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

——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将本书取名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目的是为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这里所说的“通论”，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由最基本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第二种含义是指运用某些研究方法寻求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因果联系或“关联性”（linkages）。在本书中，主要涉及四种关联性：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在我看来，把握这四种“关联性”对于我们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知识框架，一般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个是，寻找到这门学科赖以建立的不可还原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另一个是，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或路径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建立一系列因果联系或“关联性”。如果同时能够满足这两个标准，那么，这门学科的知识就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如果基于这两个标准来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近4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那里，虽然都在寻求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路径并没有形成共识，从而出现了激烈的“范式之争”和“路径之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努力，学者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利益和制度）以及研究路径（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上基本趋于一致，所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从以往的“范式之争”（paradigm dispute）向“问题之辩”（issue debate）的转向。基于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核心概念和研究路径上的认同，我们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相对完整知识框架的学科。

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例如，通过设立专业从而使得学科制度化，通过原版教材以及学术专著的引进使得学科国际化，通过学者们的论著和文章使得学科研究日益深入，但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和成熟，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专业化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远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

在我看来，如何从一般理论的高度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同时寻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崛起”的经验的关联性，是中国学者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主要涉及前面所说的四种关联性：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

一、“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

在中国学术界，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国际经济的政治化或国际政治的经济化”，我认为这种定义不是很准确，也很模糊。如果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国际政治的经济化或国际经济的政治化”，那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国际政治如何经济化或国际经济如何政治化以及经济化或政治化到何种程度？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冷战”以及“两极”国际体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政治和军事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在西方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通常被称为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核心就是军事，即“高级政治”。期间，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开启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先河，之后，沃尔兹（Kenneth N.Waltz）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政治研究从理论和体系的角度推向一个高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美国霸权受到挑战，在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研究议题，那就是如何评估日益重要的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超越政治和军事要素构筑的“高级政治”来思考国际关系，其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于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成为这一研究议题的经典，将过去被称为“低级政治”的经济要素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之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国际政治拓宽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政治学界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在变量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现实的同时，一批经济学家也开始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国际体系，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库珀（Richard Cooper）从“收支平衡”的角度研究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于1968年出版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最早提出相互依存理论，为日后基欧汉等人完善相互依存理论奠定了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1929—1939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反思，于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提出了霸权稳定论；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从拉丁美洲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依附理论；而社会科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了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成为世界体系论的集大成者。即使是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自称在普林斯顿大学虚心向经济学家们请教了近20多年的经济学。

以上简短的学术史回顾给我们的启发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经济要素日益重要，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则力图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经济学的知识积累。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吸收了经济学的知识。

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是国际经济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际经济学假设世界市场是完全市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如此，但现实中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经济学不能解释世界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联盟经济”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主张对这种不完全市场的原因以及结果进行政治学研究。二是，国际经济学假设维护世界市场的制度因素（诸如国家、霸权）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外在的，但在现实中，世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市场创造过程中，国家以及制度是作为一个内在变量参与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以及这种分配对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

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直到今天仍然处在争论之中，但经过40年的努力，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标志之一就是2006年“国际政治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的成立。在我看来，如果要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比较准确的应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

这种定义自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如美日联盟）；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

二、“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个是“要素流动”；一个是“单位层次”。只关注“经济要素”（货物、资本、技术、劳动力和生产）的流动，那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而只关注行为体的“单位”（国内政治制度、国家、国家体系）层次的分析，那是传统政治学关注的焦点。

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期间，“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寻求国际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在这种过程中，出现了两类研究路径：一类是“历史社会科学”路径，这种路径包括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形的流派中，最为成功的是以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既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设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a single domain），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two separate logics）；另一类路径就是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政治学和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打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界限，这种路径之所以能够实现并取得丰富成果，主要是因为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性选择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

在这种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前提下，寻求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一种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主要关注经济要素在单位层次之中的流动，以此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这个“黑匣子”被打开，“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开始努力打破“体系层次”之间的界限，关注经济要素在单位层次之间的流动，由此，出现了寻求“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在贸易领域，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此来回答为何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或自由贸易政策，也有学者探讨国际贸易机制对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生产领域，随着生产的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突破了20世纪70—80年代传统模式中关于跨国公司（母国）/民族国家（东道国）的“二分法”，转向寻求跨国公司/母国（政党、利益集团以及产业集团）/东道国国内政治（政党、利益集团）三者的关联性；而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对美元霸权政治的研究逐渐转向“汇率政治三难”问题的研究，即稳定的汇率、自主的国家金融政策以及资本流动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其核心问题是研究国家汇率政策的偏好，学者们从霸权国家的偏好、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偏好以及国内政治的偏好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对不同国家的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力图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国家汇率政策选择的影响。

因此，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点：（1）经济全球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考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前提，正是在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对经济要素的流动对不同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这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霸权衰退”的前提下思考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有所不同。（2）“利益”（interest）和“制度”（institution）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和范畴。利益决定行为体的偏好，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这样，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利益和制度就成为两个最为基本的、不可还原的概念。这种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贸易、直接投资、汇率），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因而偏好不同，最后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这与20世纪70—80年代只停留在“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争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3）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重视经济要素在同一单位层次内进行流动有所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更重视经济要素在不同单位层次之间进行流动。例如，国际资本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而导致不同产业之间联盟的形成，并最终导致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同样，国内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盟导致利益集团的变化，并最终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总之，与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二是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联性。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关联性

以上两种关联性主要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知识框架，而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则主要关乎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成果最为突出但也最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回顾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还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认为，“关于条件、状况、事物和行为的好与坏的知识对于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对经济政策进行规范分析时，不但假设政府的目标是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是“善良”的，而且还假设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是“全能全知”的，因而可以是“独断”的。尽管后来的次优理论抛弃了“全能”的假设，而对信息的研究修改了“全知”的假定，但政府的“善良”愿望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对经济政策进行规范分析的三大学术传统所提出的范式都是“好的”。其结果自然是，不同理论出于自己的偏好而强调范式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寻求不同范式之间的共同性，因而出现了激烈的“范式之争”（paradigm dispute）。这种“范式之争”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自然也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问题领域之中。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学者从比较优势出发，认为“自由贸易”不但有利于贸易双方，而且也有利于世界财富整体的增长；而倡导重商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国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国所失，因而主张“贸易保护”，由此，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成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主要范式。在生产领域，20世纪70—80年代的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主要是基于一种二分法：母国（跨国公司）为一方，东道国为另一方。在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无论是维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the product cycle），还是邓宁（John H.Dunning）的“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paradigm）或“OLI模式”（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都在强调东道国以及跨国公司的优势，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主要强调国家之间财富和技术的差异，而后者则主要强调所有权、区位和国际化的优势。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等级”和“不等价交换”成为最基本的范式，他们认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是存在等级的，在这个存在等级的世界秩序中，纽约、伦敦以及东京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金融、公司、研究以及管理，因而是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以及落后的技术而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其结果自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全球，特别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那些具有金融实力以及金融决定权的发达国家所在的核心区，所以，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欠发达国家永远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在国家主义（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功能”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范式，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存在于核心区，而且也出现在边缘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主要依据其是否发挥如下三种功能：一是在国际体系中是否发挥一种国际银行的功能，即为国际体系提供国际货币和国际结算，建立并且管理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在创立以及组织国际贸易中是否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英国于1846年通过《谷物法》建立的单边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美国于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三是能够通过私人投资或对外援助，为国际体系提供投资资本并且促进国际体系的发展。所以，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因而，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不是一种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认为，“只有通过观察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它[实证分析]既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规则性知识，也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描述性知识的可靠性或科学有效性”。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与规范分析方法将政策制定的过程视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不同，实证分析强调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通过借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问题领域”入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从20世纪70—80年代的范式之争向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之辩的重大转向。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学者们不再停留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范式争论上，而是比较研究不同的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在生产领域，学者们不再停留于母国（跨国公司）/东道国这种“二分法”上，而是集中研究母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上；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学者们也不再停留在讨论美元霸权这样单一的问题上，而是研究汇率政策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最优货币区的设计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上。在我看来，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转向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原因：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在核心概念上的认同。与20世纪70—80年代寻求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过程中假设国家和市场是同质的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利益”与“制度”确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并假设“利益”和“制度”不是同质的，利益因不同的行为体而不同，这种不同导致行为体的偏好出现了差异，而偏好的差异最后导致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不同，这样，“利益”就成为一个不可还原的范畴，也成为不同行为体（个人、团体、国家）的一个共同属性。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问题领域”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经济学实证分析工具的进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飞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飞速进展并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之一便是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假设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假设不同行为体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其利益不同因而偏好不同，这样，国内政治过程和国际政治过程一样，被看做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行为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博弈论为分析这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40年的历程中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之所以转向“问题领域”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无法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之间进行简单的取舍。是使用规范分析还是进行实证分析，主要依“问题领域”而定，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回答经济政策过程为何如此，学者们一般主张进行“实证分析”；而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分析经济政策过程应该有什么，学者们则主张进行“规范分析”。但无论是对“问题领域”进行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视为一个“真实”的政治过程，并将行为体的“偏好”和“制度”看做是决定经济政策的内生变量，一直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努力的目标。对此，经济学家迪克西特曾总结道：

大多数国家实际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只有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才能有助于理解贸易政策的制定。研究与政策相关的领域[如公共财政、产业组织、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发现需要关注政治学。而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对经济政策以及选举、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正规模型越来越感兴趣。

四、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

单个国家的经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具有一般意义？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问题。

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日益重要的经济要素是否可以取代军事因素？美国霸权是否衰退？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的地位是否已经提高？）主要是在国际层面上，所以，除了霸权国家的经验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要素（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直接投资）在国际体系内的流动。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关注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反应（例如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同的发达国家在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以及霸权国以外的国家（例如欧洲小国），但其研究主要是寻求同质的国家。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个假设是，国家是不可还原的分析单位，除了霸权国家之外，其他国家是同质的，因而其内部政治结构的差异是可以忽略的；另一个假设是，经济要素只在单位层次之中流动，即要么在国内流动，要么在国际体系内流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还原的单位，国内政治的差异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同时，学者们注意到，经济要素不但在单位层次内部（国内或国际体系）水平流动，而且还在单位层次之间进行垂直流动，不但同一国际体系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不同国家对同一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同时也开始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体系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并通过“L-N”的方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为何直接投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为何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汇率政策？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经验开始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综观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关于在第一阶段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和比较经济意义上的研究，其间也有许多富有影响的成果出版，但其意义主要局限于中国研究或地区国别研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政治、经济、历史或文化）研究中国。与1949—1978年中国经验的研究相比较，虽然关于这一阶段（1978—1994）中国经验的研究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与以前有所不同，但在研究和理解中国的逻辑上却并没有大的突破，即中国是中国大历史中的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逐渐融入世界体系，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中进行研究，研究世界体系（政治和经济）中的中国，其研究的逻辑是中国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在这种研究逻辑的推动下，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或者是世界经济中的要素流动（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过程以及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来自中国的经济要素（对外投资、贸易、劳动力）对国际体系以及区域合作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验的研究从“中国是中国大历史中的中国”向“中国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的转变，关于中国经验的分析也开始超越中国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制度的不断调整，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于人类过去500年的工业化模式的演进就具有了一般意义（是全球化使然还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经验，对于过去500年世界经济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低地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日本为人类提供的大国成长经验确实是一个重要补充。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发展而言，在探讨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时，如果能对中国转型的经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那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