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苏联结盟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中，中苏结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在当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对后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等均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便与苏联结成同盟，是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解放战争后期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看，中共中央在考虑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问题时，一直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这主要是由几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它们包括：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之间已经形成的关系，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和支持；中共中央对战后世界政治已经形成的基本认识，包括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基本关系等。

除了上述可以说是比较长久一些的历史原因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诞生必然会面临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它们包括如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诞生后，能立即获得国际承认，因为国际承认是现当代国际体系中国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的一个依据。此外，在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并建立新政权后，立即会产生如何巩固新政权的问题，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为恢复在长期和大规模的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争取到必不可少的外援。通过建立、巩固和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解决上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推动中国领导人决定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的现实原因。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和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长期的支持与帮助。共同的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双方对中共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导致双方的一些政策分歧。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导致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共中央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在维持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从这时起，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有了基本的结论。另一个矛盾是因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政策分歧，导致苏联对中共中央日益不满，苏联领导人也因此更加不信任中共中央，认为按照苏联的标准，中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抗战时期的上述矛盾和分歧反映出的本质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考虑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而中共中央是将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它要在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问题上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就必须在同苏联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仍然在支持中共，但这并不能改变双方关系已经变化的本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1944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

1945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对华政策，并考虑如何发展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在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中共中央确定了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不过直到抗战结束，双方关系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反而是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签订同盟条约，对中共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一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制止中国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共承受了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不过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决定通过谈判制止内战。毛泽东本人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并在10月10日与国民党签署了协议。这个协议并没有起到防止内战与和平建国的作用，不过中共与苏联的合作关系的确从此开始。

第二个事件是9月19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战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由此出现重大转机。在中共中央对战后国共妥协的构想中，中共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控制东北和华北以建立更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这种构想的重要部分是形成背靠苏联的局面，并争取得到苏联的支持。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

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即在与苏联东面接壤的地区造成一个安全缓冲带，防止其他大国势力进入，战后形成对苏联安全的新威胁。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协调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甚至在苏军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未考虑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和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合作。9月上旬中共军队进抵沈阳后不久，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中共中央当时即决定争取控制东北。9月下旬由于美苏未能就管制日本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开始积极鼓励、支持和帮助中共实行夺取东北的战略。苏联的态度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竭尽全力”，夺取东北，并为此准备在南满和热河等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性决战。苏方则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把军队空运到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并向中共移交东北大城市的控制权。

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关系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因为它们的合作尽管范围有限，但凸显了双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需要苏联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

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合作尽管规模和范围都还是有限的，但的确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奠定了双方战略关系发展至同盟的基石。此后尽管苏联政策多次出现反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包括在东北地区的关系，受到过严重的冲击，但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战略合作从未根本改变。

到解放战争后，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取得胜利已经成为明显的事实，东亚国际形势必定因此而出现重大的变化，有关国家都开始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促使苏联开始更全面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从1948年春季开始，苏联领导人一方面表示，他们在判断战后中国政治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另一方面也认为，如果未来的新中国能同苏联站在一起，可以极大地加强苏联阵营的力量。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从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

中共中央也在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做各方面的准备。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后，中共中央显然认为，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因此向斯大林提出，他希望能访问莫斯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于7月10日通过决议，表明中共明确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即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也是向苏联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斯大林开始亲自掌握苏联的对华政策。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见。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中央的战略和各项政策，中共中央与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共中央在东北、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的立场，即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做法。这些部分内容已经涉及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米高扬则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阐明了苏联的一些原则和建议。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表明，双方在中共的现行政策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谈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积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米高扬的访问及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等等，也促使中共中央在3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基本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5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6月26日刘少奇率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其中包括了希望废除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同斯大林及联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会谈中，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刘少奇转达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建交后公开访问莫斯科的意向。

斯大林在会谈中对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他承诺中国新政府一经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即邀请毛泽东访苏；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在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上，斯大林的答复则比较复杂。

刘少奇在会谈期间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一是保持该条约，中国新政府予以承认；二是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条约；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一方面再次表示，同国民政府签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他承诺将重订新约，但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相关的具体问题等，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米高扬和刘少奇的互访基本上奠定了中苏结盟的战略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以及是否和如何签订新的同盟条约，这也是中苏同盟能否实现的关键。

废除1945年8月的旧中苏条约的实质是苏联是否准备放弃在中国的一项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条约中的一些内容是不平等的，但从没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一方面固然是要维护一些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复杂的战略和地区问题需要考虑。中共中央则认为，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应该予以废除并重新签订一个反映两国新的关系和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同盟条约。

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他在当天便与斯大林举行的会谈中，讨论到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的谈话表明，苏联不愿废除1945年的条约，只是在一些具体条款，如苏联在旅顺驻军等问题上，做部分的修改。22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请周恩来来莫斯科，具体谈判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二是双方广泛讨论有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但斯大林表示还未下决心解决中苏条约问题。

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一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是由两国通讯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三是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在谈判中，双方就1945年中苏条约包括的一些重要条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关于中长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苏军在旅顺港驻军以及大连的行政管理权，等等。另外双方还讨论了苏联方面提出的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中苏谈判集中在苏联在东北地区的特权问题上，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历史上看，中苏关系时开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及之后苏联国家诞生，此后双方关系一直包含着三个主要问题，即（1）苏联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等的关系，实质是如何处理沙皇俄国在中国边疆地区攫取的权益和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干涉；（2）在中国处于分裂时期，苏联与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3）苏联与列强在中国的关系，等等。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苏之间的一些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消失，双方在中苏谈判过程中主要讨论苏联在东北的特权问题是必然的，苏联也必须要调整它对东北地区的政策。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对有争论的问题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和议定书上签字。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

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谈判的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中完成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一个时期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历史的进程也表明，中苏同盟并没有彻底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中苏双方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分歧，也表明后来中苏同盟破裂是有历史性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