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镜今鉴

清朝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侵占越南，直逼滇桂边境，云南总督岑毓英奉命出兵抗击，却缺饷少银，岑向滇省商人求援未成，独有王炽垫付60万两银子支持出兵抗法。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平，慈禧仓皇出奔西安，所带银两不足以采办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命沿途钱庄票号出资力助。慈禧回北平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又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光绪年间，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清朝廷念王炽于国于家的慷慨义举，准请赐和保奏，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囷”匾额，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带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品商人。

王炽一生关注家乡的事业与教育，垫付银两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民族工业；专设“兴文当”，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石屏县袁嘉谷成为云南第一位状元，王炽将“兴文当”的积蓄，一半奖给袁嘉谷，一半修建状元楼，诏示天下。他还出资建昆明同仁街，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读书院，捐学田八十余石，捐赠《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共四万册）；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以解人、马渡江依船之难。此外他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

纵观王炽的商人生涯，他心系国家，情归家乡，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在王炽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在消费心理上都不正常，王炽之举可谓是“君子之富，好行其德”。王炽多次救国于危难时刻，并且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更是获得朝廷赐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更称他为“钱王”。

清雍正十五年（公元1737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朝廷上下一筹莫展，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主动请命，他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范家以“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

清朝末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山西人民的挣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及各票号纷纷解囊，集资150万两白银，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煤矿开采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产资源。1919年，山西掀起抵制洋货运动，山西商界先后成立“山西商人自强会”、“太原商界抗日救国会”、“山西商界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倡导使用国货。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报国济民的事迹屡见不鲜，充分体现了山西商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国家的发展命运，把报效祖国作为己任，在国家、人民有了困难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敢于承担别人所不敢承担的重任，对于救济贫民，慈善事业更是身先士卒。特别是明初晋商积极输纳粮草等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新建的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起到一定的作用。

尽管晋商的财力可以使他们傲视权力，但在当时的社会里，想摆脱权力的干预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晋商通过参加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能够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晋商发起并参与的公益活动涉及范围广大，影响也是深远。通过晋商的慈善活动，一方面使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各种支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晋商的这些活动促进善风善举的发展。晋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劝化民众，同时也会赢得公众尊重，提高其社会地位。另外，晋商通过公益活动增强自身组织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使本团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有所增强。通过参与公益活动，使得晋商能够接触所在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是总督。这不仅能给晋商带来一个相对宽松的经商环境，而那些心存感激的官员们也会把一些有利于晋商的言论带到朝堂之上。

从公元前3—4世纪，古希腊的统治者就开始关注奥运会，以期把奥运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提高公众形象和树立权威。每年举办一次的奥运会成为一个展示公平和正义的舞台。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成为其国家人民的偶像，吸引了政治和商业力量参与奥运会，大部分人认为奥运会的赞助在古代奥运会就出现了。虽然不同于现代奥运会的赞助，因为至少从金钱的角度看赞助者不能从中直接获利，但是可以为他们带来政治上的承认和辉煌。雅典最伟大的 Kalimarmaro体育场就是由富有的Irodis Attikos资助建成的。到了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又有了私人和公司的赞助，那时踌躇满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顾拜旦先生一心想恢复奥林匹克的光荣传统，但希腊政府却苦于找不到奥运会赞助商。没有赞助商，奥运会门票的印刷都成问题，更别说门票收入了。为了弥补资金空缺，从希腊王室到平民百姓发起了一场浩大的募捐运动，共募集了33万德拉马。其中George给予了很大的资助，他认为奥运会的复活有助于提升希腊在海外的形象。柯达的创始人伊士曼此时也站出来，为第一届奥运会免费印刷了大量正规的门票。门票收入对当时的奥运会来讲杯水车薪，于是希腊政府想到“门票不足邮票补”，特意发行了一套以古代奥运会历史为题材的邮票高价出售，结果收益颇丰，使首届奥运会得以顺利进行。

奥运会，从其起源至今都备受公众的关注，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提供给企业很多机会，像案例中提到的柯达集团，从第一届奥运会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支持体育事业，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再如，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KTF对SK电信、阿迪达斯对耐克、JVC对奥林巴斯等企业之间纷纷展开对决战。在东道主之一韩国，KTF致力于与韩国政府及有关体育组织开展合作，领先于第一企业SK电信成为世界杯正式赞助单位。官方赞助商现代汽车交纳了大约1 000亿韩元赞助费，但是战略上通过广告可获得60倍的6兆韩元以上的后期效益。另外，体育赞助是一种软广告，如果体育活动和赞助商形象符合，公众会接受并认可，而且容易对品牌产生肯定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