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主流边缘的胡风与沈从文
此时此刻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未来所激动。无数颂歌赞美共和国的诞生，赞美站立起来的人民，赞美伟大领袖。诗人何其芳
率先亮开了歌喉。参加完开国大典后，何其芳当即就写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发表于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上。这首热情澎湃的诗描写了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现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了崇高的敬意，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艰难奋斗的历程，欢呼人民迎来了伟大的新时代。何其芳自从1938年到延安后，就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历程，那时他发自内心崇拜毛泽东。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何其芳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建国后因为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1月（4日与23日）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何其芳说：“一个诗歌作者，如果写过许多好诗，即使没有写出无愧于它的主题的歌颂毛主席的诗篇，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是一个诗人。然而，在我国的诗人中，谁要是不曾写出这样的诗篇，那他就还不是当代的诗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是如此。”何其芳当年的诗集《预言》、《夜歌》等所表现出的那种孤独彷徨与唯美流丽已经被时代的激情扫荡干净，取而代之的是豪放与激越的情调，广阔丰富的背景，共和国颂诗的格调旋律已经显出端倪。
紧随其后，胡风也写作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讴歌伟大时代的开始，讴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这部分为五个乐章的宏大史诗式的作品，以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为抒情的契机，由《欢乐颂》、《光荣颂》、《青春曲》、《安魂曲》、《又一个欢乐颂》（后来改为《胜利颂》）等五部分展开对时代的激情抒发。以饱满的情绪、昂扬的格调歌颂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伟大，表现人民群众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表达诗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历史的沉思。诗人写道：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方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这是胡风描写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出现时的气魄和景象，把毛泽东和列宁、斯大林放在一起，虽然用了“学生”一词，略显谦逊，但一代伟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篇颂歌的神化倾向非常鲜明。我们今天当然也可以在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征方面，给予它以某种评价，例如，可以说这是一部融合了时代激情的作品，全诗气势磅礴，抒发了作者对毛主席的赤诚热烈的感情，表达了时代的心声，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但是，我们依然会质疑这种颂诗是否真的基于诗人个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作为最需要体现个性的诗歌创作者，诗人的个性在崇拜中去了哪里？这些最基本的关于诗的艺术特性的追问，对于那个时代的诗人来说，可能都是很苛刻的质问。对于胡风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写作这样的颂歌并不奇怪，那个时代所有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诗作，胡风尤其卖力。这种卖力似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动机。其一，他把所有的情感集中于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以表示他与所有人一样忠于和热爱毛主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二，他也试图通过这部诗作努力印证他的“主观精神”理论与具体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可能。但胡风这首诗作并没有受到有关人士的重视，相反，这首诗第一部分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随后的章节就只能转到别的报刊。
与胡风的激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从文在1949年5月30日显得郁郁寡欢。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牝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连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沈从文在1923年他20岁时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曾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但他坚持旁听。多方拜师，自修成才，接触到不少新文化人士，给他以思想启迪，但他始终保持家乡那一方水土给他留下的记忆。沈从文早年作品甚多，带有鲜明的湘西生活气息。1934年初，他回到离别十多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有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后来整理成集结成了系列散文《湘行散记》。出版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书写湘西女子之悲痛命运与美丽性情，那浓郁的湘西风情，使得他在中国文坛享有独特的位置。
然而，这一切在革命文艺时代到来之际开始崩溃。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形成一种局面，逐步把左翼革命文艺推向主流地位。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革命。沈从文从青年时代就倾向于启蒙思想运动，他也同情进步青年。例如，他对丁玲和胡也频就怀有很深的感情。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他写有《胡也频传》，丁玲被国民党监禁期间，他写有《丁玲传》。但沈从文始终怀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与革命文艺保持着一定距离。特别在革命文艺更趋激进化时，他试图坚守着另一种立场。沈从文始终以他的方式和故土血肉相连，他是真正站在乡土中国的立场为中国农民的命运而思考与写作，但受到了革命文艺阵营严厉的批判。在邵荃麟的那篇明着批判胡风、暗着批判沈从文的文章里，胡风尚未被点名，而沈从文则被视为敌对阵营的代表被批评。沈从文自那时起便不被革命文艺阵营接纳。全国解放后，他的命运可想而知。1949年2月，北平解放，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这次文艺界的盛会没有邀请沈从文。随后由42人组成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也没有推选沈从文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虽然这个筹委会里有丁玲，这位他青年时代就关爱的同乡也没有为他说上话。这预示着沈从文将在新中国文坛上彻底出局。1949年，对中国大多数热切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伟大的新时代已经拉开序幕；而对沈从文来说，则是被时代遗弃的苦难日子的开始。他这时已经出现精神错乱，自己也一再自我暗示“疯了”或“没疯”。他写道：
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一个真挚而诚恳的人面对外界极其强大的精神压力和有意的遗弃，陷入了自我认同的困惑之中，越是倔强却越是绝望。他不得不在“我”与“非我”之间不断辨析，不得不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艰难选择。从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沈从文是最早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群体之间的断裂与错位关系。在那些建国之初春风得意的文艺家们看来，他实在是一个在处理文学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上做得极为失败的例子。不过历史往往会给人意外的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被革命浪潮扔上沙滩的沈从文反而有了一个相对侥幸的人生，而有些热衷于革命政治的文艺弄潮儿们，冥冥中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种结局。