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起源与扎根

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源远流长，其滥觞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向往。革命文学的口号，最早来自郭沫若1923年5月27日发表于《创造周报》第3号上的文章《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文学的“无产阶级精神”。1924年5月17日《新青年》第31期上发表的恽代英与王秋心的通信《文学与革命》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的概念。1924年8月1日，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载《新青年》季刊第3期）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此后，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李初梨都不断有文章进一步论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二三十年代，不管是革命文学还是普罗文艺的说法，都是把文学与中国的历史现实、民族国家的命运、更广泛的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一种努力，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新的道路的做法，是否成功姑且不论，但这种开创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文学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使命，这是中国文学特殊的现代性进向。但是，如何使革命的政治与文学更加紧密地结合，那就要依赖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更严格和更有开拓性的探究。从为人生的艺术，到广义的写实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政治与文学的结合一步步走向明晰和具体，中国的左翼文学也开始具有更加明确的理论内涵。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巩固，预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全部历程。在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来阐述革命文艺，就不再是政治与文学分离的状况，或是文学与政治的二分法的对立，而是把二者重合在一起的具有现代性的崭新高度的文学时代的开启。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一个理论口号，一面堂皇的招牌，一面宏大的旗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实质，一种魂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历史内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来源于30年代的苏联。1934年9月1日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其中第1章第6段写道：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成员在1929—1931年间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移用过来的。拉普1934年被解散，但这个理论却被借用和进一步发挥。拉普的理论迅速传到中国，其中法捷耶夫的演说稿《创作方法论》由何丹仁（冯雪峰）翻译，登载在《北斗》杂志1932年11月1卷3期上。能够在现实主义前面冠上“社会主义”，这是早期革命文学理论家们意想不到的突破。香港学者陈顺馨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关于现实主义的探讨与传播就构成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最核心的问题，“就与站在相对激进的立场进行文学革命的文学家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瞿秋白等联系在一起”。在对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进行介绍时，针对中国左翼文学中存在的概念化的革命的罗曼蒂克的倾向，瞿秋白试图通过对现实主义的理论的强调，找到适合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依据。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热门的课题，不仅在左翼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不同的探讨，如鲁迅、瞿秋白、冯雪峰、钱杏邨、冯乃超、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人对现实主义与文艺的社会功能的论述，而且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展开，也同时引起了不同的文学阵营的强烈反应，如胡秋原、苏汶等自由主义者或“第三种人”的反驳，另外也受到像穆时英这样的先锋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的讥讽。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左翼革命文学阵营迫切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柱，以解决阵营内部的分歧，纠正革命文学概念化和公式化与浅薄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是接近这个伟大基础的主要途径，而经由苏联拉普传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则是及时满足了这种时代需要。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周扬是一个关键的人物。1931年，23岁的周扬从日本回国，青春年少，锐气逼人。当时正值冯雪峰奉中央之命到陕北接受新的任务，而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区去。左联的领导工作就由周扬接替，他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并且迅速成为左翼文艺的权威理论家。1933年9月，周扬根据吉尔波丁（Kirpotin）在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上所总结的1917—1932年苏联文学的内容，写了一篇题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扬虽然注意到吉尔波丁和格罗斯基（Gronsky）都批评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这个口号，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但他显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前者，强调了前者的重要性。不得不承认周扬具有超强的理论敏感性，他很快就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理论的重要性。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可见的在中国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的文章。温儒敏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当时文坛上的大事，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周扬当时肯定是敏锐意识到了这一概念预示着革命文学理论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这里学习许多新的东西”，但他同时也很清醒地指出，对这一概念的介绍是基于中国左翼文学本身的需要来理解的。他认为这个口号是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种种条件为基础，不能将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周扬认识到当时左翼文学的重点是首先解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提升普罗文学的战斗力，击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与进攻。他本人一直对创造社倡导的浪漫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思想严重侵害了左翼革命文学。他开始着手清除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使他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容纳和吸收浪漫主义这一提法持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倡与推广，就并没有超出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理论框架。虽然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恰恰是为了纠正拉普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左的偏颇，但周扬不能不考虑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面对的敌对阵营的挑战，以及内部的分歧。他明确表示不能因为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给自由主义的人们以机会。所以，在周扬的介绍中，仍然是在强调创作的阶级性、时代性，强调防止“取消主义”之流的自由主义对革命文学的歪曲，因此他偏向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左翼文学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的理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30年代到40年代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深入，周扬本人也开始把浪漫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后来在探讨文学的真实性与典型性等问题时，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拓展。特别是1935年周扬完成了《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发表在《文学》1936年1月1日的第6卷第1号，这是系统性论述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头文章。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艺术的真实性、主客观问题，艺术反映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以及典型性的创造等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很响亮的理论概念，但并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拥戴，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依然具有比较广泛的认同。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文艺家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文学艺术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文艺为大众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为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很显然，他对自己当年颇下工夫探讨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情有独钟的，对当年与胡风争论的现实主义的典型性问题也依然意犹未尽。1952年，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下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可见是周扬在新形势下对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战略考虑。这篇文章首先肯定了“伟大的苏联文学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给予了中国文学以巨大的影响”。从过去到现在，中国人民都从苏联文学中吸取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经验。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周扬说，我们曾经反对了而且仍要继续反对一切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倾向，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但是，中国文学要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学的一切前进的有益的东西。按照该文的观点，只有苏联文学代表着前进和有益的东西，苏联文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这就是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创的方向。文章写道：

许多优秀苏联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范本。斯大林同志关于文艺的指示，联共中央关于文艺思想问题的历史性的决议，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以及最近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文艺部分的指示，所有这些，为中国和世界一切进步文艺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以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

周扬论证说，向苏联文学学习，决不妨碍，而是足以帮助中国文学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历史久远。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已经准备了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条件，在新时代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军，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如期召开，大会提出：“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

自50年代末期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苏联就不断遭到质疑。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开始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清算。这次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文艺界也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清理。1957年，谢尔纳宾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被当成为某种理论上的假设、有系统的概念体系……使方法脱离了它的基础”，成了“某种虚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他认为：“为了使方法不再成为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东西，就必须使它回到自己的基础上来，把它同活生生的艺术现象联系在一起。”在整个60年代，经历过赫鲁晓夫时期的反思，苏联文学界也不再是铁板一块。60年代末期，文学界开始四分五裂，正统派、自由派和传统派各自为阵。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即使是老牌的理论家们也开始寻求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途径。季莫菲耶夫、卡冈等人都对这一理论提出过新的理解。70年代中期，德·马尔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设想在“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和“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中来把握这一创作方法的新方向。马尔科夫还强调了审美的广阔性和人道主义原则，他的这些理论构想，一度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的自我更新。但历史已然今非昔比，马尔科夫也回天乏术，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苏联文坛早已露出了陈旧疲惫的面容；1989年后，这面旗帜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物。

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确的定义，与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分界，它的意思似乎表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倒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既没有被拓展，也没有被质疑过。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也好像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的或另一种解释。而在理论批评实践中，二者也经常互相替换。1976年“文革”结束，人们欢呼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它被描述为是现实主义的伟大复苏，而这个现实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外在的、历史化的和政治时间化的定语，这样一个绝对的政治时间化的标记，使得它的存在也具有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