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好的故事”不消逝于梦中

——卫俊秀著《鲁迅<野草>探索》重版序言

卫俊秀先生被打入冷宫多年的《鲁迅<野草>探索》一书（下称《探索》），将要重排付梓，再见天日，以奉献于广大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面前，这自然是一件十分值得欣喜的事。

李何林先生本来欣允为此书重版写一篇序言的。但他一病之后便卧床不起，久久无法动笔，直到前一个月初，这位著名的鲁迅研究的前辈，鲁迅精神的传人，竟溘然长逝了。在一种失去知音的悲哀之中，卫俊秀先生特意再次书函，恳挚地让我来写这篇再版序言，惶恐与惭然之情使我不敢动笔，拖欠了一些时日。

我是晚辈和学生，心之惴惴且不必说；从未给别人的书写序，也不想请别人给自己的书写序，更不愿动笔写这一类的东西，这是我的习惯。这次我依然是踌躇的。但是卫俊秀先生一再来函，字里行间，虽为长辈，却以诚相待，肺腑之言，不能不使我感动。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了。这不是序言，算是倾诉一点我对重见天日的这本书及其作者的钟爱钦敬之情，也权当来完成李何林先生的未遂之愿吧。

没料，甘愿做泥土的人却为泥土而受难。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多少人如蝼蚁一般被委弃于泥土。做人的权利被剥夺了，有的人甚至极惨地离开了他们为之献身的大地。就在那时，这本泥土社出版的小书的作者，也被送到陕北一带“劳教”，有时还要深入荒远的大林莽中，过着非人可以忍受的生活，甚至与鹿豕为友，虎豹啸声，时或可闻。那些漫长的年岁中对作者青春的剥夺与精神的摧残，是我们可怜的想象所不能达到的。自然随着那场灾难之后，沾了泥土社之“光”的《探索》一书也就被开入“禁书”之列，而无法走进读者。60年代为研究鲁迅，从老师手里借到这本书，还抱着一种偷食禁果的心情。《探索》一书今天能得重见天日，真是别有一番意义。《探索》及其作者的遭遇告诉人们：那种几千年前至高无上的皇权者发明的“焚书坑儒”的愚民之术绝不能再重演了！经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觉醒了的民族，难道还要那些思想的幽灵陪伴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走到21世纪去吗？

当然，《探索》的重版自有它的学术价值在的！

“我自爱我的《野草》;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辞》中如是说。

《野草》是鲁迅先生用他的血写的一本小书。本子最薄，分量最重。《野草》不仅是战斗的抒情诗的记录，它具有永恒的人类思想和审美的价值。它包含着一个充满悲剧而又正在奋起的民族的伟大儿子最深的痛苦与最大的欢乐，它容纳了一个“人之子”所具有的人类最高智者的思考。它结晶着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永不褪色的思想光芒。在鲁迅全部著作中，《野草》几乎可以说是人们接近鲁迅最深层的内在心灵最近的窗口。鲁迅的热烈与消沉，希望与虚无，愤激与快慰，欢欣与痛苦，奋起与返顾，韧性搏斗与不自珍惜，美丽的幻想与绝望的抗战，人道主义的博大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徘徊，都以极为矛盾的方式而又美丽的外形在这里凝聚。《野草》是鲁迅自身心态“中间物”最幽深的代表。一位新相识的朋友最近对我说，不了解《野草》，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我是深以为然并引为知音的。

卫俊秀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钟爱这本不朽的小书了。他怀抱热情，十年搜集，四年笔耕，几经删改，终于完成了这本《野草》研究史上第一部专著性的书。仅此一点，《探索》一书的开拓性与建设性的价值，就是值得称赞的了。《探索》填补空白的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探索》至今读来依然有它的学术价值。书前原有张禹先生的一篇《代序》，笼罩全局，对《野草》中鲁迅的内心矛盾和整体精神，做了较恰当的分析与概括。现在重版时为篇幅计删去了，我以为是很可惜的。《探索》本书则主要属微观分析性质，作者力图把握每篇作品的主旨和表现特色，以撒得开又收得拢的笔调，作了较为仔细的解析疏证工作。诚然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明的那样：“书中各篇文字，有疏证，有拈解，有说明，有论述，除说明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发挥主题思想之外，并试图对于艺术方面——段落结构，人物形象，风格，手法，以及语言运用，有所分析。”通读全书，又会看到作者在微观分析中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即在观照《野草》各篇的时候不脱离鲁迅思想和著作的整体性。每一篇的分析中，都引述了大量相关联的杂文、书信、小说，加以“内证”，又博涉其他国内外作家的思想言论，以资“外证”，烛幽发微，启人思索。传统的以文证诗的科学精神在新时代作品的阐释中得到了实践，就多数来看，用得贴切而不牵强，表现了作者发掘鲁迅精神这一全书中贯穿一致的整体性观察的思想。作者搜罗资料之广，印证开掘之细，都体现了这一总体精神。在微观的分析考察中不忘整体的思考阐释，是这本《探索》的一个特色。

《探索》产生之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具体作品精神的时间并不太长。这一思想方法运用于《野草》研究而产生较为系统的成果也所见无几。雪峰那篇辉煌的论文的产生还在稍后。《探索》作者于疏证解析中，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包括罗曼·罗兰、别林斯基、果戈理、日丹诺夫、高尔基在内的作家与思想家的一些深刻见解和作品，来解释和印证《野草》中一些作品的思想，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本文内在意义的理解。如解释《过客》，引述罗曼·罗兰说的即使十分疲倦了也要不惜任何牺牲往前走，“必须不喘一口气”的一段话；论述《立论》，引用了高尔基对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批判，果戈理的《死魂灵》中恶少地主罗士特莱夫要乞乞科夫摸他的小狗的耳朵与鼻子时，乞乞科夫的谄媚语言；论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把它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中的有些篇章比较，找出“相仿佛的地方”，等等，都是颇为有力而又恰到好处的。这些比较性的思考与印证，更有利于说明鲁迅揭示和批判的弱点远不止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而具有深刻的人类普遍性的意义。《野草》是鲁迅关于人生哲学零星而又深刻的思考的结晶。理解《野草》也要有一种开阔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探索》的作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已经拣拾了一些可喜的果实。

《探索》一书在对《野草》许多篇的阐释中，汇结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有自己创造性的思考，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譬如对于鲁迅“难于直说”的自白，作者有自己不同于一般习惯的解释的意见，关于《好的故事》的结尾与鲁迅一时的寂寞感的粗浅的看法，《死后》揭示的旧中国思想精神几种类型的概括，说《这样的战士》“是鲁迅多年来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他全部80万字的杂文的精神的凸聚点”，并引录鲁迅对雪峰说的“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等为印证，这些，都显出作者研究中的创造性特质，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以重复归纳前人的意见为满足。许多观点虽然并没有充分展开，给人不无遗憾之感，但三十多年前一位青年人写成的书，能于平易扎实中使我们看到一些思想的光点，就已经十分不易了。

《探索》已经是35年前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当然伴随它的缺点一起存在。具体的解释偏颇、肤浅和失误之处，我已经在那本《<野草>研究》中作了评论，这里就无须赘述了。倘该书与读者见面，一俟翻阅，也就不说自明。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出现的一些误解和弱点，在鲁迅这一特殊对象研究中，大体有几个原因是可以引为鉴戒的。一部分作品属于作者理解的肤浅而未体味到鲁迅创作该篇的深层寄托，如《好的故事》、《雪》等等，作者避免了附会与牵强，却不了解这些作品在表面景物描写背后的象征内涵的深幽。有的作品本身就是象征主义的，如《颓败线的颤动》一篇，仅从妇女悲惨命运的表层去理解，是无法体味鲁迅创作的艺术苦心与思想的博大的。另一种情况，是过分注意作品反映现实的战斗意义，而忽略了鲁迅内心矛盾的剖露。再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像《野草》这样作为鲁迅严酷解剖自己心灵矛盾的代表了。过分注重它的反映性质，而忽略它的内剖性质，是作者写《探索》时的一个主要弱点。前面讲的忽略象征的层次还在其次。一些篇中理解得不够深入、准确，特别是个别篇的解释与原意相距甚远，以致失之谬误。如《墓碣文》，以批判“正人君子”的思路来诠释许多诗意幽深的句子，整篇的意义也弄扭了。原因主要就在这里。忽略了《野草》的艺术性质的特殊性，忽略了主体精神的内在矛盾性，就不能准确而深入地把握这部散文诗的深沉的内涵。还有一个原因而又不能归咎于作者的，那就是时代“左”的气候的影响。作者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卫俊秀先生于1983年3月30日给我的信中就说过：“这本幼稚的小册子，是我一面教书，一面勉强凑成的。回忆当时情况，总觉得‘左’‘右’为难。强调艺术性，又怕斥为‘纯技术观点’……终于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向，纵然受到指责，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也就心满意足了。”经历过那个噩梦一般时代的如我们一般年岁的人，对于这些话中的滋味，是深有所知的。我们有审视足迹的自省精神，但我们不是理论的圣人。时代铸成的沉重的十字架，不应该由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这两代人来背负。在荆棘丛中跋涉，拣拾微薄的果实和不招人爱的野草小花，耸起瘦削无力的肩膀，让后来的人从上面呼啸而过，然后去营造他们美丽的海市蜃楼，或真实的高层建筑……这就是卫俊秀先生与我们这一代后辈所能尽的责任。

《鲁迅<野草>探索》一书，是尽了这份责任的。

感谢已经离开我们的良师李何林先生，多年前即热诚关怀这本被尘封多年的书，把它推荐介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但未如愿。现在，此书改由陕西师大出版社重版。我为诸事缠身，尚未动笔写此序时，尊敬的李何林先生竟不幸离开了人间。痛悼之际，心中似有无形的鞭影抽来，但可以告慰的是，他的这一小小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终日在匆忙中度过，昏昏然如梦一样送走了许多宝贵时光，连《野草》中的“一觉”也没有。身内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似亦有无数昏黄环绕。没有烟雾在空气中上升，但总希望在窗外那些片片云朵中，徐徐幻出一些“好的故事”来。它们，才真正是这本书的应该写的重版序言。

1988年12月7日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