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愤怒的人与对可见者（le visible）的发明
大家免不了对我的报告题目感到惊讶。而我恰恰是有意这样取题的。让我来对此作一个简短的解释。在这个题目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呢？“梅洛-庞蒂，愤怒的人”，这个部分属于历史范畴，但这一历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法国在1945年这个年代所经历的共同命运。至于“对可见者的发明”这一部分，它直接指向某些认识论思考，指向对于一项哲学事业所关涉问题的重新审视：这项事业以《知觉现象学》（同样是在1945年）告终。换句话说，第一个部分涉及哲学与它的历史在战后法国这一特定局势下的关系，第二个部分则属于哲学的知识命运或使命。
这一知识使命不止一次地令哲学与其过去的关系发生决裂或者转折，这很可能是法国哲学的特征，它得到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的强调，以及启蒙哲学的继承。然而，在1945年，在梅洛-庞蒂及一些同时代人的思想中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张力，如此确切的判断，以至于这一张力及判断引发了对哲学遗产的严苛修正——包括“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它特有的操作方式以及它的知识地位。我的报告将在下列意义上以上面的问题为方向：这个问题远远不是提出一项新的批判立场，一项新的分析方式，或一种新的、强加以自己话语方式的规范性，而是释放出一些之前没有被察觉的可能性。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仍然处于这一思潮及其具有的建设性的影响之中。梅洛-庞蒂的思考过程是缓慢的，有时是不为人知的，我正是要向他作品的丰富多产致以敬意。
我必须还要解释一下“对可见者的发明”这项表达，以便消除所有字面上的矛盾。“可见者”是一件被认为如此平常、如此自然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发明它呢？然而，这里我所指的发明不是像轮子、罗盘、指南针或文字这样的，标志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明。我所指的发明是在“发明一个定理”或“发明笛卡尔坐标”的意义上，也就是说赋予我们的心智能力以新的知性手段，这些手段又蕴涵着众多其他的定理，这些定理构成一整个新的知识网，并在常识性的公式和说明方式中注入一整套新的说与思的方式。例如，泰勒斯的定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资料来源）蕴涵着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所有能借助尺和圆规获得的作图和证明；又比如，自然数的发明蕴涵着一整套直到今天尚未完成的算术学前景（且不谈它在东方[中国或印度]及欧洲的变体）。而这些都且不考虑对于正多边形和计数基本运算法的经验操作早就存在，它们的理论在此之后才与实例相分离并在其生成性（la généralité）上被把握（生成性是梅洛-庞蒂非常熟悉的用语，早在被联系于生成语言学之前，它就已经是40年代末的手稿《世界的散文》的结论用语）。这一生成性是指作品所具有的生成性——这些作品散播它们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它们表达的内容，并引发其他的表达方式，又或者，像梅洛-庞蒂后来所断定的：整个绘画都在它的未来中（《眼与心》）。我们将看到，“可见性”所蕴涵的东西远远超过绘画。
如果我们遵循这条线索（它必须在第一时间就得到说明），那么很清楚，“可见的”（le visible）与“不可见的”（l'invisible）这一对立（这也是被非常合理地赋予梅洛-庞蒂最后遗作的题目）并不指向作为可见者之他者（l'autre）的一项形而上学或神学实在，也不是强调一种现象学立场，在这一立场中，可见者具有现象性（phénoménal）的属性，它指出作为自己主语的那个实体。它的作用首先在于铺开一条意义之毯，以及这一意义之毯的所有隐含维度的效力，但这些维度既不是物的维度也不是存在的本体论程度。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与其说存在与虚无，毋宁说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并重申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不可见者是“可见性的零度，是可见者的一个维度的开放”（《符号》“前言”）。让我们暂且将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很清楚，梅洛-庞蒂有意从萨特式的处境（la situation）中提取出一对术语的意义和用法，在这一处境中，被见（vu）的东西受到见（voyant）的主体的虚无化，而见的主体的意向性视线是如此专注，使他暴露在逆命题及其自身的虚无化的危险之下。这些说明就目前而言已经足够。
接着，我将从战后的历史出发。这段历史根据一番对知识的更改来命名一项哲学计划，而这项更改本身并不作为一个事件而载入史册，它所牵涉的是一种具有特定节奏的历史分期，我称这种节奏为人类学节奏（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可以在讨论时对这一点进行展开）
。这样命名是出于它重视并激发我们对于感官的用法，出于新的、极度复杂的用法而汇入其中——伴随着它们自己的句法、组合方式以及生成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对于我们当代社会最实际和最急迫的文化意义。
我将以梅洛-庞蒂作品中的若干转折点为依据，这些转折点分布于一段为期十五年的时间中。它们最终以不可挽回的方式动摇了现象学的关键原理（参见《眼与心》），并拟定出一种未来哲学的“招标细则”（这是1961年《符号》“前言”的主旨所在，这篇前言针对的显然是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