课题难度太大。例如，他们要杜斯堡研究靛蓝的工业合成技术，这可是染料化学化工的顶尖课题，当时德国最大的合成染料企业巴斯夫公司的化学家与著名的化学教授拜尔联合研究了多年，也没有解决。一年后，杜斯堡被召回公司，开始了新的生涯，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新局面。
7.1.2 工业研究成为专门职业
杜斯堡1884年进入拜耳公司的实验室。尽管那时的实验室条件很简陋，但仍然出了不少成果。
杜斯堡加入拜耳公司两个月后，就拿出了他的第一份见面礼，他申请注册了一种新染料的专利。两年内，杜斯堡发明了三种新染料，并实现了它们的工业化生产，拜耳公司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杜斯堡三年工作合同期满，由于他表现出色，拜耳公司决定高薪再续聘四年。另外，合同上还规定，杜斯堡可以从他的发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净收入作为奖励。杜斯堡建议公司加强工业研究，让化学家们全日制地从事新染料的研发。没几年，一个以杜斯堡为核心的研究集体在拜耳公司形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拜耳公司聘用的化学家越来越多。杜斯堡研究集体也就越来越壮大。于是，拜耳公司诞生了一个崭新的部门——研究部，专门致力于新染料的研究与发展。在杜斯堡的研究小组中，各个成员有明确的分工。过去，杜斯堡一人承担从发现新染料、试验其染色性能、申请注册专利到技术开发整个过程的全部工作。现在，各个成员分工合作，各负其责，犹如一条生产流水线。就这样，拜耳公司快速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显示出集体研究的无比威力。
随着杜斯堡研究集体的快速成长，原来的实验室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过去，拜耳公司根本不把实验室当回事，实验室建在被工厂遗弃的地方，如木工房、浴室、过道等。实验室狭小、阴暗，至于通风性，要么封闭不透气，要么穿堂风劲吹。实验室的装备简单得出奇：桌子上铺一层铅皮，就是实验台。旁边有一个木架，上面摆放着几瓶常用试剂。随着化学家人数的增加，实验室变得十分拥挤。他们争抢实验位置，还时常发生口角。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新建一座大型的实验室。
早在1885年，杜斯堡就建议公司建一座大实验室，投资起码得50万马克。那时，这可是一个大数字。杜斯堡坚信这笔投资很快可以得到回报，而且，这将被证明是一项富有成果的事业。1889年，拜耳公司董事会终于决定投资150万马克之巨款建造实验室。1891年8月一座三层楼的实验室顺利竣工。实验室的结构是杜斯堡设计的。它后来成为了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样板，被世界各国的工业企业普遍模仿。
杜斯堡对工业实验室的设计吸取了大学实验室和私人实验室的优点。杜斯堡是从李比希模式的实验室里训练出来的，对它的印象很深。实验室是一个大房间，安排着长条工作台，每人一个位置。这是开放式的实验室，师生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激励。不过有一点令杜斯堡不满意，就是不能保守研究秘密，实验完全是公开的。而私人实验室是封闭式的，研究者可以很好地保守秘密。杜斯堡对工业实验室进行了创新设计：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铺一排长条工作台，按照一定的大小，用木架隔成若干个包厢，每个化学家占据一个单元，木架齐肩高，上面摆放化学试剂瓶。
这种包厢式的实验室有许多好处。第一，从成本上讲，比较低。若建造若干单独的实验室，用墙隔开，其成本要高出许多。第二，从减少相互干扰看，它比李比希模式的实验室效果要好得多，每一化学家有相对独立的包厢。第三，从秘密性看，它是半开放的，各化学家的秘密可以部分保护，又部分公开。工业研究具有保密性，这是由工业竞争所决定的。但又不能完全保密，以防有人干私活，或私自出卖科技成果。第四，从相互交流看，这种半开放的结构，并不阻碍化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咨询。第五，从合作和竞争上看，实验室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形成集体精神，加强合作，也有助于鼓励竞争。第六，从管理上看，便于对实验室状况及其研究人员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
实验室还有许多辅助设施，如天平室、化验室、储藏室、玻璃吹制室、图书资料室、专利室。这些设施有专人负责管理，为工业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服务，保证研究者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做研究。
拜耳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投资之大，辅助设施之全，结构之合理，管理之有效，在当时的实验室中是首屈一指的。
巴斯夫公司比拜耳公司早几年对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和扩建。1887年巴斯夫工厂里建有18个小型实验室，它们设施简陋，位置偏僻，很难适应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形势。这种形势要求进行基础研究、工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获得专利和工艺诀窍。从事研究，需要一个效率更高的组织机构和更多的研究人员。1887年巴斯夫公司建设“中心实验室”，地点设在公司行政大楼附近。
7.1.3 形成工业研究网络
随着染料化学及其工业的专门化，一方面，德国合成染料企业后来还创建了从事各类染料研究开发的专业实验室，如合成茜素实验室、合成靛蓝实验室等。另一方面，化学新进展示出新的化学工业，如化学药物、感光胶片、合成氨、人造橡胶，于是企业又建立了专门研究这些新的工业产品和技术的专业实验室，基本做到了每一个产品都有对应的研究实验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的工业研究网络。在工业研究网络中，各企业都有自己的重点实验室。巴斯夫公司的重点实验室是合成靛蓝和合成氨，赫希司特的重点是药物，拜耳的重点是药物和人造橡胶，爱克发的重点是感光产品，相应地，各企业在重点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实验室里的工业研究带来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除了建设专业实验室之外，企业还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如图书馆、专利部、培训部、应用技术部等。下面以拜耳公司为例来介绍。
（1）凯库勒图书馆。图书资料对于工业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杜斯堡在设计工业研究实验室时，就考虑到了图书资料室。杜斯堡在收集图书资料方面，有一个独特的做法，就是抢先购买那些去世了的化学家的私人藏书，那是无价之宝。1897年杜斯堡投资28000马克买下了著名化学家凯库勒的全部私人藏书，共7000册；并将图书资料室更名为凯库勒图书馆。第二年，杜斯堡又先后买下了海德堡大学迈尔教授、英国化学家罗斯科的所有私人藏书。这些私人藏书现已成为拜耳公司的珍贵文物。1902年，拜耳公司建立了以职工为阅读对象的图书馆。1906年，拜耳公司成立了文献部，编写文献摘要，分发给各实验室。今天，凯库勒图书馆拥有65万册图书，6万篇博士论文，技术杂志7600种。馆内还配备电子计算机中心，为研究人员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凯库勒图书馆是德国工业企业中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2）专利部。专利的检索、注册及管理是工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杜斯堡在进入拜耳公司后不久，就承担了公司全部的专利工作。由于白天忙于做研究，为了完成专利工作杜斯堡只好挑灯夜战，写专利书，检索专利，分类存档。遇到专利官司，杜斯堡还要积极应战，走上法庭。他久经沙场，常常凯旋而归。后来研究工作和专利工作越来越多，杜斯堡苦于分身之术，就把专利工作交给一个助手去做。1896年，拜耳公司成立专利部，杜斯堡担任专利部主任多年。杜斯堡自称专利上的成就是他最骄傲的成就。130年来，拜耳公司拥有专利16万件，其中3万多件至今有效。专利部是拜耳公司知识产权的优秀保管员。
（3）培训部。为了让年轻的化学博士尽快地进入工业研究的角色，拜耳公司对他们进行上岗培训。1896年杜斯堡在发表的《化学家之教育》一文中说：“他们优先录取那些取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跟教授做过一两年助手的化学家。不过，即使他进入公司时连染料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会对他进行培训。在我们的指导下，他将很快出成果。”
杜斯堡制订的培训计划是这样的：新进来的化学博士，先到印染车间学习染色技术；然后进入工业研究实验室，先练习已知染料的合成方法，接下来是分析竞争企业的染料，并把它们合成出来。这样他就进入正轨了。第二年，他就可以开始特定的研究工作了。1904年，拜耳公司专门建立了培训实验室。今天，拜耳公司提供25种职业培训项目，包括对工业研究者的培训。
（4）染料测试部。这部门的工作是试验工业实验室中发明的有色化合物，看看是否适合于做染料。这是相当繁重的工作。要将新的化合物在各种纺织品上做染色试验，甚至还要用这些化合物去染稻草、纸张、皮革、羽毛、木材等等；要探索各种助染剂、酸碱度、最佳的比例、温度等等；还要检验染色的牢度、日晒、水洗、耐磨等性质。经过层层测试和筛选，能投入生产的染料就所剩无几了。以赫希司特为例，1900年前后几年，每年试验3500种新颜色，只有18种最后推向了市场。数年后，赫希司特公司试验了8000种新颜色，其中只有29种进了市场。拜耳公司1896年试验了2378种新颜色，发现其中只有37种可以投入生产。由此可见试验工作的繁重性。染料测试部还要试验主要竞争企业的新染料。在爱克发公司的染料测试实验室，有一整面墙上设置着小抽屉，里面装有主要竞争对手的染料，研究人员要对它们一一加以分析测试。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工业研究的管理上，拜耳公司有以下做法：
（1）实行科层制。就是给每一个实验室和部门指派一名主任，相当于经理，其任务是领导、协调工业研究，控制、激励研究人员。杜斯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公司研究部的主任，下面还有部门主任，其体制跟生产部、销售部一样。
（2）成果奖励制。拜耳公司给予那些解决了企业课题的化学家以金钱奖励；对带来经济效益的专利发明者，给予一定比例的提成，以鼓励其从事应用研究。杜斯堡曾经得到过一大笔提成，他用这笔钱买了公司股票，从此有了主人翁的感觉。
（3）信息例会制。这类似于高校的讨论会，两个月举办一次，交流科技新进展、新专利、研究工业化学的发展趋势。信息例会制能有效地防止研究人员过度专业化，死钻牛角尖；还能增强集体精神。
（4）成果汇报制。1891年起，杜斯堡要求化学家每周提交一次报告，汇报研究成果及研究进展，这样便于各个室主任掌握情况，也便于确定发明的优先权。
随着拜耳公司科技力量的加强和工业实验室的建立，拜耳公司的竞争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可以通过专利、工艺创新及产品的数量来衡量。在专利方面：1877—1886年注册专利36件，1887年99件，1891—1900年512件。在工艺创新方面：1870—1884年完成12项，1885年10项，1886—1889年151项。在产品方面：1886年生产200种染料；1900年1000种染料，40种药物；1913年2000种染料，150种药物和感光产品。以强大的科技力量和科技开发为依托，拜耳公司1913年拥有国内国外专利8000件，跃居为德国第三大化学公司。
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创建工业研究实验室，这是伟大的组织创新。实践证明，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比较一下德国与英国、瑞士的专利数量。在1886—1900年期间，德国6家化工企业共获得专利948项，同一时期，英国6家化工企业只有86项，德国是英国的11倍多。1907年，在德国专利局注册的染料专利中，德国有285项，英国和瑞士两国总共14项，前者是后者的20倍；同年，在英国专利局注册的染料专利中，德国有134项，英国和瑞士总共35项，前者约是后者的4倍。
7.2 工业研究实验室在美国的扩散和发展
工业R&D在美国科技事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强大的工业研究系统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稳固的保证，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在论及工业研究的发展历史时，充满敬意地说：“工业研究改变了美国赚钱的道路，开辟了利润和进步的新世纪。”因为工业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复杂和微妙的领域，产品的发明和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工业研究不仅增强和拓宽了公司的技术组合能力以及发展专用技术的能力，在提高生产能力、开发新产品、改变竞争环境和保护自己的市场等方面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工业研究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内生于经济的发展之中，使得新知识的产生和新知识的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工业研究的建立也使得企业和大学、研究所建立起平等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不仅使企业可以更广泛而有效地获得外部科技资源，也使得国家科技系统整体上成为健全和有效的系统。
美国工业研究不是从真空中诞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产业内部的因素，也有产业外部的因素。下面我们考察美国工业研究的出现，主要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又有哪些力量促进工业研究在整个工业中不断扩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工业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7.2.1 工业研究的前史
美国工业研究的根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涉及科学知识和方法是否可以系统地应用于发明新技术，开拓新产业。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新技术的出现，主要归功于能工巧匠，他们凭着经验、智慧和勇气在黑暗中摸索最终获得成功。19世纪70年代以来，电讯、电气和有机化工等新型产业出现了。这些新型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学家称它们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这些产业需要科学、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走进工业，系统地将科技知识应用到工业上。
在美国，宾州铁路公司也许是第一个建立工业实验室的企业。1875年，宾州铁路公司聘用了一名化学博士，并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当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想以此来改变铁路产业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格局。那位化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产品测试，对供应品（如钢轨、润滑油）的质量、规格、标准进行测试。此人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献给了工业产品标准的制定。后来，他的工作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各地纷纷建立专门机构从事产品测试工作，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应运而生。
19世纪电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仿照铁路业的发展模式，都属于所谓的系统推动型。无论是电报还是铁路的发展，都需要在全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可以说，电报业与铁路业是手牵手成长起来的，二者相辅相成。所不同的是，电报业传输信息，而铁路业传输货物和旅客。电报业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发出速度更快的、可靠性更高的传输和接收设备。电报业中的技术创新工作主要是在设备制造厂里进行的，实验室没有多大的作为。爱迪生为好几家电报制造厂工作过，其任务是搞发明创造。1876年，爱迪生建立了门罗公园实验室，兼电报制造厂，用爱迪生的话说，那是他的“发明工厂”。爱迪生的门罗公园实验室被人们认为是有组织的工业研究与发展实验室的先驱。但是，它与严格意义上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是有区别的，它属于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技术开发机构。
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是世界最发达的、最成功的，对美国科技教育体制的建立影响很大。1870年到1915年，美国的科学家中有一大批都是留学德国的博士。这些科学家在留德期间，不仅发现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独树一帜，还亲眼目睹了德国科研体制的演变，德国“产学”合作关系的建立。1871年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后，科研体制走向成熟。迄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拥有世界上最精致、最先进的研究体制，大学、政府、企业构成金色的科技“三螺旋”。
如前所述，德国科学体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企业资助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德国工业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化工企业和电气企业的领导，认为企业的利益和教授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互利互惠的。所以，工业企业愿意资助大学教授及其研究生做科学研究。一方面，工业企业通过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可以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知识，可以发现优秀的人才，并聘用他们进入企业的实验室，从事产品开发和测试工作。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企业的实验室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急需进人。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在企业的资助下，可以获得各种研究样品，这些样品有些是价格极其昂贵的，或者通过别的途径无法获得的。通过这个窗口，大学教授可以了解工业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德国有大量的研究所。它们往往是私人出于慈善之心捐款而创建起来的，国家鼓励这种义举，有时也出资拨款。工业企业亦设立研究基金，提供给研究所使用。由于解决了资金上的困扰，德国研究所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基础知识的生产，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业实验室提供养分。在20世纪到来的前20年里，德国化工企业和电气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起来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后来为世界各国所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所仿效。
德国大学和研究所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科研成就，培养了一流的研究生，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及普通科学家，对德国的教育科研研究模式十分欣赏，直到19、20世纪之交，美国开展以研究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还像一个孩子刚刚起步。美国工业企业的领导人特别是技术先进企业的经理，对德国的研究模式也很欣赏，因为实践证明，德国化工产业和电气产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是非常成功的，极大地提高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截至1900年，美国任何一家企业的工业实验室，都无法与德国化工产业中的拜耳实验室、巴斯夫实验室和赫斯特实验室，以及电气产业中的西门子实验室相提并论。
7.2.2 美国工业研究的先驱者
美国最终出现了堪与德国相媲美的科研体制。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工业研究实验室在美国生根、开花、结果了。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公司、伊斯曼-柯达公司、道化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固特异橡胶公司等等，是美国工业研究与发展的先驱者，它们在那期间建立了工业研究实验室。
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工业企业创建实验室，启动研究与发展项目，是针对其核心技术受到了竞争者的威胁而做出的反应。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创办研究实验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的经理们担心，其白炽灯产业可能会被新的照明技术所淘汰。通用电气公司遭受到的技术威胁包括，煤气照明技术出现了重大的提高，德国学者和工业科学家发明了充气电灯等。即使不存在这些威胁，通用电气公司仍然会担心一件事，即爱迪生电灯的基础专利即将过期；如果专利这个门槛被拆除了，那些早已对照明这块利润丰厚的市场虎视眈眈的投资者，就会蜂拥而至。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咨询工程师斯坦因梅兹极力说服公司创办一个实验室，专门收集、促进和应用电化学知识。他认为，要遏制竞争，战胜竞争者，就必须积极主动地从事科技研究工作。
杜邦公司也是由于受到竞争的威胁而展开工业研究活动的。对杜邦公司来说，最大的潜在竞争来自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鼓励杜邦公司开发无烟火药的制造工艺，其化学成分是硝化纤维。在过去，杜邦公司一直为军方供应黑火药。等到杜邦公司成功地开发出无烟火药以后，特别是1903年杜邦家族的新一代领导人控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炸药市场后，美国军方和国会的一些人提出，政府绝不应该把对火药或炸药创新的需要，完全寄托在像杜邦公司这样的托拉斯身上，政府应该建立相应的机构开发新的炸药，与杜邦公司抗衡。
1903年，杜邦公司创建了通用试验实验室，其目的是从事改进无烟火药产品和工艺，并提高对硝化纤维化学的理解。其实，在一年之前，杜邦公司的炸药部就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运行没多久就见了成效。这个研究机构取名为“东方实验室”，由留德化学博士里斯（Charles L.Reese）领导。当初创建的目的是更好控制生产过程，开发更加安全的炸药，降低制造成本。里斯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公司表明，把一美元投入到东方实验室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可以直接获得三美元的回报。这些回报是他们通过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和改进了的制造工艺带来的。相比之下，通用试验实验室却没有东方实验室那样成功，它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产生出直接的经济效益，不过，间接的效益还是有的。正是通用试验实验室的工作，保住了杜邦公司无烟火药的全部制造能力。那是1912年，杜邦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无烟火药事业部面临着被拆分的危险。这时军方出面了，从中调停，说：杜邦公司在无烟火药的创新上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法院考虑到军方的意见，就没有对杜邦公司无烟火药部采取任何处理。
伊斯曼-柯达公司于1912年创办实验室，也是出于对行业竞争和政府反托拉斯法行为的担忧而做出的反应。竞争首先来自德国。随着合成染料工业的成熟，德国化工企业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精细化学品，如感光材料和胶片。柯达公司自1896年以来，就开始实施以持续的产品创新、走在竞争的前列的战略。随着业务的扩展，柯达公司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德国化工企业，它的中间体和感光化学品大多是从德国进口的。而当时，德国的感光产品正在大力出击国际市场，对柯达公司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德国为了垄断国际市场而断绝或减少对柯达公司供应中间体，那么，柯达公司势必陷入困境。
大约在1912年初，伊斯曼赴欧洲考察，有一次他与德国拜耳公司的总裁杜斯堡共进晚餐。杜斯堡很随意地向伊斯曼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在拜耳公司的研究实验室里有好几百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他想知道柯达公司研究机构里有多少化学家。当时，柯达公司尚未建立研究机构，只有几个化学家在从事开发工作。杜斯堡的问题对伊斯曼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另外，大约在同一时期，伊斯曼从某种渠道得知，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处正在暗中调查柯达公司，这引起了伊斯曼的高度警觉。1912年4月，一位强烈批评美国大企业搞托拉斯的律师指出，许多大企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都不做，它们似乎很满足于目前的地位”。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伊斯曼很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筹建了一个研究实验室，聘请米斯（C.E.K.Mees）担任实验室主任。米斯是一个英国人，化学家，具有卓越的才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业研究的领导，堪与通用电气公司的惠特尼媲美。伊斯曼采取这一举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很难讲得清楚。或许是为了赶时髦，那一时期美国工业研究实验室正方兴未艾。或许是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实验室。总之，迫于国内反托拉斯的浪潮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创建实验室势在必行。后来该实验室在米斯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科技成果，为公司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并为公司的转型——从横向联合到纵向整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转型不仅使人们消除了对柯达公司行为不端的怀疑，也减轻了柯达公司对德国产品的依赖。
在美国，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工业企业，大约在同一时期，创建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正式启动了R&D项目。需要指出的是，创建研究组织的动议，往往是企业里那些受过技术和科学训练的经理人员率先提出来的；在职能上，R&D机构与制造部门和销售部门是独立的；R&D部门的目标是为企业的技术之长期安全提高保障，用惠特尼的话讲是工业“人寿保险”。
7.2.3 私人研究机构的发展
伴随着公司R&D机构的兴起，独立的私人研究实验室也发展起来了，最著名的有李特尔（Arthur D.Little）公司和梅隆（Mellon）研究所。它们的建立，反映出美国对工业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标志着美国研究体系的成熟。
1886年，D．李特尔创办了一个公司，承接化学分析业务，特别是为那些没有建立化学分析实验室的企业服务。后来，李特尔公司也揽到了大顾客，专替他们研究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技术。实际上，李特尔公司还直接参与顾客的项目开发计划和活动。在李特尔公司创办之初，模仿李特尔做法的人寥寥无几，但是不久，这类研究机构就如雨后纯笋般纷纷发展起来了，既有像李特尔公司那样追求赢利的，也有非赢利性的机构。
梅隆研究所反映了美国工业研究体系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匹兹堡的银行家兼风险投资家梅隆兄弟，1910年将堪萨斯（Kansas）大学的化学家邓肯（K.Duncan）请到匹兹堡大学，叫他仿照在堪萨斯大学的做法，在匹兹堡大学设立“工业奖学金”，并把工业研究的规模做大，做出影响。“工业奖学金”是厂校合作计划，学校出人出力，厂方出项目出资金，互惠互利。再具体讲，就是企业资助优秀研究生做研究，反过来，研究生为企业做项目研究，把它纳入研究生学业特别是博士论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顾主们慷慨解囊、大力主持下，邓肯募集到一大笔资金，1913年创建了梅隆研究所，正式启动工业奖学金项目。梅隆研究所早期发展很顺利，许多企业给梅隆研究所下达研究课题，拨发研究经费，但是后来研究所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即使如此，梅隆研究所还是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而且不少人仿照梅隆研究所建立了类似的机构。截至1917年，厂校合作计划已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芬兰、日本等国广泛开展。德国是厂校合作计划的先驱，在19世纪后期，德国就成功地实施了厂校合作计划。
梅隆研究所等机构创立的初衷是为小企业提供研发能力，因为它们无力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梅隆研究所等机构却是为那些拥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的大企业（如杜邦、柯达等）在工作。这些企业之所以聘用私人研究机构，是因为它们认为有些研究项目属于常规研究项目，不值得自己去做。就是说，它们把私人研究机构作为自己研究机构的一个补充。
像李特尔公司和梅隆研究所这样独立的商业性的研究公司，是美国工业研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梅隆研究所创办之时，D．李特尔已当选为美国化学学会的主席。他大力倡导工业研究，提出以德国化学工业的研究实验室为楷模。那时，德国化学工业主宰了全球的合成染料和化学药物市场。D．李特尔在1913年发表任职演讲中，为美国工业研究大唱赞歌，不厌其烦地列举美国工业研究取得的成就。他还以德国工业研究的巨大成功来激励美国企业加倍努力。据统计，当时美国已有50家企业建立了正式的研发机构。看来，美国的工业研究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工业研究制造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在市场的强烈需求下，美国工业研究体系开始进入成熟期。
7.2.4 美国工业研究走向成熟：1914—1919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世界大战犹如催化剂，推动着美国工业研究的快速发展。
英国对德国实行海上贸易封锁后，美国的合成染料和药品供应受到了威胁，后来就被完全切断了，这不能不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那时，美国的合成染料和药品以及别的化学品，几乎完全依赖于德国的进口。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拨出大笔资金，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开发、生产合成染料、药品和其他有机合成化学品，一是为了满足战时的需求，二是为战后与德国竞争打下基础。像杜邦、柯达这些已经拥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企业，抓住战时带来的机会，朝着产业多元化方向发展。它们在工业研究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成就，为那些欲培养研究与发展能力的企业，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美国战时化学服务部从事的研究，促进了美国化学工业的大发展；战争期间，美国化学工业企业还为军方大量制造毒气，从中捞取了高额的利润。
美国医药产业在战争期间也受益匪浅：第一，美国战时化学服务部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成熟的科技成果，直接能用；第二，美国国内对药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制药厂开足马力，大量生产，大发战争财。比如，梅毒病的特效药六零六（又称洒尔佛散、胂凡钠明），过去一直是德国制造的药品，是德国的专利，并在美国注册享有专利法的保护。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没收了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包括无形资产，然后交给美国企业使用。这样美国医药企业就可以制造原本属于德国的专利药品如六零六、阿斯匹林等药品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少数制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研究与发展活动，但总体上看，美国的药物合成和开发能力还是非常薄弱的。德国药品的供应渠道被切断后，美国制药业开始大量启动研究与发展项目，其中许多是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战后，美国大多数制药企业建立了大型、现代化的研究实验室，从而带来了美国制药业的大发展。
受战争影响的产业，远不只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飞机和无线电通信派上了战场，美国需要开发各类战争工具，也需要开发相应的对抗方式。这些需要对美国的工业研究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多科学家利用战争大做文章，建议加强美国的科学研究事业。1916年美国科学院表态，科学家服从国家需要，科技精英时刻听从政府的召唤。美国加州工学院的一些著名科学家，想借此机会把美国科学院转变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央机构。他们希望，美国科学院从事的科学研究，应该在规模上和质量上向先进国家看齐。但美国科学院实际上是虚体，缺乏活力和生机，所以，那些科学家决定另起炉灶，发起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美国的“科研部队”，威尔逊总统对此表示认可。通用电气公司实验室的主任惠特尼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充分证明：科学及科学家能为备战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备战和战争期间，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按照德国模式，建立起美国的研究体系。但这并不是说，国家研究委员会就忘记了他们的直接目标，即应用科学来攻克战争中出现的难题，如开发化学武器及其防护武器，潜水艇的探测仪器。另外，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军事科研和武器开发上表现得非常成功，甚至比美国海军部长丹尼斯（J.Daniels）创立的海军咨询委员会更成功。国家研究委员会主要由职业科学家组成，而海军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工程师和发明家组成，大发明家爱迪生出任主席，基本上没有科学家参与。海军咨询委员会号召全国优秀的发明家为武器开发献计献策，但是，普通民众亦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他们贡献了数十万的“金点子”，海军咨询委员会应接不暇，但后来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异想天开的设想，要找出好东西，犹如大海捞针。毕竟，英雄发明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虽说海军咨询委员会对武器开发没有什么大的贡献，但它却对美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迪生成功地说服了海军部和国会，建议海军创建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如今的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咨询委员会。休战后，海军研究实验室酝酿的计划和项目全部流产了，但是，战后美国海军还是对实验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科研人员也有很大的充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一时期，海军研究实验室做了许多重要的科研工作，其中包括对雷达的探索性研究。
另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研究组织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它对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研究基地，建有大型的风洞试验室和各种专业实验室，它们的研究工作在航空动力学、机形设计、飞机测试等领域生产出了大量基础知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为它的资助人和顾客提供优秀的服务，获得了一致好评。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拉开了空间竞赛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航空和空间管理局（NASA）。
战争引起了人们对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广泛关注，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科研项目进入了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视野。工业研究咨询委员会也应运而生。该委员会对工业研究实验室进行了全面的资料统计工作，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通用电气、杜邦、柯达、AT&T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主任，不断地为军方、政府和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人提供咨询，说明如何应用科学为技术开发服务，为研制新武器服务，他们因此成为了公众注意的人物，人们把他们当做美国工业研究与发展领域的“领导者”。在国家研究委员会大力促进工业研究的旗帜下，工业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们四处发表文章，鼓吹工业研究的好处，介绍如何有效地管理工业研究。比如，柯达公司研究实验室的主任米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基础上，他后来又撰写了《工业研究的组织》一书，这本书于1920年出版，是美国第一本讲工业研究管理的教科书，1950年再版，成为经典之作。在那篇文章中，米斯强调，企业和产业必须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时间和资金，在与产业相关的学科领域里，从事基本理论的探索。惠特尼、米斯等人所做的努力，明显地收到了成效，有好几家企业按照通用电气、柯达等实验室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展开工业研究。比如，威斯汀豪斯公司遵照米斯的建议，启动了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而且还挖走了米斯手下的一名骨干去担任实验室主任。
通用电气公司和AT&T公司把它们各自最优秀的研究者派遣到政府的研究机构，从事潜水艇侦探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惠特尼派朗谬尔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朗谬尔那时已经完成了使他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在AT&T公司方面，贝尔实验室主任尤厄特亲自出马，手下有两名骨干巴克莱（Oliver E.Buckley）和阿诺德（Harold D.Arnold），他们后来相继成为贝尔实验室的主任。在学术界方面，有著名的科学家Robert A．密里根。其时他担任国家研究委员会潜水艇分会的主任，新英格兰试验站的工作由他全面负责。到1918年11月开始休战时，该试验站已有32名大学教授和700名科技人员。潜水艇侦探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成功，为盟军解决了一大难题，也消除了普通老百姓对德国U型潜水艇的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惠特尼、米斯等人发起成立了工业研究主任协会，该组织时至今日仍很活跃。工业研究主任协会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跟政府的任何组织都不搭界。它提供了一个论坛，供主任们讨论各种管理问题，比如，新进实验室的博士，起薪应定在何种水平上较为适宜？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该不该作些限制？另外，协会的成员轮流坐庄，带大家到自己的实验室参观旅游一两天。这些活动是很有意义的，第一，大家可以交流经验，相互借鉴，共同提高；第二，有些企业不重视工业研究工作，来自这些企业的主任回去后可以向公司领导反映先进企业的做法，有根有据地说服他们加强实验室的建设。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对工业研究与发展的兴趣和热情大为增加，把美国工业研究推向成熟。
7.2.5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业研究的快速发展
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体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密里根等著名科学家致力于在美国建立德国式的研究型高校，大力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他们以加州工学院为基地试点，把它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工业研究实验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919年到1936年，美国制造业自工业研究实验室创办以来创建了1150个工业研究实验室。这占了1946年工业研究实验室总数的54%。在工业研究实验室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大幅度上升：1921年为2775人，1927年上升到6320人，1933年为10927人，1940年为27777人。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工业研究总体上仍呈增长的势头。
这里，我们略去学术科学的发展不谈，重点讲述工业研究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商业部长的胡佛（Herbert Hoover）对美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胡佛的名声很响亮，他因为帮助欧洲战后重建工作卓有成效而被人们视为英雄。胡佛发起了一场推动美国科学事业的运动，仿佛是纯科学的“斗士”。1926年胡佛发表文章，呼吁大力加强对纯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他论证说，科学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无不依赖于科学。胡佛还亲自出马动员工业企业捐款，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募集2000万美元的基金。但是，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胡佛发表的“纯”科学宣言，以及工业研究的领导人如惠特尼、米斯的现身说法，对工业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刮起了一场开展工业研究的旋风。一些工业企业，或者把基础研究纳入到已在进行中的R&D项目中，或者加大“纯”科学的投入。到1925年，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以“魔术之屋”而声名远扬，家喻户晓。20世纪30年代，国家研究委员会开始鼓吹工业研究之风，说工业研究是“通往富裕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工业研究所于1938年成立，这是一个由工业研究主任组成的一个组织。工业研究所既致力于工业研究，又代表其成员进行政治游说。
这些旨在促进工业研究的宣传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些没有建立正式研究机构的企业，被人们认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下面以美国钢铁公司为例加以说明。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于1901年，是由多家钢铁公司合并而成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开发工作是在技术机构里进行的，这些机构隶属于各个事业部，分布全国各地，它们只做开发工作，基本上不做科学研究工作。美国钢铁公司迟至1926、1927年才开始创办研究机构，因为那时开展工业研究在美国工业企业中已成为时髦。作为一个全国闻名的特大型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实在是有失面子。
美国钢铁公司虽然在全国各地建有大量的开发机构，但是，公司领导们对如何做科学研究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大学是如何做研究的，也不知道企业是如何做研究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董事会决定，鉴于商业部长胡佛和其他一些人呼吁应该开展研究工作，公司应该建立一个中央研究与开发组织，从事科学研究。
在两次战争期间，工业研究实验室涌现出了一批重大的科技成果。通用电气公司的朗谬尔因对表面化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荣获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1927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戴维森（Clinton J.Davisson）开始从事电子衍射方面的工作，最终导致他193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第一次荣获诺贝尔奖，以后还出现过很多次。截至1998年，贝尔实验室共有11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戴维森的工作既没有带来革命性的新产品，又没有急剧地改变贝尔的技术，却加深了贝尔实验室对电子行为的了解。朗谬尔和戴维森的工作强有力地证明，工业实验室的科研水平和质量绝不亚于纯学术机构。
截至1939年，工业研究的模式逐渐显现出来了，即：从事世界领先的基础科学研究，推动重要的新产品发明，进而使之商业化，即能获取巨额的利润。这一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复被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工业R&D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7.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大科学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诞生。来自政府实验室、高校和企业的各路科技力量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地从事战时科研，原子弹、雷达、抗生素、电子计算机，不计其数的新材料、新理论和分析技术，全都冒了出来，浮出水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整个科学共同体都在谋求大发展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带来了这样的机会。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指责科学进步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罪魁祸首，现在，科学家又变成了战争中的大英雄。
在这个新的时代，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基础科学和科学家带来了崭新的技术；铁的事实证明，科学家，比政治家、工程师、工业家，更懂得探索何种新科学、开发何种新技术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部署新技术研发计划。美国的科技政策和美国工业研究的方向，一直受战时的经验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从中摆脱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科学家的贡献时，工业企业对新技术新武器的贡献亦不可忽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工业企业没有贡献出它们的技术诀窍和制造能力，原子弹是制造不出来的。曼哈顿计划的实施，有许许多多的企业的功劳，它们贡献了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
在二战中及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深受V．布什的影响。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但他大力鼓吹基础研究。布什是美国战时整个科技工作的总管，哈佛大学的校长科南特（J.B.Conant）是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布什建议美国政府罗斯福当局认真研究美国科技政策。布什组成了研究小组，大多数成员都有为科学而做科学的倾向。1945年，他们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这篇报告确立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基调。布什接受前辈的教导，边疆改变了美国的命运、性格和制度，所以在报告中使用了“边疆”（frontier）一词。该报告向美国人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科学可以无穷无尽地拓展美国的边疆。布什及其小组写道，通过建立或支持致力于“最佳的科学”的研究机构，美国人民将收获到无穷无尽的新技术，通过这些新技术，国家将更加繁荣昌盛，世界将更加稳定。他们继续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机构，美国人民的前景将是黯淡的，其原因是，欧洲的科学机构，大部分已被战火摧毁了。它们曾是美国科学和工业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现在美国必须自己来打基础。
布什的报告对华盛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本书9.2节）。布什的报告表达的是线性创新模式：基础研究→发明→商业化→利润。这一模式深入人心，被美国政府和工业企业采纳了。在战后的若干年里，那些过去没有建立研究与发展机构的企业，纷纷建立起研究实验室，启动研究与发展项目。1950年，IBM的创始人和总裁华生（Thomas J.Watson, Sr.），在公司里创办了一个纯科学研究机构，他聘请了一位天文学家来负责实验室的工作。1949年9月，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经理在给亨利·福特二世的备忘录中写道：“我确信，除非我们拥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家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研究机构，否则，我们福特公司绝不会赢得许多的‘第一’。”1951年中期，福特公司创办了一个“科学实验室”，致力于在与运输相关的众多领域里，展开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就这样，福特汽车公司也搞起了物理、化学研究。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开展了R&D项目的企业，为了做得更好，也加大了R&D的投入力度。杜邦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5年，杜邦公司已有11个制造部门，各自相对独立。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制造、营销和R&D部门。杜邦公司还有一个中央研究部门，就是那个开发了尼龙的部门。公司的中央工程部门在化学工程领域也开展了基础研究项目。当时杜邦公司的领导者决定，每个制造部门的研究项目都要扩大，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比重。杜邦公司希望，每个部门都要开发出自己的“尼龙”产品。至于中央研究部门，更是强化基础研究，有人说它变得越来越像“象牙塔”了。
杜邦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同一时期，通用电气、AT&T、柯达这些工业R&D的先驱者，也在大力强化R&D，特别是基础研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对1941年建造的实验室进行了扩建，并聘用了更多的理论科学家。
战时的大科学项目特别是曼哈顿计划，以及杜邦公司的尼龙、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使人们对线性创新模式深信不已。战后工业企业之所以加强R&D，是因为它们坚信，基础研究最终会带来创新产品和技术，带来商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