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处于争取最后胜利的特殊阶段，开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订对外政策。当时中共中央考虑任何问题，包括对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的影响。中共领导人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被置于中国革命的敌人之列。及至中国内战爆发和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关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观点，并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

美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演绎。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同美国这个时期的对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从客观环境看，由于当时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面对的外部压力实际上既来自美国，也来自苏联。

美国向中共施加的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以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直至帮助国民政府退守台湾。美国政府内部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是美国政府用各种方式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几乎是步步为营的。

第二是企图利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影响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并在国际上组织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战线”。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曾向其他一些外国驻华机构的代表提出，在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应一致行动。他还利用与黄华的私人会谈，提出在中国未来的新政府中应接纳所谓的“民主人士”，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等等。此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项原则：（1）实际上控制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管理权；（2）承认国际义务；（3）其统治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艾奇逊又公开宣布了这三项原则，并称中国的新政府并不符合这些原则。美国政府还指示驻外国使馆，阻止其他非共产党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与美国本来已经处在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政策和行动反映了它对一个新兴的革命国家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它使中共中央进一步认为，美国已经成为阻止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外部威胁。中共领导人认为，根据辛亥革命的经验，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很可能会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直接的干涉。从三大战役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里，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对付美国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包括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揭露和打败美国分裂中国革命队伍的计划，打破美国可能实行的经济封锁，以及在最后解放台湾时，排除美国的阻挠和干涉，等等。总而言之，从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美国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对于中共都是最令人憎恶的敌人，最危险的外部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施加的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处在一个两极的世界政治环境里，中共中央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定要受到对苏关系的制约，问题只是这种制约达到何种程度。苏联方面的压力，主要产生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强烈的不信任，包括怀疑中共中央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共中央从思考外交问题开始，便将妥善处理对苏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特别是断定与美国的对抗难以避免后，中共中央更相信，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主动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对美关系以及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免影响中苏结盟的大局。

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在中共的革命队伍内部，经过自解放军战略反攻起两年多的思想动员和战争的胜利进程，已经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基本上清除了恐美崇美思想。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党内和军内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以致中共中央经常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出现有可能引起国际冲突的行动。不过中共中央的一些措施总的说来是策略层次上的，党内和军内的爱国热情客观上会影响甚至推动中共中央选择与美国对抗的政策。

在革命队伍之外，主要有两类政治力量。一类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另一类是所谓的“第三势力”。第一类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不论哪一派，当时都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生存条件的。美国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支持也从未停止，直到帮助其退守台湾。

所谓“第三势力”，其构成相当复杂，政治主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一个共同点是普遍对美国存在幻想，而美国对这一部分人寄予希望也是不加掩饰的，希望利用他们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局势，使他们成为可以被用来干预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渠道。中共中央当时基本上断定，美国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依靠美国苟延残喘外，同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企图利用美国，还有一些人士则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从而导致他们政治态度的动摇。国内政治环境中这些问题是促使中共中央决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发表文章评论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原因之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方面曾有过两次直接的接触。第一次是1948年底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的电台问题及其领事华德的事件；第二次是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共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等。这两次事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政策确定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

处理沈阳美领馆电台问题是对美政策形成的前奏。没收沈阳美领事馆电台及封锁美领馆、隔离美领馆人员等，发生在1948年11月中旬。当时中共中央对美国领事馆的态度逐渐强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美国领事馆对中共在沈阳对外国领事馆的一些管制措施采取对抗的态度；其次是苏联驻沈阳的代表建议，应对美英法等国的领事馆采取强硬措施，并最终将它们“挤出”沈阳。沈阳军管会在获中共中央同意后，于11月20日进入美领馆，查收了电台及有关设备等，并开始对美领馆实行封锁，断水断电并限制美领馆人员的行动自由。随后不久，东北局破获美国间谍案，因此对美国领事馆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中共中央后来曾考虑适当放松对美领馆人员的限制，实际情况是如何处理美领馆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

中共与美国的另一次接触是黄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司徒雷登举行了数次会谈。这次接触的结果成为促使中共中央彻底打消与美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因。首先是中共中央通过接触认为，司徒雷登提出的条件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放弃以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司徒雷登在与黄华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准备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时却一再提出美国政府承认未来中国新政府的政治条件。其次是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方面接触的过程中，在南京外交界中宣扬他与中共已经建立联系。特别是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访问北京一事上企图造成中共方面邀请其北上的印象，这反映了美国政府不愿改变一贯的傲慢态度，必然加剧中共中央的反感。

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知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并以回国述职为由择日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不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京和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表明中共中央与美国方面的接触结束。美国政府于8月5日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和毛泽东随后对《白皮书》的批判标志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与美对抗的开始。

1949年天津解放后，美国在该市的兵营同英国的兵营一起被收归学校使用。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美国的地产权，并征用兵营和其他一些建筑。这一法令也针对其他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国家。16日，美国不得不交出兵营。1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声明北京市军管会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并实际上宣布不承认1943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条约。1950年4月30日，美国官方人员全部撤出中国。两个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中国与美国兵戎相见，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格局从此固定下来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逐步清理了美国在华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