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等教育权力的来源

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权力主体包括学术寡头、大学教授、行政人员、学校董事、政治家、利益团体代表，甚至学生，他们的权力是怎么来的？权力来源关系到权力主体的权力大小、权力行使方式。

（一）组织行为学的观点

组织行为学将权力来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权力的人际来源，即组织中的权力存在于管理者与下属或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弗兰奇（French）和雷文（Raven）确定权力的五种人际来源：奖赏性权力，通过个体奖赏他人所做出的令人满意的行为而影响他们行为的能力，赞扬、提升、金钱、休假等都可称为奖赏；强制性权力，通过惩罚他人的不尽如人意的行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的能力；合法性权力，一个管理者由于他在组织中的正式职位而影响下属的行为的能力；专家性权力，个体因为已被认可的能力、才干或专门知识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参照性权力，个体由于被尊敬、钦佩或喜欢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奖赏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和合法性权力都有着组织的基础，专家性权力和参照性权力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特点。

另一个权力来源是结构性的，即组织系统中大量的具体情境因素成为权力的来源。与高等教育系统关系较为密切的有两种，一是知识性权力，这意味着具有达成组织目标的关键知识的个体、团体或部门拥有权力，所谓知识就是权力，知识资本为组织提供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代表了在组织中的权力大小。二是资源性权力。组织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金、设备等，才能生存。资源性权力意味着能够提供必不可少的或难于得到的资源的个体、团队或者部门将在组织中获得权力。

根据权力的人际来源、结构性来源，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权力关系可列表如下：

表2-1 高等教育系统权力关系列表

上表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要权力关系。总体上看，中央（地方）政府较多拥有奖赏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合法性权力等组织权力和资源权力。在全球高等教育普遍面临财政困境的情况下，这种资源性权力会越来越大，而且政府部门往往以科研项目、资助、拨款等方式来行使其权力。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方面的权力更为集中、强大。

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组织，对其成员拥有奖赏、强制和合法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组织通过向社会提供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而获得知识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科知识生产的丰富化，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已成为“知识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高校的知识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将更受瞩目。另外，“凭借一种世俗教会的力量，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充当 ‘社会良心’”、“社会领袖”，则大学获得了某种参照性权力。

教师作为高深学问的研究者、看护人、传播者，比较多地拥有专长性权力、参照性权力、知识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有以下权力特征：1．忠诚于某一学科专业，往往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因而拥有学科专业的话语权，甚至形成话语霸权；2．作为曼海姆（Karl Mannheim）援引韦伯所称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无所依附，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新阶级的特权和权力，是以个人对特殊文化、语言、技术以及从这些因素派生出的技能的控制为基础的”;3．作为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正对当今社会的生产、领导、管理起着支配领导作用，而人文知识分子则站在社会之外，扮演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发展了批判的话语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往往都是社会的精英；4．作为文化生产者，教师拥有文化权力。帕雷托的权力理论划分了精英和大众，精英（即知识分子）控制了大众文化的解释权，教师控制了知识，也就控制了文化的生产、传播、解释，拥有文化资本，在社会秩序中起支配作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称之为“文化霸权”，即一种文化统治权。“文化是一种权力手段，在文化边界内操作的人们受其范畴和意义的支配，那些偏离了文化期望的人们要获得权威及遵从既定文化秩序人们的认可。”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生的权力受到忽视。中世纪大学的学生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一去不复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普遍受到忽视，教授、科研、创收成为学校工作的中心。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学生权力普遍增强，对学校决策的参与范围扩大，学生在决策机构中都有相当人数。学生个人的权力虽然有限，但学生集体的作用却不可小视，“如果并不征求学生的意见，如果根本没有责任制，如果听取了学生意见然而并没有照办，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理性的过程受到挫折时，就有非理性的过程取而代之的危险”，即发生学潮，阿尔特巴赫所称的“学生行动主义”。20世纪50—70年代，学生运动的威力很大，促进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改革，有的甚至还推翻了政府。学校给学生以学院或大学成员的地位，这明显不同于顾客的地位，学生自然拥有合法性权力，也能通过学生组织向学校、教师行使强制性权力，学生的知识、资源无疑是学校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所以学生有知识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如果学校、教师不尊重学生的需要和权利，学生集体往往会以暴发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布迪厄资本——权力理论的观点

布迪厄的资本—权力理论对权力的来源作出了另一种解释，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布迪厄不是将资本设想为单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将其理解为名目繁多的各种形式的资本。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种，即经济资本（财产）、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以及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尽管各种资本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但是所有资本的根源或者决定性的力量，还是归结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最有效的形式。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了的”。文化资本是指人的资本，即人的技能和知识。第二，布迪厄将资本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也就决定了他的权力：“资本……意味着对于某一（在某种给定契机中）场域的权力，以及，说得更确切一点，对于过去劳动积累的产物的权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总和），因而，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范畴的生产手段的权力，最后，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润的权力。”第三，在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举例来说，要是拥有相当雄厚的社会资本，比如拥有相当显赫的一系列头衔，就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从而谋取较多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常常采用的再生产策略，是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贵族学校去捞取文化资本。

“当我们提到特殊资本的时候，这意思是说资本只是处在与某一特定场域的关系之中才是有效的，并因此总是处在该场域的诸多限制之中。”所以布迪厄引入场域的概念来分析权力。地位的场是由资本适度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行动者拥有资本的性质和大小决定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即地位。场域的自主性或独立性是指摆脱政治、经济力量对场域的控制，以场域自身的逻辑——在学术场就是真理的逻辑——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但每个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每个场都处于权力场之中。

从布迪厄的理论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大学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传播的场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这个机构就是大学。同时大学拥有独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大学的文化资本是得天独厚的，这也是大学自治权的源泉。第二，经济资本是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大学如果要仰仗于政府的投资、捐赠人的资助，则大学的权力要大打折扣。第三，一所大学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的发展、对社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有良好影响，与政府、社团、工商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则会获得相应的权力。第四，大学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既是相互制约，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经济资本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数量、水平。又如，如果一所大学的文化资本优异，则会创造更多的经济资本。换言之，这几种形式的权力来源既互相牵制，又相互促进。

从经济资本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由经济资本带来的决定性权力来看，也可以解释政府由于掌握对学校投入的财源，因而在大学对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强、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对资源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政府可以实现对大学的控制，在政府干预和大学自主的矛盾斗争中政府往往处于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