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如何“走近中大”

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史专家不同，我之谈论大学，一半是学术史研究的延伸，另一半则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好奇。这一非专业的、或曰“爱美的”（amateur）阅读姿态，使得我的视野随生存处境的变迁而不断转移。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大学历史及精神的理解，主要来自对以下六所学校的体味：依然健在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及早已消逝的岭南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

正是这三虚三实六个基点，支撑起我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得失利弊的思考。如此腾挪趋避，好处是话题大多切己，缺点则是发言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其特点，一如这套丛书的文类选择：倾向于灵便洒脱的“随笔”，而不是正襟危坐的“专著”。

在中大念了7年书，又在北大生活了15年，说我与这南北两大学有血肉相连的感觉，一点也不夸张。倒是与清华缘分浅，必须略作铺陈。北大、清华历来并驾齐驱，任何北大人，不可能对清华的历史与传统全然视而不见。况且，我在北大念书时经常登门拜访的几位老教授，如王瑶、吴组缃、季镇淮等，1952年院系调整前都是清华的教授，常听他们谈论水木清华，不知不觉中对这所近在咫尺的大学甚有好感。清华恢复文科后，我又应邀参加不少清华主持的学术活动。因此，无论荷塘月色，还是清华国学院，对我来说，都同样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以至今日谈论清华校史，我很可能比许多真正的清华人还在行。

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我辈明明无缘得识，为何还要强作解人？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只要你踏进广州珠江河畔的康乐园或者北京西郊的燕园，流连于那些掩映在绿树丛中、爬满青藤的小楼，摩挲着那些盖有岭南或燕京的藏书章、养育过无数学子的图书，并且倾听老学长“白头宫女说玄宗”，你就依稀可见那曾经生龙活虎的大学气象。

至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漂泊大西南时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大，更是中国教育史及思想史上的奇迹：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出人才、出成果、出精神，难怪半个多世纪后，成了最佳的怀旧对象，其流风余韵，肯定将进入21世纪。而今日燕园里矗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更使得我辈后学，不敢遗漏北大校史上这极有光彩的一页。

有了这虚虚实实六所大学的阅读经验，当我开口品评今日中国高校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设置时，自然不无“以史为鉴”的意味。不久前，在一次有关教育理念与课程设置的研讨会上，我谈到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为了说明问题，我以老清华和老北大为例证，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当时，有一句话，险些脱口而出：那便是作为对照物的中大之特色。在我看来，身处南国的中山大学，注重规则，但不若清华管理严格；预留空间，但不若北大推崇自由。

事后想想，这一潜台词其实大有问题。我对中大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就读康乐园的直接经验；而对我对北大和清华的触摸，则是从稽考校史入手的。沉醉于历史者，往往强调长时段的合理性，相对注重“光荣与梦想”，而忽略现实中的不尽如人意；依赖直接经验者，则恰好相反，容易一叶障目，难免有遗珠之憾。念及此，我方才有意识地在关注母校现状的同时，收集、阅读、辨析有关中大的历史文献。

就在我力图了解中大历史的“紧要关头”，学兄吴定宇教授为“中华学府随笔丛书”编中山大学卷，邀我作序。之所以贸然答应，并非心中有数，而是希冀借此补补课。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不少知根知底的记者逼我就北大、中大谈南北大学的异同，我均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若是定宇兄的功课布置在前，临阵时，当不至于如此狼狈。话虽如此，“南北大学比较”之类的大话题，超出我的眼界与学力——说到底，我之谈论大学，依然以“爱美的”为主。

毕竟是中大出身，对这所大学的历史，我还是略有了解的。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文武人才，颁布大元帅令，先后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和广东大学——前者后来以黄埔军校名扬天下，后者则是今日仍在发扬光大的学术重镇中山大学。此前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校方不太谈论国民党元老邹鲁、戴季陶等筚路蓝缕的贡献。如今，借助于无意“盖棺论定”的“随笔”，我们反而得以一窥校史的另一侧面。谈论大学的“光荣与梦想”，另一常见的误区，则是重政治而轻学术。尽管李大钊先生说过，“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大部分校史专家还是更愿意发掘其在革命史上的贡献。若本书之热心谈论中大的民俗学运动、研究院历史、人类学系创建，以及曾经引领风骚的诸多文科刊物，甚得我心。

当然，既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校史，对于大学沿革以及各学科在不同时期的成绩，其叙述必定挂一漏百。这也是我阅读本书时，虽也对“往事历历”感兴趣，但还是更看好“名师剪影”的缘故。这一阅读趣味，其实无大错。因大学的兴衰，很大程度上系于教授之好坏。借用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后起之秀，1920年代后期中大崛起之迅速，实在令人神往。这里有南方革命气象的感召，有北方白色恐怖的驱逼，也包括主持其事者的苦心经营。史家多称抗战前十年乃中大的黄金时期，不无道理。此中奥秘，在于其曾经延揽了大批当时中国学界的精英。

1927年8月25日出版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第十九期上，有《本校文史科介绍》，自称刚创办不久的中大“现已为中国各大学文科中范围最广，有数种特殊质素，并在数线上为设备最充实者”。看看其开列的教授名单，当不以此语为虚妄。除续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稍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者，都应该明白这名单的分量。当然，那时的教授流动性很大，来而复去者比比皆是；我们不能把“现在广州，专为方言调查工作”故兼任中大教授的赵元任，从清华校史中剥离出来。

流动性极大的教授们，能否进入校史，主要取决于在本校完成的学术业绩，而不是以往的社会名声大小，或在校时间的长短。比如说，我不会在中大校史的论述框架中谈论赵元任或者吴梅，但我会格外看重同样在校时间不太长的顾颉刚和傅斯年。因为，前者之创立中大民俗学会，后者之创设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正是这些影响十分深远的举措，使得中大迅速跃进到中国学术革新的潮头。

由于所从事专业的缘故，我对中大校史的最初了解，正好是从1927年这大转折的时代入手。除了学术上的顾、傅，我更看好文学及思想上的鲁迅——后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而愤然辞职。任教时间不足一学期的鲁迅先生，给中大留下了独立不羁、奋起抗争的斗士姿态，这一历史记忆，同样值得格外珍视。至于鲁、顾之间的龃龉，以及顾、傅之间的分歧，我更倾向于从文化立场与学术思路的差异着眼，而不主张归结为“党同伐异”或“私人恩怨”。

也正因专业研究的关系，20年代中大的辉煌，我大致了然于心；80年代的转折，毕竟亲身经历，不乏感性认识；60年代的情况呢？在校念书时听过不少传闻，近年又因“陈寅恪热”而略有补充。最缺的，还是八年抗战中中大的人物与风情。因而不难想象，我对有关黄际遇教授的传说极为欣赏。

这故事之所以最得我心，除了因同乡的缘故，很容易体会其“摇头晃脑、拖声呶气地在吟咏汪中的《吊黄祖文》”的韵味，更因其多才多艺，大类明清时代的“才子”，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受专业分工严格限制的“名师”。据《岭南才子亦名师》称，这位抗战中学校转移时不幸失足落水而死的名教授，乃中大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教中文系高年级的“历代骈文”，而且擅长书法，上课时用篆文书写黑板；还是围棋高手，著有《畴庵坐隐》。黄公早年留学日本，清末归国，1920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历任武昌高师、中州大学、青岛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还当过一任河南大学的校长。可惜在《河南大学校史》中，这位1929年5月上任、第二年6月下台的黄校长，只出现在作为附录的《河南大学大事记》和《河南大学历任校长一览表》中。行文至此，绝无为老乡鸣冤叫屈的意思，倒是证实我的预感：此等性情中人，恐怕很难胜任校长所必须面对的无数日常琐事。如此名士风流，不曾流落中州，终于还是魂归岭南，也算中大的幸运。

这位真正属于中大的名教授，当年在校园里定然是个大受欢迎的人物，证据是关于此公有不少逸事流传。据说，黄教授连穿着都独具特色：一件玄色长衫，胸前缝有两个特大的口袋。至于口袋的用途，可就众说纷纭了：何其逊的《岭南才子亦名师》说是左边放眼镜，右边放粉笔；1941年版《中大向导》第三章《学府人物》则称一个放眼镜和铅笔，另一个放镖。两个传说，当然是后者更具传奇色彩。至于哪个更真实，恐怕谁也说不清：连原作者都半信半疑，不敢略去“据说”二字。

奇怪的是，为何黄际遇先生这么有趣的人物，长期以来在中大并不大流传。起码我在中大中文系念了七年书，未曾耳闻黄先生些许逸事。此等人物，若生活在老北大，定然是校园里的绝佳风景。不知道是因50年代后专业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凭兴趣读书讲学不再被认可，还是因教学于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弟子承衣钵传薪火。

本书提及的诸多名师，董每戡、王力、饶宗颐三位，我都只见过三两面，而且均非其站在中大讲台上之时。略有接触的是容庚先生和商承祚先生，可说来惭愧，因对古文字一窍不通，欣赏的重点乃风姿而非学问。真正算得上亲承謦欬的，大概只有王季思、黄海章二位了。拜读学长们所撰五彩斑斓的“名师剪影”，大大丰富了我对这所学校的感性认识，纠正了昔日年少气盛时不着边际的苛评。但有一点，我始终感到困惑：为何被“剪影”的中大教授，要不早已去世，要不年逾古稀？这当然不是定宇兄的问题，换任何一人来编，大概都不例外。不信请翻阅坊间诸多“老大学的故事”，哪一本收入今日仍活跃在学界的古稀以下人物？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是因为作为学问与性情表征的“逸事”，不一定特别青睐“德高望重”。今日传为佳话的众多北大逸闻，其主人公当年不过三四十岁。而眼下中国的大学校园，能否鉴赏并流传中青年学者可能提供的“隽语”与“雅事”，实在没把握。这就难怪编者大都愿意论资排辈，将有限的篇幅，留给较少争议的老教授。

除此之外，也与大学教授自身“地位”及“性情”的变化有关。5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大学教授的处境日渐恶化，形象因而日见苍白，自信心与自尊心严重受挫，只好比赛“夹着尾巴做人”。另一方面，兴趣广泛且独立不羁的学者，与学界专业化、规范化的潮流格格不入，众多流传广泛的北大韵事，放在今日，很可能正是整肃的对象。既不鉴赏幽默感，也不推崇独立性，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难得再有经得起学生再三阅读、品味、传诵的尚未老态龙钟的教授及其故事。

校园里绚烂的风景，总不能永远属于“过去的年代”。年轻教授是否具有独特个性，能否产生传奇故事，其实“事关重大”。不只中大一家，众多曾经充满诗情、灵性与想象力的大学校园，如今都在迅速地“告别诗歌，走向散文”。如此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与我辈的大学理念相去甚远。依我浅见，人世间一切场所，唯有大学最适合于做梦、写诗、拒绝世俗以及容纳异端。如果连大学校园里都“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绝非人类的福音。

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校园传说的广泛流播，以至影响这所大学的性格、品味，需要一定的空间与时间。或许，就在我写作的当下，康乐园的某个角落里，新一代同样寄托遥深的传说正积聚着能量，随时准备破空而出，给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

作为老校友，我拭目以待。

 

附记：此四幅中国大学的“剪影”，并非成于一时；各文的撰写及刊发，参见页下注释。另外，此四文曾分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大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