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导言
1．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的《论人的尊严》写于1486年，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文艺复兴早已声名远扬，但在那些付梓的文字中，这篇小小的杰作却不太为人所知。可恰恰是它，为我们深入人文主义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契机。事实上，这篇文章——抛开它的偶然成因不论（皮科为了在罗马大会上讨论他的“九百题”而写，只不过这次大会并未组织起来）——无比深刻地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底色：人文主义，对人的自然（natura）的确信，以及对不同学科、文化、哲学和宗教的开放态度。
皮科的一生极为短暂，他的创造力也不过持续了寥寥几个年头。而且，人文主义的全部时光也只是电光火石，持续不长：改革和反改革的运动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面貌。但无论如何，人文主义还是为之后的历史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若非因为库萨（Cusano）、马西留·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皮科、伊拉斯谟（Erasmo）等人推动的哲学激情和普世性冲动，利玛窦（Matteo Ricc，一个世纪以后，但与皮科十分不同）的丰功伟绩就绝无可能。
2．1463年2月24日，约翰·皮科生于米兰多拉和康考迪亚（Concordia）伯爵家的米兰多拉城堡中。他的母亲朱莉亚·波伊阿尔多（Giulia Boiardo）意识到早熟的皮科天赋甚高，便想让他摆脱家族里传统的“军务”，以及伽勒奥多（Galeotto）和安东·马里亚（Anton Maria）两兄弟之间的争端，送他到教会学习。皮科先是在十四岁时，来到博洛尼亚学习法律。母亲于1478年8月去世以后，1479年5月，他又来到费拉拉学习哲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二人结下了互相尊重的友谊；此外，他还和巴蒂斯塔·瓜里尼（Battista Guarini）一起，养成了对“人文主义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爱好，并学习了希腊语。1480年10月，他辗转来到帕多瓦，在那里，他对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认识日益加深，并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美迪格的埃里亚（Elia del Medigo）的引导下，学习了一些希伯来卡巴拉（Cabala）的东西。1482年夏天以后，他来到帕维亚，补充了些逻辑学知识。在此期间，他和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来往日益密切，与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结交以后，皮科对诗歌创作萌生了兴趣。自然而然地，他也见到了伟大的费奇诺。他放弃继承权，转而与他的兄弟们一起逐个解决经济问题，结果重获巨额财产，这让他可以自由地追求精神上的兴趣。在佛罗伦萨，他精心呵护着自己和波利齐亚诺、费奇诺以及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友谊。为了学习希伯来知识，他又前往追寻美迪格的埃里亚，并协助犹太人佛拉维奥·米特里达特（Flavio Mitridate）工作，后者虽然性格古怪，但却是个十分能干的翻译家。此后，皮科曾到巴黎的索邦，完成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并结交了欧洲的许多大师名流。
3．1486年对于年轻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而言极不平凡。3月，23岁的皮科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来到他的朋友洛伦佐·美第奇、波利齐亚诺、马西留·费奇诺中间。5月8日，他启程前往罗马。两天后，他来到阿莱佐，试图劫走朱莉亚诺·美第奇（Giuliano de' Medici）之妻马尔洁丽达（Margherita）而未遂，这酿成了一桩巨大的丑闻。事后，他躲到佩鲁贾和托迪纳之间的弗拉塔，开始了一段硕果累累的隐居生活。数月的沉寂之后，自同年9月开始，几封信件又传回了他的音讯。这段时期有三封书信，对理解他的《论人的尊严》非常重要。
首先，皮科写信给马西留·费奇诺，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他的语言学习，谈到了智慧的迦勒底人（Caldei），以及他对普罗提诺的爱。我们可以把《论人的尊严》的第一版，以及他对“罗马大会”的构思追溯至这个时期（前者已为钦定手抄本所证实）。“罗马大会”应是一次由神学家、哲学家、教会人士组成的盛会，皮科本想在会上赎回自己的名声，兴高采烈地提议大家一起讨论他提出的“九百题”。《论人的尊严》可能就是这次罗马辩论的一个引言。
10月15日，他给安德烈·考内欧（Andrea Corneo）写了封长信，谈了一些头年5月的事。他对自己的过错深感愧疚，不再为自己辩解。事实上，他做的那些事，别人可能已经宽恕了，可他仍无法宽恕自己。不过，他同时也是为自己的精神和哲学兴趣、为自己的社会身份而辩。
最后，11月10日，他告诉他一位无名的朋友说，他的“九百题”已经大功告成。在《论人的尊严》里，他则加进了最后一部分，这部分是由福音书所激发的，“我赐你们我的和平，我赐你们我的和平，我将和平留给你们”。皮科激情满怀地感到，他的事业可赐予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以和平。
解经学的热情，哲学——神学的事业（两者的法则并行不悖），对永恒内在和平的服侍，这些都是皮科这篇苦心孤诣之作的原初主题。皮科来到罗马之后，他可能对文章的四分之一做了修改：他曾预计，他的事业必会招来无数反对和谴责，因此，他预先做了许多辩护，修订以后，他虽然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观点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显得那么具有颠覆性了。
4．随后，他来到罗马。12月7日，他的《论题》（Con-clusiones）在此出版，不过反响平平。1487年初，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zo VIII）下令禁止公开讨论。1487年2月29日，一个由主教、神学家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受命而生。他们召开的会议从3月2日持续到3月13日，但皮科只出席了其中的五天。他的七个论题遭到谴责，另有六个留待审查。1487年春，皮科迅速准备出一份“申辩”并将之付印（不过，《论人的尊严》只在1486年出现过，他死后由他的侄子约翰·弗兰西斯和其他作家加以整理、出版）。既然他的一些论题受到攻击和谴责，皮科就要用他的“申辩”进行回击。这篇文章也很重要，因为在“申辩”中，皮科区分了两种不同等级的确定性。一个等级是信仰，即直接源于圣经和最开始的四次宗教大会的信条，以及之后那些宗教会议的信条（等级就稍低了）；另一个等级是教父和神学家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对也可能错，也可能彼此相似或接近，但与其相左并非就是异端。即，一方是信仰，一方是意见。但“申辩”很快被驳回并遭到审查。7月31日，皮科在公文上签字，表示服从教权，而他的《论题》必须被焚烧一空。受辱的皮科于悲伤困顿之中弃离罗马，准备前往法国；无奈旅途之中被捕，让人押解到了巴黎。好在法国国王庇护，将他迎至文森（Vincennes），让他得以在1488年4月回到佛罗伦萨。不久，亚历山大六世调和皮科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取消了他的罪名。
皮科生命的最后几年，出版日益密集，但也必然不再那么富有创造性。1489年的夏天，他在菲耶索来（Fiesole）凝神沉思，专心注解《创世记》第一章和《诗篇》。同时期，他还写了《论本体和太一》（De ente et uno），将它献给了安杰罗·波利齐亚诺。因为后者为他收集了一本书的手稿和断章，而恰是这本书，向人们揭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一致性”。此外，他还潜心写作大部头《星相学论争》（Disputationes in astrologiam），这个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他的侄子于1496年出版。书中，皮科区分了天文学和星相学；虽然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很支持星相学（比如费奇诺），但皮科仍然与这些流行观点针锋相对，坚决否定了星相学的有效性。再后来，因为一次发烧，皮科在极短暂的疾病后于1494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世。
5．皮科的形象，连同他的英年早逝，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和学者的关注。最近几十年里，不少重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皮科著作的新版本和翻译也纷纷面世，有关他的资料一直惹人关注。粗略说来，围绕皮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面向。
皮科解释的主导性面向是由雅克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写作的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以及由约翰·金迪勒（Giovanni Gentile）、埃乌节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皮科研究的重要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以及最近那些研究皮科的魔法文化、占星术文化、神秘文化、卡巴拉文化、调和文化的学者所推动的。这种面向因为皮科的个人主义以及他所体现的自由，坚持把他看作一个革命者和现代性的杰出代表。皮科解释的另一种面向——就《论人的尊严》来说——坚持皮科和圣经的神学传统、教父学传统和经院神学传统的一致性。这种面向的代表人物中，亨利·德·柳巴克（Henri De Lubac）以其“纯粹的激情”和“更高的学识”而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其他学者里，Di Napoli的工作也很突出）。
最近几年，研究皮科的重要论文日益增多，皮科作品的单行本也在逐年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弗朗切斯科·保斯（Francesco Bausi）编订的版本，以及我们编订的，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犹太和伊斯兰世界的皮科研究也越来越受人瞩目。
6．不过，我们还是更加偏重于宗教的、但也是普世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思路。因此，才有了1997年和布朗大学的“皮科计划”（Massimo Riva, Mike Papio, Saverio Marchignoli, Dino Buzzetti, Francesco Borghesi等教授参与了这个计划）。在网上还能读到我们的导言：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的《论人的尊严》，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该书写于1486年，它赞颂人是自由的造物，能认识并能管理一切存在物。不过，这本《论人的尊严》谈的更多的却是人的职责：这个形象未被先天规定的造物，必须通过一段长途跋涉才能实现自己的完善，即，要从道德自律出发，通过形象和知识的多元性朝向一个更高的、无法言说的终点。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相信，“存在”的这种发展范例应当是普遍的，因为它在所有的传统里都有迹可循。我们对《论人的尊严》的兴趣在于，在他的论述里，形象未定且非常卑微的人要通过人类文化的多种现实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每种文化都构成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的本质、功能、结构乃是相同的。由此，不同文化之间就有了和平的可能性基础。
7．在几年前写的一本小书《道路的多元性》（Pluralità delle vie）里，我曾梳理过《论人的尊严》的核心线索：
首先，是皮科对自由的精神兴趣的辩护以及对解释学的信任，这让他首次能把各种文献和诸多世界放在一起谈论；
其次，是他对教规和圣经的开放勇气（但从不与它们相左），以及对一种“永恒哲学”之源头的研究；
再次，是双重语言。皮科既能用圣经的术语（他从未放弃过），也能用柏拉图的术语（无论如何，也是哲学的术语），来谈论同样的精神体验；
以及道路的多元性，即通过道德的、理智的、灵性的进展模式，将一切都引向一个同一的结局；
最后，或许我们得说，是美的道路和“诗歌神学”。后者让皮科肯定，“每个学派都非同凡响”（回应西塞罗），让他根据不同的作家给文本分类，并尊重每个作家的写作方式。
8．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试着概括出奠定皮科思想的那些前提，并藉此从他作品中的那些断章（众所周知，他的《论题》只不过是些总括，缺少论辩性的主干）里重构他的思想。
首先，是谱系学的范例以及人类知识的原初同一。显然，马西留·费奇诺通过他杰出的工作，尤其是他的翻译，以及他对古代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的强调，为皮科奠定了基础。在《论人的尊严》（尤其是第一版）和皮科的《论题》里，似乎已经隐含了一种原初的谱系，其中，“迦勒底人”因为和琐罗亚斯德相连便卓尔不群；卡巴拉是希伯来人先祖的杰出代表，功业便难以企及。皮科想提醒人们，谁若回溯至古代智慧，谁就能接近一种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在自身中包含了思想同一性的基础。然而，这种同一性已经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消逝殆尽。但皮科相信，自己能向人揭示这种同一性思想的不同形式之间的一致性：特别是琐罗亚斯德和卡巴拉之间，以及埃及智慧和俄耳甫斯智慧之间的一致性。
其次，是存在物之间的“共在”。皮科在解释各种思想源头的同一性时，在《论题》里提出，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一致性，存在一种原初的哲学基础。这涉及到“他主张的那71个悖论性‘论题’，恰恰是它们，带来了哲学的新观点”：这就是他的“新哲学”。为了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他构思并提出了存在物的不同状态和等级，其中，末位和首位的都叫做“同一的”，它们奠定了万物之间的基础关联。其基本原则是：“尽管照着神学传统，万物的神圣等级各不相同，但却必须设想：一切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切之中”（引自普罗克罗《柏拉图神学》第五章，“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在每个部分之中”）。他也本能地引述了库萨的尼古拉，但这种引述并不可靠。可靠的是，“一切在一切之中”这种表述形式渊源古老，由来已久（《旧约》里也有“上帝是一切并在一切之中”）。
这里还诞生了一种人们说到的各事物之间无限的“互文性”，出现了这样一种直觉，即：认识那些统治自然的法则，并可能用某种将万物连接起来的纽带的力量（普遍的“同情”）来影响自然。弗兰西斯·培根的格言“人若不能服从自然就无法命令自然”在《论人的尊严》里已经出现了。这个背景就是典型的启蒙式的：对“魔法”重新加以估量，并将它当作古代原始智慧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里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认识虽然即将变成为人服务的技术，但在皮科这里，它仍存在着一种张力。
最后，是个人和全体的末世的同一性。固定神圣形象的不可能性，宛若一道光芒撒满《论人的尊严》的开篇：人也“缺乏固定的形象”。个体和全体的人性结局，是回到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仅仅和“沉默即是赞美”的绝对性相连。《论本体和太一》（De ente et uno）曾谈到了上帝居于其中的幽暗，其中有一段，皮科引用了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igi Areopagita，见《使徒行传》17:34）的著名段落，说神圣性“不是真理、智慧、太一、统一、神圣、善、不是灵……神圣性中没有任何言辞，没有姓名、认知、黑暗、光明、错误、真理，也无法对它作任何的肯定或否定”。
在智慧的谱系学上，《论人的尊严》的历史前提太过薄弱。他对语言的热爱与哲学家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完全是两码事。皮科诸文本间的关联，只能零散地从古代的寓意解释那里获得支持。神秘论和魔法的魅力以那种近乎让人生厌的方式遍布最后几页（翁贝托·埃科曾打趣过这种“神秘”）。甚至，修辞文化和人文主义的拉丁语使得皮科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还要难读。
然而，重要的是捕捉皮科的作品中哪些在理论上才更为关键（现代的？当下的？在一个后黑格尔的时代和后历史的时代还可以使用这些形容词吗？）：我们要思考由雅思贝尔斯提出来的、今天在研究中广为接受的“轴心时代”；要思考今日更受瞩目的莱布尼茨；我们要思考最近由哈贝马斯提出的、对宗教认识和哲学认识之间对立的超越；以及，在对存在物的理解方面，要思考那种“存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中世纪的阿拉伯宗教哲学曾经提出来，最近一位伟大的比较学者井筒俊彦（Toshiko Izutsu）（《道教和苏菲派》, Taoism and Sufism,1984）则将它视为伟大传统的共同基石。
9．眼下的这个中译本，根据《论人的尊严》由“皮科计划（Pico Project）”小组编订的英译本翻译，参照钦定本（ditio pinceps）拉丁文本以及查尔斯·格伦·沃利斯（Charles Glenn Wallis）的英译本校对，其中的标码和分节是由博里（Bori）教授本人参照“皮科计划”编订本所做，并非出自皮科原本。这本是我们集体工作的结晶。我们相信它会让大家感兴趣，并能潜在地开启其他成果。前人的思考也会吸引中国的读者——我们从来不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它们的隔阂无法逾越。特别是，我想它应该会吸引下述读者：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接触到了那种人文主义的文化——借助它，利玛窦和其他同仁们开创的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更积极的交流才变得可能。
更普遍地说，如果人们看到，儒家文化里也存在类似的经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那么人文主义就更容易在中国受到重视。一个世纪前，人文主义就经历了它的“再生（rinascimento，启蒙）”（胡适）：注重经典，渴望它们复活并将之践行出来，从而服务于当下。
最后，人类学的基本信心，人自由地评价自己潜能的“权利——义务”观念，以及对爱与和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能在这里找到回音。
北京，2010年4月20日
（吴功青 译）
皮科著作：
De hominis dignitate, Heptaplus, De ente et uno e scritti vari, ed. Eugenio Garin (Firenze 1942).
Pico Project : www.brown.edu/ Departments / Italian_Studies / pico /
Steve A.Farmer,Syncretism in the West:Pico's 900 theses(1486):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systems: with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ed.Steve A.Farmer(Tempe 1998).
Pier Cesare Bori, Pluralità delle vie. Alle origini del Discorso sulla dignità umana di Pico della Mirandola, testo latino, ed. Saverio Marchignoli (Milano 2000).
Discorso sulla dignità dell'uomo,ed.Francesco Bausi,(Parma 2003), LXIX, 206.
Opere complete, a cura di Francesco Bausi (Roma 2000), CD-ROM.
皮科研究著作：
Giovanni Gentile: Il concetto dell'uomo nel Rinascimento, in:Giornale Storico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67(1916),17-69.
Eugenio Garin: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Vita e dottrina (Firenze 1937).
Ernst Cassirer: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Ideas,in: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Ideas 3(1942),123-144; 318-346.
Henri de Lubac: Histoire et Esprit - L'intelligence de l'écriture d'après Origène(Paris 1950).
Giovanni Di Napoli: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e la problematica dottrinale del suo tempo(Roma-Parigi-Tournai 1965).
Henry de Lubac:Pic de la Mirandole:études et discussions(Paris 1974).
Chaim Wirszubski: Pico della Mirandola's Encounter with Jewish Mysticism,(Cambridge-Mass.1989).
P.C. Bori, The Modern Search for Universalism in Western Culture, in: Culture, Religion and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 cura di Y. Shibata, Meijigakuin University, Tokyo 1999, pp. 19-30.
Toshiko Izutsu, Taoism and Sufism,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