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象——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