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40多年里，从最初作为一门课程，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IPE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大学，IPE的发展甚至到了超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地步。这里首先通过对IPE过去40多年在西方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进展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评估，以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发展的特点是什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IPE有何重大学术进展？如何评估IPE在中国的发展？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及其争论

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传播的广度上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研究的目标是，如何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置于国际关系研究中，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局面。所以，“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的核心是寻求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其中，最具典型的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和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的定义：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带来的。他们是人类在自己确定的体系和一套自己确定的规则和惯例中做出选择的结果。

——苏珊·斯特兰奇

虽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是十分有益的：但这仍然未能给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美的框架。概念、变量以及因果关系等分析方法在这方面尚未得到发展，政治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经常被忽视。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理论或方法的统一，需要对社会变化的过程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认识。因此，我在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仅仅是指运用折中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观点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涉及国家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分布，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反过来，这些问题也涉及市场和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和其他政治行动主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仅仅国家或市场都不是主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及其周而复始的变化。

——罗伯特·吉尔平

如何解决学术界这种将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因而难以解释国际社会现实的状况，便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被组织的方式，或者政治无政府状态如何和国际经济合作相协调——政治组织和经济职能的不一致。更为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核心问题是如何定义这种结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如何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在寻求政治和经济如何关联的过程中，强调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联性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同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大卫·莱克（David Lake）。

这一领域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而且通常是两种独特的方式来定义的。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有不是安全研究的东西：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涉及经济自变量或经济因变量，例如经济要素作为原因或者作为后果的经济结果。……第一种定义，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它包括不是安全方面的所有问题，尽管所有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第二种相对狭窄的定义更富有启发性，它假设经济要素是这个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或者更狭窄地说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它包括如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的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特别是市场运行的。反过来说，它也包括经济现象是如何通过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以及能力从而改变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经济要素组成的现象，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海伦·米尔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种替代的组织方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即人们所熟悉的2×2模式。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是否集中在利益或者制度的解释性作用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中的解释要素是否根植于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除了国内和国际的相互作用，或者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有]的几乎所有的路径都能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假如说在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他们必须抓住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中的经济要素。同时，经济学家也开始将诸如集体行动和政府制度等政治要素加入他们的模型中，结果便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与经济学家的对话，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在必须挑战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政策的经济基础，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最近几年成为一个高产的领域。这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与国际关系的共同性越来越少，而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越来越多。

——莉萨·马丁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国际经济交换的政治学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探究领域，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经济模型只是被应用于政治现象研究中。这一领域主要由两类问题组成：第一类问题是，国家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开放自己使得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进行跨界流动？在这一类问题中，开放是一个因变量，或者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结果，而政治是一个自变量或原因变量。经济理论假设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国际商业很少例外地提高福利，[这导致]许多幼稚的政治分析家主张国家应该不断地开放。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立足的现实是，[国家]开放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而是需要解释的。第二类问题是，融入（或不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个人的利益、行业的利益、生产要素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这里，政治是一个因变量，而一个行为体如何确定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是一个自变量。在现实中，这两类问题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方便，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只研究这个因果圈中的一半。

——大卫·莱克

仔细比较一下以上“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我们可以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如下一般的定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本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种定义自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例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二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主要立足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即使涉及经济要素，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外在变量；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国际关系时，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在变量，探讨经济要素的流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国际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学假设世界市场是完全市场，特别是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更是如此，而现实中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经济学不能解释世界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联盟经济”现象；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主张对这种不完全市场的原因以及结果进行研究。二是国际经济学假设维护世界市场的制度因素（例如国家、霸权、国际组织）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外在的，但在现实中，世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市场创造过程中，国家是作为一个内在变量参与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以及这种分配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二、“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20世纪70—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二是尼克松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三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四是欧洲区域合作的初步成功。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反思的学者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虽然他们的学术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框定了IPE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范式。

1．研究议题

就研究议题而言，按照海伦·米尔纳教授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心如下五个核心命题，以此向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事实上，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主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1988）。前者对英国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而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由于美国仍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退。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似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个问题激发了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这种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不等价交换”模型，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

（5）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和R．维农的《主权困境》（1971）。前者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认为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后者则假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

2．研究路径

就研究路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IPE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至于依据何种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则是IPE创立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IPE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形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我曾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这一路径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IPE或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在IPE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即为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表0-1）。

3．20世纪70—80年代的学术意识形态与特征

就学术意识形态而言，与继承19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在IPE中也形成了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即现实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这样，“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成为20世纪70—80年代IPE构造理论范式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以此为基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1987年、1988年）的教科书中对IPE进行了总结，由此框定了IPE的基本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学术意识形态。后来的莉萨·马丁将其概括为“吉尔平式”（Gilpin's typology）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个人却宁愿将这一时期（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学者称为“第一代IPE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为：（1）他们并没有经过IPE的训练，其学术背景或为政治学（如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或为经济学（如美国的理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或为历史学（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或为社会学（如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他们在各自供职的大学里主持IPE研究项目，或类似于IPE的项目，讲授IPE方面的课程，培养IPE方面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IPE称为IPE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学者”所奠定的IPE有哪些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面临哪些挑战？后来的学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框架？又如何克服和超越第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似乎这一时期所有的IPE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关联性上，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吉尔平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他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影响和改变财富的分配和分布，进而改变和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分布。二是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论”。斯特兰奇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世界市场”，她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可概括为四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知识结构，国家在这四个领域中所拥有的权力不同，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的差异。三是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社会联系论”，我将其称为“中间路径”。这种路径力图打破国家是单一的、自治的假设。所不同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关注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关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2）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在20世纪70—80年代，当学者们讨论IPE的研究议题以及方法时，主要是力图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进行讨论，因而主要任务在于确定研究范式，借用莉萨·马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范式之争”。因而，在这一时期，IPE的理论范式主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在于，IPE主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中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图0-1给出了IPE中比较盛行的关于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而IPE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则主要在于，尽管IPE的早期研究与经济学家密切关联，但IPE的真正产生却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由于IPE的兴起与“美国霸权衰退”相关联，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学术界所说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次论战”，但由于其时国际关系主要为现实主义所主导，所以，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在IPE中相对盛行，无论是美国的吉尔平，还是英国的斯特兰奇，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参见表0-2）。

（3）以霸权和国际制度的论争为主线。从60年代末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开始，一批学者开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挑战现实主义。从一般理论上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所谓的“两次论战”），而就具体的研究纲领而言，则集中体现为霸权稳定论和国际制度研究的相互竞争。自由主义从新功能地区一体化理论（50—60年代）、相互依存理论（70—80年代）到新自由制度主义（90年代），其核心就是力图证明世界政治并不如现实主义设想的那样悲观，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而以吉尔平、克拉斯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则强调只有将国际经济关系放在国家权力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而，霸权稳定论就成了现实主义者辩驳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纲领。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始终围绕着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展开，其基本假设是，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主张全球市场的发育或侵蚀国家主权，或决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则坚持民族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市场力量。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哪种将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研究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互动的。

（4）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尽管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争论，但一个关于IPE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之下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IPE Section），并且从1985年起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第二，不但在《国际组织》杂志以及《世界政治》杂志发表IPE的文章，而且在英国还出现了专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冠名的杂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第三，学者们在IPE的核心研究议题（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货币、跨国投资、发展）方面趋于一致，并在大学里开始培养博士生，进行专业训练，这些博士生今天已经成为研究IPE的主要力量，其博士论文已经成为IPE的重要文献。

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现实主义未能很好地作出预言而感到不满，并开始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治的”假设进行修正；而全球化进程中行为体的多样性则进一步促使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提出质疑。这样，利益与制度成为IPE关注的主题。

如果说IPE在20世纪70—80年代关注的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扩展，IPE则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与“第一代IPE学者”吉尔平以及斯特兰奇“单一、自治的国家”的假设不同，“第二代IPE学者”则假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下，第二代学者将第一代学者的前提假设加以扩大，即IPE主要研究如下两种关系：（1）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2）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莉萨·马丁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修改为利益和制度的关系，并将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概括为“2×2”模式。

90年代中期以来，IPE在第二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无论是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专业化。与70—80年代的发展相比，IPE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以利益和制度为核心

利益和制度其实并不是两个新概念，在第一代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将原来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研究核心扩展了，其中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国内政治制度安排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与第一代学者主要立足于“国家是单一的”这一假设不同，第二代学者则将国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他们在日益成熟的IPE学科内，加强对经济学工具的自觉运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界定利益与偏好的形成，同时将西方民主国家日渐完善的政治学分析工具扩展应用于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由此形成了四个系列的核心议题：

第一，关于国家的研究。与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改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政治利益偏好（个人的、行业的或者利益集团的）的制度框架，强调国内政治利益偏好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分析框架，强调理解国内政治过程在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这一路径下，多数学者把国家看做是国内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中介，重点分析国内利益、制度以及信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层面的谈判与合作；另一个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开放经济政治”（Open Economy Politics）的概念，主张从厂商、产业部门或者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突破了以往“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假设，为深入研究国家的偏好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二，关于地区主义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单一货币的实施以及共同防务和立法的提出）以及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例如FTA是加强WTO还是削弱WTO?

第三，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在IPE领域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如果有变化，有哪些变化？二是那些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国家（如在亚洲），是由于进行了国内政策的调整，还是接受了国际经济组织既有的规范？那些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或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如在非洲）是否由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第四，关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IPE也研究国际制度，但此类研究大都建立在一个逻辑假设上，即美国霸权是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制度建立的主要动力，所以，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如果可能，国际制度的作用何在？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冷战的结束以及相应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IPE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推动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是什么？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吗？如果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人们接受技术变革和创新存在很大的差异？二是非国家因素，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如何改变全球治理的方式？三是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推动全球化的国家是如何进行政策调整的？

2．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相关联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IPE主要与国际关系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学者在对“2×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获得共识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的成果。海伦·米尔纳曾简明扼要地图示了这种关系（图0-2）。

这里，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间，IPE在建立独立学科的同时，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联性究竟表现在哪里？

（1）IPE与国际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在国际关系领域，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颇为盛行，并由此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论战”。与此相关联，IPE也深受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并形成了IPE的两种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方法，IPE中的制度主义主要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规则（rules）在框定个体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IPE中主要体现在强调规范（norms）和价值（value）并不独立于行为体的利益之外，规范和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身份（identity），因而也就成为利益（interest）。

（2）IPE与比较政治

20世纪70—80年代，IPE主要集中探讨国际体系中相同的问题，因为一般都假设相同的国际力量可以导致相同的国家行为，因而IPE与比较政治的关联性不大，但进入90年代，学者们发现，即使相同的国际力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行为，因此，比较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便成为IPE学者努力的方向之一。这也是新一代IPE学者主张“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相关联的主要原因。比较政治对IPE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使用“Large-N”方法进行案例研究；二是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尤其是研究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外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的多样性。这两点为IPE提供了大量的案例。

（3）IPE与经济学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主要是解决IPE的理论研究范式，以此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突破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二分法，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来解释当时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IPE在问题领域研究的进展，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对于理解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对IPE的影响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理性选择方法和博弈论在IPE研究中的重要性。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探讨单个行为体如何根据其偏好进行利益最大化，在IPE中这种方法主要应用在贸易领域以及合作问题上；而博弈论则强调在做出选择时考虑对方的选择，双方的选择不是在信息完全或者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IPE中它主要应用于强调国际和国内力量互动进程中的偏好、信息不对称以及决策的时序问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第二代学者提出的战略选择方法，据此研究国家间互动如何影响选择和战略。在这里，行为体的选择不仅反映出其偏好和约束条件，也必须考虑其他行为体的决策过程，这样就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另一方面则是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加强国内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模型：一个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另一个是不同利益集团游说导致的政治决策模型。

3．进一步突出和完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

90年代中期以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批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新的自我完善，修正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理性主义的这种进展在IPE研究中是最为明显的。在理性主义框架内，新一代学者开始采用系统化和数学化的方法来证明基本命题和假设，并且就如何推动IPE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吸收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果，采用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以及将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重新综合等。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学者不仅在分析框架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在如下三个具体研究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依据社会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政策偏好；研究国内制度和利益的结合方式；讨论国际层次的国家间互动。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年的成就与挑战

相对于IPE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IPE进入中国学术界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的事情。首先是盛行于欧美学术界的、IPE的两本导论性著作——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于1991年组织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组织了为期五年的“中美关系国际研讨班”，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我组织了为期四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邀请了国际学术界的IPE领军学者前来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学者参与其中。到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列为国际政治专业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及至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正毅教授和朱文莉副教授分别推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标志性的成果是张宇燕、李增刚推出的《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三件事尤可称道，它们标志着IPE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专业制度化。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学科专业调整，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几乎出现在所有大学的政治学系的课程目录中。

第二，原版教材的影印出版。从2003年开始，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决定引进一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原版国际关系教材及专著直接影印出版，涉及IPE的主要有三本，其中由哈佛大学政府系弗里登（Jeffry A.Frieden）教授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莱克（David A.Lake）教授选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的出版，对于中国学生了解IPE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专题实证研究在加强。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还停留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IPE研究已经逐渐深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原来的一般理论争论开始转向专题实证研究；第二，除了原来的核心议题贸易、投资、货币以外，在能源、转型、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区域化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第三，寻求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关联性，并开始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在肯定既有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训练比较薄弱。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政治学，但必要的经济学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个定义，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自然可以将IPE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国家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IPE的研究自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议题”，要求我们具备起码的经济学知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IPE与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个主要原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弈论的基础，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又如何理解联盟经济；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史的基础，如何理解世界经济中的制度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政治学训练中加强经济学基础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分析性研究工具掌握不足。在IPE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相比，总体上是描述性的研究多于分析性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学者在讨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时，喜欢用“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这样的语言，至于政治如何经济化以及经济化的程度如何，或者经济如何政治化以及政治化的程度如何，却很少有比较像样的成果。导致这种研究倾向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学者们寻求经济的政治原因或者政治的经济原因，没有相应的分析工具将其变成一个内在变量，结果自然局限于表面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而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政治和经济仍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第二，对于分析性的工具或者研究路径掌握不够。比如，在我国政治学学科的训练过程中，多数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回归分析这种工具，至于双层博弈，也主要是经济学学生们的专利。这种分析工具的欠缺，使得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通常只会运用描述性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分析性工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变量，比如制度是很难量化的，但大多数变量还是可以量化的。

第三，与中国关联性的研究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哪个事件可以与如下两者相提并论：一是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二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大事件使相关国家成为“转型国家”，然而，即使是在国际学术界，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刚刚开始。与大量关注欧洲和美国（特别是OECD国家）的经验相比较，真正关注中国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真是少之又少。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学者们担心中国的经验研究是否具有知识的普世性。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种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创造出普世性知识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这种学术意识。否则，我们会一直在一种“两难境地”中徘徊：或担心自己落后而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或担心失去自己而强调“本土化”和“特殊性”。

第四，学术共同体远未形成。尽管IPE进入中国学术界已经十多年了，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由于我们在知识谱系、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远未形成某种共识，所以，与西方学术界相比，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关IPE的知识共同体。

保持已有的成就，面对挑战，决非哪个个人或者某所大学独立所能完成，这需要我们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惟有这样，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专栏 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不仅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且也存在着知识结构的差异。政治、经济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地区或国家，不断通过知识的创造向国际体系推行“一元”的“普世性”的知识：而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则不断强调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

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20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相对应，20世纪的国际体系在知识上也相应出现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是立足核心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二是对边缘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或进行概念、范畴的原创或进行案例证实以及证伪，并借助英语这种“国际化”语言进行推广。边缘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消费性表现在：一是在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下对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二者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二是直接消费和借用核心区学术界关于本地区的知识。

知识的普世性与知识的特殊性。与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和边缘关联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元和多元的冲突。核心区通过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力图寻求一种“价值无涉”以及“普世性”的知识，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霸权国家的推动下不断向全球推广这种知识。而边缘区却进入沃勒斯坦所说的“两难境地”之中：接受核心区的知识，但担心失去自己悠久的文明：不接受核心区的知识，又担心自己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这样，“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化”便成为边缘区国家经常矛盾的“文明战略”。

但也不断有“例外”出现。当19世纪的德国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普雷维什和桑托斯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区域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

正是从这种“例外”中，中国学者得到了启示。处于核心区的国家并非总是知识的生产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并非总是知识的消费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也正是因为这种“例外”的出现，中国学者们开始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以及最近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

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经验现实。人们所设想的理论和现实这种二分法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事实上，任何理论，其研究议题完全来源于现实（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以及未来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些现实，是偏好“分析性”的路径，还是偏好“描述性”的路径。

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好，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也罢，这不仅为中国学者的“价值偏好”所左右，而且也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所涉及的具体议事日程相关联。让我们共同努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脚步，从问题领域研究入手，贡献我们的才智，成为知识的真正生产者。

资料来源：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