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为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我进入社会学领域已近30年，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也有20年，但至今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专著，即以自己的名字“著”的书本。在大的学术背景下，我早些年也有过出专著的冲动甚至有几篇残稿，后来受论文重要性的影响及专著所需时间的约束，出专著的想法就不得不先放下了。本书是一个论文集，是我近20年来一部分有关社会工作发展论文的结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出版这方面的书籍，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及读者能更方便地找到我的文章，希望我的观点和看法能对当今正处于发展之中的我国社会工作、社会建设发挥一点作用，所以就有了这本文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国家恢复社会学学科建设，我有机会转向社会学。1979年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10年后，作为社会学二级学科的社会工作专业正式走上恢复重建之路。由于我的导师雷洁琼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袁方教授对重建社会工作的大力推动，以及本人当时在社会学系兼任行政职务，所以我不自觉地走向社会工作，并一直伴随该学科恢复重建和发展20年。本书收集的文章反映了近20年来本人对我国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思考与心路历程。
在我看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以及社会进步密切相连的，这既与现代化的大势有关，也与我国的社会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有关。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及教育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化要求和体制转换两个方面的特征。用哲学概念来说，现代化对社会工作的要求是共性，中国体制和社会结构是个性。共性要求发展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工作，即专业社会工作，个性则要注重我国国情和自身特点。于是，我们能够确认的是，我国社会工作和教育的发展既要看到总体趋势，又要看到特殊国情，特别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及改革的要求。《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与我们的选择》最初表达了这种观点。接着1994年我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与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召开的“华人社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中，对中国存在的社会服务本土实践经验进行了初步阐述。在这篇题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的文章中，不无冒险地提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服务实践是“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这反映了我从实质上、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我意识到，这种判断可能是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某种“伤害”，也可能引起某些质疑。但是我想，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其“前专业化”阶段，也有政府介入社会服务的历史。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不发育，其服务甚至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化的色彩，但从这些服务的结果来看，不能不说解决了困难民众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如果从“效果论”的角度出发，将其命名为“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也无不可。当然，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待深入研究和讨论。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也指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方向和本土化的任务，这一任务也促使我探索至今。
从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到20世纪末，我国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科领域都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工作界同仁则在艰难之中支撑着这一学科的发展。1999年，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放办学自主权，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走上产业化之路。在随后的几年里，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大学急剧增加，于是出现了办学的“乡镇企业化”现象。一些社会学专家对此表示忧虑，社会工作专业内部也发出整肃、规范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我指出了社会工作及其教育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则通过加强培训和强化教学规范，在发展中逐渐解决问题，促使社会工作院校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应该说，社会工作教育盲目扩张的消极后果至今并未完全消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几年来的专业化培训，一定数量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存在也为落实中共中央“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创造了一定条件。
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提炼一直是我致力研究的课题。前者是指国际上通行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后者是指将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炼，然后再实现二者的结合。显然，要探索这一问题就要研究中国社会与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的关系，就要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助人和社会服务文化，研究变化着的社会需要与专业社会工作和中国传统经验的关系。本人尝试性地做了几项研究，从福利哲学、服务体系、助人（服务）关系和助人（服务）效果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中助人和服务的内在逻辑，试图给出理论化的解释。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做起来充满困难。但是想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梳理及解释的冲动一直激励着我，经过努力，关于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模式，底层群体接受帮助的“福利意识形态—问题世界”等分析框架提了出来。虽然我也知道这里还存在一些不太严密或粗略的地方，但我还是想将它们拿出来供大家讨论。我想，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经验的理论梳理总要开始，反正要有人出来做靶子。我知道在这方面自己做得很少，也有进一步努力的愿望，但是由于时间和知识方面的原因，我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方向是社会政策研究，这种兴趣来自于我对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和我国社会问题途径的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数量多、范围大、影响深，许多问题的形成与从前实行的政策有关。许多弱势群体的问题，如贫困问题、进城农民工的生活问题、城市失业下岗问题、残疾人就业问题等，无一不与政府实施的政策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少量的社会工作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努力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这里没有丝毫对微观社会工作的轻视，而是反映了对有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期盼：我认为迫切的是从社会政策、制度安排的角度着手解决问题。
然而，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协调的，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严重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化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政策层面上做出巨大努力，我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和缓解，甚至还可能加剧。在这种背景下，我进行了一些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包括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滞后的原因，指出出于单纯的经济考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带来的问题，从而呼吁大力发展社会政策。“我国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是我的一个大胆判断，也是一种期盼。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但我同时认为，社会政策不但要大量出台、科学制定，而且要有效实施。在一些文章和会议发言中，我一直呼吁将社会工作纳入社会政策的整体考虑，在制度安排上希望考虑到社会工作，也要考虑社会工作在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在制定社会政策、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时引入社会工作理念。《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断裂与弥合》、《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等都反映了这种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尤其在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面，但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向方面我又是比较看重现实的。这里可能存在一些矛盾，而矛盾可能驱使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国社会工作迎来了春天。2008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在我国设立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从中央政策到基层的实施落实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其发展方向是令人乐观的，前景也是可期待的。随着有关社会工作发展政策的出台，我国的社会工作将获得更大的发展，这将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福祉的提高，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当然，我也明白，这将向我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我会继续努力。
本书是我近20年来有关论文的汇集。由于论文有其时间性，书中某些论文所依据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所以某些论文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可能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欢迎读者批评。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耿协峰、高桂芳二位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
王思斌
2009年12月（农历己丑年十一月）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