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吐鲁番文书”释义

我们这一讲的标题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应当说明的是，“文书”在这里是泛称，不仅仅指公私文书，也指写本书籍和典籍之外的其他杂写；“敦煌、吐鲁番文书”只是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出土文献的代表，其实也应当包括新疆和田、库车、楼兰、巴楚，内蒙古额济纳黑城等地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不论敦煌、吐鲁番还是黑城，也都出土了一些印刷品，有时候我们也笼统地把它们都称为“文书”了，此外还有“文献”、“遗书”、“写本”、“写卷”、“卷子”等不同的称呼，但因为材料形态和内容的丰富多彩，所以没有一个名称可以统一概括，所以我们还是用习惯的“文书”吧。

敦煌文书主要出自莫高窟的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文书的时代大概从十六国时期到北宋初年，以写本为主，也有少量的早期印刷品。另外，莫高窟北区也出土了一些文书，其中以西夏到元代的回鹘文、藏文、西夏文、汉文文书为主，但也有少量瘗窟中发现的唐代文书。与敦煌文书可能来自位于莫高窟的三界寺图书馆不同，吐鲁番文献既有出自佛教寺院图书馆遗址者，也有来自墓葬、城址、洞窟废墟者，因此不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墓葬、城址、洞窟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些文书时所特别要关注的问题，其中墓葬出土的墓志、器物，城址或洞窟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壁画、雕像等遗存，都是我们需要同时关照的资料。

不论敦煌还是吐鲁番文献，主体内容都是佛教典籍和公私文书，时代都集中在中古时期（南北朝到隋唐），但由于两地的历史发展在某些时段并不相同，因此两地的文献也各有各的特点，比如敦煌文献中以吐蕃到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文书居多，而且越到藏经洞封闭的时点（约1006年前后），文书的量越大；而吐鲁番文献的跨度要较敦煌文献长得多，从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文书，到蒙元时代，各个时代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被发现，比如高昌郡（327—443年）、高昌大凉政权（443—460年）、高昌国（460—640年）、唐西州（640—803年）以及后来的高昌回鹘时期，都有相当多的文书留存下来，为我们研究古代吐鲁番盆地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素材。同时，敦煌和吐鲁番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城市，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中都有许多汉语之外的各种语言文献，如敦煌藏经洞发现有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而吐鲁番出土的胡语种类更多，上面提到的五种胡语，除了于阗文外，都在吐鲁番有所发现，而且，吐鲁番还有巴克特里亚语、吐火罗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蒙古语等非汉语文献被发现。从内容来说，敦煌主要是佛教文献，但也有许多道教典籍，还有少量但极其重要的摩尼教、景教的汉文写本，而吐鲁番除了发现大量佛教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的各种语言所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的文献，这是敦煌写本所无法比拟的。从形式来讲，敦煌文献主要是写本形态，印刷品只有早期的简单印本，而吐鲁番则有宋元时代的大部头刻本佛经和儒家经典、史书、韵书、字书等，还有回鹘文、藏文、蒙文刻经。

至于和田、库车、巴楚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主要是唐朝统治时期当地驻军和羁縻州管理的行政文书以及汉译佛典，当然还有当地民族用于阗语、吐火罗语、据史德语和梵语所写的大量文献。黑城出土的文献主要是西夏到元代的文书和典籍，西夏文、汉文、藏文、蒙文都用，写本、刻本俱存。

我们这门课程主要讲汉文文献，至于各种其他民族的语言文献，除非与我们讲到的题目有关，否则不在此涉及，我的另外一门课程“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有专门的讲述。

敦煌吐鲁番文书大多数是20世纪初发现并被各国探险队攫取，带到英、法、德、俄、日等国，中国也得到一些“劫余”之物，后来文书又进一步分散，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写经在拍卖行上出现，不知流转到何处。这些散藏各地的敦煌文献是陆续公布出来的，所以学者的整理和刊布也是陆续出版的，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出版界对于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抱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影印出版了英、法、俄等国和国内所藏的大量文书图版。面对这样陆续积累起来的整理成果，如目录、图录、图文对照本、录文集、研究专著等，一位研究生要对这些出版物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才有助于翻检这批数量不少的文献材料，找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素材。我的《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这类出版物和相关研究成果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可以参考。这里把最重要的目录、图录和录文集介绍如下，并补充《十八讲》出版以后的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