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回答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交叉。几十年以来，现今的历史学家们更乐意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长时段之上。情况似乎是，在政治波动和它们的插曲背后，历史学家就在揭示着稳定而富有弹性的平衡、不可感知的过程、持续的不断调整、趋势性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在经过了时间上的若干连续时段、积累运动和缓慢的饱和过程，经过了被驳杂的传统叙事掩藏在层层叠叠的事件背后的伟大的稳固而无声的基点，达到了其顶峰之后便开始以反方向运动。为了进行这种分析，历史学家们配置起他们的工具，这些工具有一部分是制作出来的，而有一部分则是约定俗成的：经济增长的模型、对交换之流的定量分析、人口增长和衰退的综合分析、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等等。这些工具使他们能够在历史领域中对各种沉积层进行区分；直到那时一直都是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被更深层的一套非耦合体所取代了。从政治的不稳定性到“物质文明”所特有的凝滞性，分析的层面成倍地增多了；每个层面都有着它自己的断裂；每个层面都包含着它自己所专属的分期。单位变得更宽了，进而我们也就更进一步地深入到更深的层面当中。历史学的老问题（不连续的事件之间应建立起何种联系）自此被一系列困难的疑问所取代：在这些层面中哪些层面应被析出？它们每一个所能适用的分期类型和标准是什么？它们之间应建立起何种关系体系（等级制、统治关系、二级配置、意义明确的决定关系、循环因果性）。

目前，就在大约同一个时期里，在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的那些学科当中（它们各自的特性在这里暂且不论），在整体上已放弃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及其方法的这些学科——尽管这些学科的名目各不相同——当中，注意力已经从建构“时代”或“世纪”的大单元上转移开来了。有人已经开始努力去发现在思想的伟大连续性背后、在心灵的集体性和同质性表现背后，在从一开始就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斗争的科学的不懈发展背后存在的断层。加斯东・巴什拉已经测知了中止了认识[connaissances]的无限积累的那些认识论意义上的起点；马尔夏・热鲁（Martial Geroult）对切分了哲学话语空间的那些封闭体系、那些封闭的概念建筑术进行了描述；乔治・康吉莱姆则分析了概念运用的有效性和规则领域中的突变、移置和转化。至于文学分析，它所考察的就是写作的——以及更小规模的文本的——内部结构。

但这种交叉不能让我们抱任何幻想。我们不应不加深究地就接受这样一种表象，即某些历史学科已经从连续性转向了非连续性，而其另一些历史学科——史学就是这样——正在从大量的非连续性转向范围宽广的、无断裂的那些单元。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连续性的概念已经在作用上发生了改变。就拿经典形态的历史学来说，非连续性既是给定的也是无法被思考的：它既是在众多分散事件、意向、观念或实践中呈现自身的东西，又是必须通过历史学家的话语规避、化约和抹除从而揭示串联式连续性的东西。非连续性是时间性离散的耻辱，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历史学压抑它。

它现在已经成了历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以三重角色出现在这种分析之中。首先，它支撑起了历史学家审慎精确的操作（而不再是他从面对的材料中任意拿来就用的东西）——因为他必须，至少作为一种系统假设，在他的分析的可能的层面进行区分，并且建立起适合于这些层面的分期模式。它还是他的描述的结果（而不再是他的分析活动所必须清除的东西）——因为他致力于揭示的东西正是某个过程的范围、曲线的拐点、常规运动的奇变、震荡过程的界标、某功能的开端、某机制的出现，以及某种循环因果性得以反转的那个契机。最后，它还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他的工作总是具体的。它不再是横亘于两个实证模式间的空白里的纯然、统一的空无；它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和功能，随着分配给它的领地和层面而变化。一个必然特别悖论的观念：它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其工具，因而它在划定了分析领域的同时，它自身又是这个领域所呈现出的一种效果；它使众多领地各自分片成了可能，但却只能通过事先比较这些领地才能够建立它们；它打散一些单元，为的只是建立起另一些新的单元；它既对众多序列进行分节，又对众多层面进行着复制，并且归根到底，它不仅是历史学家话语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概念，而且是他们秘密地奉为前提的一种概念。要是没有为他提供着作为对象的历史——以及断裂本身的历史——的这种断裂作为基础，他还能在什么基础上言说呢？

我们可以图示化地说，历史，亦即一般意义上的诸历史学科已经不再是对序列表面背后的串联关系的建构了；它们现在所实践的是系统化地引入非连续性。在我们的时代为它们赋予了典型特征的巨变，不是它们的领地向它们早就非常熟悉了的经济机制的扩展，也不是对意识形态现象、思想形式或心理类型的整合；所有这些都在19世纪得到了分析。毋宁说这种巨变就是对非连续性的改造：是把它从障碍转变为实践的一种改造；是非连续性进入历史学家话语之中的一种内化——这意味着非连续性不一定是必须化约得出的外在事实，而毋宁是被运用的一个操作性概念；是对各种征象的一种倒转——多亏了这种倒转，非连续性对历史阅读（历史阅读的底部、它的失败、它的权力的范围）来说不再是消极性的东西，而成了决定着历史阅读的对象并赋予其分析有效性的积极因素。我们必须习惯于理解在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中成为历史的东西：为了对诸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而对非连续性做的某种有控制的使用。

显而易见，这个事实还有许多方面不为人知，我们是这个事实的同时代人，而历史学认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见证了这个事实。实际上，如果历史可以保持不曾断裂的连续性的链条，如果它未曾须臾中断地把除非抽象否则无法被分析打开的诸多连续体联系在一起，如果它把那些隐蔽的合成物永久地织入以人、他们的词语和他们的行为为中心形成的重组过程，那么历史就是意识的绝佳避难所：它在体制和事物的沉默中揭示出物质性的决定因素、惰性的实践、无意识的过程和被遗忘的意向，进而从那种重组过程中抽掉了的东西将以一种自发的合成体的形式再次回来；或者毋宁说，它将允许那种重组过程再次把从中抽掉的所有线索悉数捡起，使死去的活动再行复苏，它将允许那种重组过程再次成为新的、被恢复了的追光之下的主权主体。连续的历史就是意识的串联：是使从其中逃逸的东西得以再次复归的担保；是这样一种许诺，它终有一天将能把包围着它、压迫着它的全部事物统统占有，从而复辟对它们的统治，并且在它们当中找到真正必被称为它自己的家——让我们把这个词所承载的一切过度含义从它上面拿开——的所在。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话语，并且使人类意识成为一切知识以及一切实践的本源性主体的愿望，乃是同一种思想系统的一纸两面。着眼于总体化，时间被构想出来，而革命被构想成无非是意识的获得。

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研究、语言学研究，继而还有民族学研究，已经吊销了历史的欲望法则的、它的言说形式的、它的行动规则的、它的神话话语系统的主体。可在法国，那些把握十足的人总是不断这样答复：“是的，嗯历史……历史，它并非一种结构，而是形成的过程，并不是同时性，而是连续性；并非一种系统而是一种实践；并非一种形式，而是意识永无休止的一种努力，意识总是返回自身，并试图重获对自身的控制权，甚至是对自身条件的基本前提的控制权；历史，它不是非连续性，而是长期的，无断裂的实践。”

为了把这个已然引发争议的连祷文不断地念诵下去，就必须这么做：调转眼睛不去注意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是对他们的实践和话语当中已经发生的东西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学科的剧变闭目塞听；坚决无视这一事实——历史并非意识的主权的理想避难所，它比神话、语言或性更脆弱；总之，为了得到拯救，就必须重构一种不再是完成形态的历史。如果这种历史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不能形成认识，知识和思想的发展，不能形成永远自我复归且在任何阶段都永恒地绑定于其过去和现在的那么一种意识的发展，那么就一定要拯救那必须得到拯救的东西——有谁敢褫夺它近代历史的主体？每当非连续性的使用在某种历史分析中变得过于显眼（特别是非连续性的使用涉及知识的时候），便会出现一声呐喊：你谋杀了历史！不要在这里产生误解——这里如此大声的哀悼指向的并非历史的被抹除，而是历史形式的消失，而那种形式曾被以秘密的方式，并且完全自在地植入主体的综合活动性当中。过去的所有财富都在这种历史的古老城堡中被囤积着。据信这座城堡固若金汤——因为它圣洁，它是人类学思想的最后堡垒。但历史学家们在其他方向上早已走得很远了。再也不能指望他们去对特权实施保护或去再次强调——但在目前的麻烦中这么做是必要的——历史至少还活着，并且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